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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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了整整四个小时，只等来一辆马车，我们就拿出青年人的勇气，异口同声地说，把行李放车上，我们大家走路。一路上，同学们唱着歌，说说笑笑，三十多公里路，走了五个小时，到达师部驻地炮台，刘振世师长、史骥政委带领很多机关干部热烈欢迎我们，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我们是八一农学院首批毕业的学生，也是兵团农业战线上第一代技术员，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战斗在天山南北。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对自己选择来新疆没有任何遗憾。只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怀愧疚，那就是对儿子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他病了三天后我才赶回去，致使儿子终生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热爱工作，宁愿亏了自己也不愿亏公家。我当技术员时，要经常下连队蹲点。我的孩子当时才两岁，没人照顾，就请了个保姆。有一次，保姆到处找人带信说孩子病了，不会说话了，让我赶快回去。当时正是庄稼抽穗扬花的时节，我得把连队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指导完，因此耽误了一天。等我赶回去，把儿子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不会说了。我当时一听，就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儿子就这样成了聋哑人，后来找了一个聋哑媳妇，我有了个孙子，因为我内心对儿子一直十分内疚，所以决心一定要培养好孙子。孙子遂我心愿，品学兼优，是美国树华奖学金获得者。对不起儿子在孙子身上补，我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在孙子身上。
还有，就是1955年7月的一件事。那天我一大早步行到团部开完会后，天色已经晚了。回连队还要走八公里路，是回还是不回呢？大家都劝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里棉铃虫十分严重，耽误了治虫时间棉花就要减产，救灾如救火，我晚饭没吃就离开了团部，心想摸黑也要回连队，一个人走着走着，到了离连队还有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路两旁长着比人还高的芦苇和芨芨草，晚风一吹，“刷刷”直响，让人毛骨悚然。
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抬头一看，发现前面约一百多米处有一只狼正在那里蹲着。“独狼难对付”，当时我害怕极了，豆大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心想，我工作还不足两年，才活十八岁，就这样被狼吃掉，不是太可惜了吗？吓得既不敢吭声也不敢向前走，感到浑身都是麻木的。
狼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它站起来，向我逼近。
我可能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吓得大叫了起来。
狼愣了一下，后退了两步，然后继续向我逼过来。
我想跑，但一双腿好像栽在了那里，迈不开半步。我想捡块石头给自己壮胆，但怎么也弯不下腰。我只有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就在这危难之际，发现前面有灯光。原来是一位浇水的男同志，当时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就继续大声喊叫，有狼呀，快救命啊！那位军垦战士一边向我跑来，一边大声说，小姑娘，不要害怕！我来了！这时，狼见了灯光，害怕地跑了，我谢过这位同志，就赶快朝连队跑。那天我死里逃生，多亏了那位浇水的同志，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遗憾的是，我当时因为紧张，连他的名字都忘了问。
1960年冬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到下八户开垦新农场，所有的人都住进了地窝子。团长和政委有一间办公的小平房，但孩子和保姆住在地窝子里，团长王敬玉的爱人刘樱桃也是湖南女兵。有一天，一个地方上的老乡开车经过下八户，他没看清地窝子，也不知道地下住着人，把车开到地窝子上去了，一个轮子掉了进去，正压在刘樱桃住的地窝子上，把地窝子压塌了。保姆吓得大声喊叫，慌忙把一个孩子从泥巴里扒出来，但另一个孩子被压死了。刘樱桃正在地里劳动，当保姆抱着那个夭折的孩子哭着跑到地里，她一看孩子就大声叫起来，又是拍，又是喊，但孩子再也不能活了。她当时就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说起孩子的事，还有李道揆，她是八一农学院本科班毕业的，后任农八师农科所副所长，受到过农业部的表彰。她五八年在一四八团任生产股股长，不但要指导生产，还要兼管农、林、牧业和水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她正在地头劳动，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她走到芦苇地边，小便后，掉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她用纸包好拿回家，请医院护士查看。护士看后说，李股长，你小产了，是个女婴。她听后，心情难过极了，深思了一会儿，对这位护士说，我小产这件事，请你保密，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这位护士用同情的、难以理解的眼光看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问道，你的身体行吗？没关系。护士只好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第二天，李道揆又到了地头。
的确，那时的人都追求一种崇高向上的东西。
曹福民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当兵之前，她在杨开慧的母校湖湘女中读书。她五○年就考上了志愿军的文工团，但可能是出身地主的原因，没有让她去。第二年她参加了西北军区干部招聘团，到兰州后，分配在西北军区机要处。
她那时最喜欢唱的就是《共青团员之歌》，这首歌给她的鼓舞太大了，她至今唱起来还会热泪长流。到了兰州后，她并不安心，一心要奔赴祖国的边疆，一心想到新疆去。
后来新疆军区机要处需要人，她第一个要求去，领导同意了。
出发时正是元月。寒冷的河西走廊萧条得荒芜一片，孤独的一辆卡车上坐着四十个人，架着两挺机枪，直到二月初才颠到了猩猩峡，那里的气温零下四十摄氏度，晚上十二点，刚过七角井，车就翻了，好在人员没有伤亡。天太冷，大家用被子把自己包住也不管用。男同志就喝酒，让她也喝，说能御寒。她不会喝酒，喝了几口，反而觉得更冷，后来就冻得没有知觉了。
一直等了两天，才终于等来了救援的车，把他们接到新疆。她留在了新疆军区机要处。
别人都羡慕她，但她并不愿留在那里，觉得那里太舒适了。那时的人都追求一个英雄梦，她一心想去阿勒泰。当时那里连汽车都没有通，是新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
不让她去，她就不报到。正与上面闹着，未想身体不争气，她鼻窦化脓引起了视网膜发炎、化脓。当时新疆只有西北医科大学分来的唯一一个医生能做手术，但这种手术他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机要处决定把小曹转回兰州，但她坚决不走。她说，她既然来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后来，她的手术成功了，但阿勒泰没有去成。
1954年新疆军区与建设兵团分开，她分到了兵团秘书处。第二年她结了婚，丈夫是兵团组织部干事。她在秘书处的工作就是送送文件，很轻松自在。她不干，要求到农七师。这样，她丈夫也就跟她一起下来了。她丈夫到农七师当团委书记，她到一三二团当青年干事，不时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荒原与戈壁滩上奔波。“反右”开始，她们夫妻双双受到了冲击，都被下放到柳沟一场劳动。场里给了他们一间小平房，不久，她丈夫被弄到山上炼钢，她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参加劳动。
“文革”时她被正式下放。因为她哥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从华东师大毕业的弟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好多人一心想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当时把毛主席语录背得很熟，任何问题都可以用语录回答，别人抓不住她什么把柄，就只有让她下放劳动，挖厕所，种苹果。后来，甚至让她去生产“九二○”农药，她虽然没受过培训，但照着书上讲的，硬把农药给做出来了。“文革”结束后，她负责一四八团的教育工作，直到1989年退休。
我们这一代人顺顺利利的时候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整得你够呛，要生活下去全凭个人的毅力。
张振颖是1937年12月出生的，1951年参军时刚过完十三岁生日。这么小来到新疆，除了部队的培养锻炼，就是自己闯，后来还蛮有成绩的。她祖父与徐特立是同学，解放后由徐介绍进了湖南文史馆工作。父亲毕业于湖南大学，英语很好，解放前在洋行做事。解放后，她父亲失业了，后来经一个同学介绍到汉口一家银行工作，没工作几个月，就因脑溢血逝世了。她母亲毕业于长沙美术专科学校，在她两岁时就不幸去世了。她在家中排行老四，高小毕业，因无钱读书，正在着急，听说到新疆后可进学校，就决定要去。开头分到二十六师文工队，还没报到，文工队就解散了，她就到了九军医院，当了一名小护理员。按说她那么小，自己还需别人照顾呢，却护理起病人来了。第二年，她分到了化验室学化验，五三年就到了二十六师卫生处化验科，骑着马，去为“九二五”起义官兵查梅毒，把二十六师所有连队都跑遍了。那时的很多生物试剂——包括检查梅毒的抗原——都是她自己制作。她就从那里起步，发表了很多论文。国内的马鼻疽菌和星形奴卡氏菌就是她首次发现的。
说起湖南女兵，就回避不了说她们的婚姻问题。因为人们把我们称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大多数婚姻虽然是苦涩的，但它实现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愿望，让新疆屯垦不再一代而终。我们也的确因为在这里养育了自己的儿女，而把根扎在这里了。
刘玲明是石河子大学助理研究员，她五一年到新疆后，分到了驻扎在奇台的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休养连——也就是后来的卫生队——当护士。到后不久，部队就开到了北塔山、将军戈壁和准噶尔盆地深处去剿匪。那些土匪骑术很好，窜得比兔子还快。剿匪部队开到哪里，她们就跟到哪里。正是冬天，到处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们洗绷带都只能用冷水；吃的馒头，在怀里焐上好几个小时，里面的冰还化不掉。休养连的女护士只有五个人，所以在那半年剿匪的时间里，她基本上没睡过囫囵觉。
剿匪结束后，她们团开到乌苏，参加独山子建设，现在独山子已是个城了，当年却只是一片戈壁滩。领导说，要在那里建一个工业城，大家当然很兴奋，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不想，到独山子没多久就让她结婚了，她当时才十六岁。
这之前，卫生队队长想跟她结婚，她不，队长就关了她一晚上禁闭。她还是不。后来一个种甜瓜的老兵送给她一个甜瓜吃，队长就说她跟老兵有不正当关系。
从那以后，她总要想办法回避这方面的事，但无论怎样也回避不了。
有一天，他们突然把一张已经按了手印的结婚证明放在了她面前。可这个手印不是她按的，她当即就说，你们这样做太残酷了，我爸已给我订了婚。
订了婚退掉就行了。
可我才十六岁。
但你档案上明明是十八岁。
那是当初想当兵，自己把年龄报大的。
我们以档案为准。
但我是来搞建设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
这是为了更好地搞建设。你不要看不起老同志。人家是共产党员，是为了革命才没有结婚的。
这些大帽子一压，女兵们就没办法了。
对于婚姻这个问题，很多人没一点思想准备。反正，那个时候，你不结婚，就有人老找你的麻烦，每年总结，都有一大堆意见。婚一结，这些意见就没有了。
欧阳桂斌是湖南攸县人，1952年入伍的，在伊犁土改团工作过，走遍了伊犁牧区，住过羊圈，嚼过冰，啃过馕，学会了说维语，表现是很好的。当时就是因为对这种分配婚姻说了几句话，就说她对革命同志没有感情，入团时没有被通过。
不管怎么说，我们熬过来了，生命本身把那些东西战胜了。现在回想一下，生命高居在了那些东西之上。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无愧于父老乡亲，也无愧于这一片热土。如果家乡的亲人要问50年代初来新疆的辣妹子现在怎样了，就请你转告他们，就说我们很好。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我的故乡，献给我的亲人——
生在洞庭湘江边，
壮志凌云到边关。
且守边疆且屯田，
新疆旧貌换新颜。
立下愚公移山志，
戈壁沙漠变江南。
莫惧屯垦一代终，
后人济济满天山。
廖群：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
我在这里开了二十六年拖拉机，最后从一四九团砖瓦厂退休。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特别是一生生活在最基层连队的女兵，虽然才六十五岁左右，但大多已去世了。我们是受了一辈子苦的、最苦的女兵。艰辛的劳动，使很多人在三十岁、四十岁或五十来岁、六十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农工嘛，就是与泥巴打交道的人，泥巴永远在，人嘛，被泥巴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最后自己也成了泥巴，与泥巴打交道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进疆的湘女主要是指1951年和1952年的，经戴庆媛和朱楚湘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去查证，1950年和1951年有三千多人，有花名册；1952年只有统计数字，是四千多人，共八千余人。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留下过我们湘女的足迹；只要有团场的地方，就留下我们湘女劳动的身影。每一片绿洲，包括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水泥厂、八一面粉厂、八一合作总社、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都浸透了我们的汗水。有不少人埋骨天山，长眠新疆。
人家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好多湘女不仅仅是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她们还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后来，兵团需要劳动力，需要人口，他们又动员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种一人来疆牵动全家来疆的情况很多。
宋承莲自己吃了很多苦不说，有了孩子后，就把母亲接过来了，母亲离开了长沙的生活环境，到新疆来吃玉米子，吃土豆白菜，受风沙严寒，最后埋在了新疆。后来，她又动员弟弟从长沙来到了她工作的一四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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