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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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对象是明朝的十六个“臣”。中华书局倡导的“正说历史”在图书市场上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作为作者，我希望这个品牌能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和眷爱；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同样能体会人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渴求。因此，我尽可能地说有根据的话，并尽可能真实地摹写我心目中的“明朝十六臣”的神貌。
明代的历史很长，从1368年朱元璋立国到1644年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共计二百七十六年。其间，科举制度源源不断地为明朝皇帝们提供统治人才。选拔举人的乡试，在两京、十三布政司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举人们，无论后来是否通过次年的会试并成为进士，都很少有完全闲居在家的。他们与从另外一些途径进入仕途的人，构成了明朝近三百年统治的社会基础中最坚实的部分。
在这人数众多的臣僚中，我选择十六位作为叙说对象。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人们在传说、戏曲中能够常常见到的。
十六臣各有自己的特点。刘基是精通天文的谋臣，其神话般的地位多是后世捧出来的；徐达是忠武的大将军，功业盖世，其子女却卷入了政治风波，有的竟死于非命；方孝孺是迂阔、节义的书生，遭受十族惨剧，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死的声名；姚广孝是和尚与政客的混合体，做成了大事业，却遭到老友和亲姐的唾弃；杨士奇是辅佐出“仁宣盛世”的政治家，却因晚年因循守旧而遭人讥讽；况钟是《十五贯》中所塑造的清官，但十五贯一案却不是历史上的真实；于谦以一介文臣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却成为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王守仁是富有军事才能的大思想家，也是推动明代文学趋向个性解放的人物；严嵩是柔媚顺上的内阁大学士，但他的诗文却属一流，晚年更因溺信恶子而下场凄凉，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胡宗宪是东南平倭的功臣，却因品行惹下非议，死于牢狱；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被人孤立，倒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升迁；张居正是“善于谋国，拙于保身”的改革家，对小皇帝尽心辅佐，不料祸发身后；戚继光是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晚年却只能靠回忆排遣寂寞；李贽是正统官僚眼里的叛逆，是有真性情的思想者，身后却遭到包括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在内的几乎一致的痛骂；袁崇焕是捍卫明代边疆的最后一位能臣，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家人的刑场上，奇冤难雪；吴三桂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但其早年竟有一段“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人生传奇，传颂一时。这些人，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性格，他们的举止行为在明代历史上都留下了非常深远的痕迹。历史常常因他们而发生转向。
从制度上看，明代政治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皇帝。《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说：“明朝的皇帝是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他们，政府的权力就不能运转。”照此看来，臣僚们的任务仅仅是照着皇帝的意思去服从就行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并不是这样简单：臣僚们可以利用皇帝的专制威权，来按自己的意思处理政事，例如张居正；对于主要做地方官的，他们同样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为百姓办实事，赢得好评，例如况钟和海瑞；对于主要兴趣在官场之外的，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一批批的学者和平民，例如李贽。总之，在专制皇权占据着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结构中，臣僚们依旧可以发挥他们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和文艺才能。也正是有了他们，明代历史才会显得斑驳多彩，波澜起伏。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我们可以在对历史人物的阅读中感受动荡不安的政局，感受雄阔、清廉、勇敢、偏激、欺诈等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在感受中接受，排斥，感叹，或者厌恶。于是，原本离我们很远的历史，或许就离我们很近了。如果这本小书能让读者朋友们感受到明代历史人物的丰富多姿，那就足够让作者感到欣慰了。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一部分正说明朝十六臣 刘基
今天，如果问人们，刘伯温是什么人？估计很多人都说知道，说他能够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年，厉害得很。可是，谁又知道，真实的刘伯温（刘基）在其生前和身后，原本并没有这么高的名声呢？
转机出现在他死后一个半世纪，也就是嘉靖十年（1531），刘基的同乡、刑部郎中李瑜向当时的世宗朱厚熜上疏说：“（刘）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徐）达。”意思是说，刘基应当陪着太祖朱元璋享受祭祀，他的子孙也应该像中山王徐达的后代一样世袭爵位。祭祀、爵位是国家大事，世宗命大臣们讨论此事。结果大臣们一致赞同，说：“高帝收揽贤豪，一时佐命功臣都有巨大的功勋，而帷幄奇谋、中原大计，却多是刘基的贡献，所以当初太祖在未定天下时就说刘基是自己的张良，后来封刘基爵位时又将他比作诸葛亮。刘基应该配享于太庙。”在这一年，刘基的九世孙处州卫指挥刘瑜袭封为伯爵。我们知道，在明初诸将中，徐达位列第一。嘉靖朝的大臣们竟将不以赫赫武功见长的刘基与徐达并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在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中，有一个集团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这就是淮右集团。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都是淮右人。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新朝中究竟能占据多大的地位，是很值得怀疑的。刘基的谋略与功勋，尽管被朱元璋所器重、承认，但似乎终究因其地望的关系而不能享有更高的地位。从刘基先后被李善长、胡惟庸迫害的事实来看，刘基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明初的历史中不会有很深远的影响。明代开国第一功臣的位置，是被李善长占据的，李为韩国公。刘基的爵位仅为诚意伯，而伯的爵位，列于公、侯之下。一直到十五世纪末，即明代弘治年间，刘基的声誉才稍稍有所提高，十六世纪初期，武宗再次表彰了刘基的开国之功。当然，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尊崇一位开国功臣乃为平常之事。
但是，嘉靖朝的大臣们以刘基与徐达并称，骤然拔高了原本普通的刘基的地位。这对刘基来说，也许意味着一个神话的开始。传说中的刘基，更是一个妙算阴阳的神一般的人物。其实，在功成名就的背后，真实的刘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说，这是一个绝顶聪明但却略带悲剧性的人物。明末学者朱国桢论刘基，有一句精彩的概括：“刘基当初是元的进士，那时他忠于元；后来成为元的逐臣，他就隐居待时，终于辅佐朱元璋成就了事业。”刘基生平，大约也以五十岁为分界线：五十岁前效忠于元朝；五十岁后扶佐朱元璋。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一部分大元朝的小臣
大元朝的小臣：1311—1359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阳村（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岳梅乡武阳村）人。青田县在元末属江浙行省处州路（今浙江丽水），东临温州路（今浙江温州），境内多山。南田山在青田县城南一百五十里处。南田山的形势，乃是“万山之巅，独开平壤数十里，号南田福地”。《洞天福地记》中记载说：“古称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既是福地，自然少不了生出一些豪杰英雄。刘基曾有诗形容家乡南山之美景及风俗之醇厚：
我昔住在南山头，连山下带山清幽。
山巅出泉宜种稻，绕屋尽是良田畴。
家家种田耻商贩，有足懒登县与州。
……
东邻西舍迭宾主，老幼合坐意绸缪。
山花野叶插巾帽，竹箸漆碗兼瓷瓯。
酒酣大笑杂语话，跪拜交错礼数稠。
丰收之后，乡人们欢乐的宴饮图，或许构成了刘基心目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太平景象。宴饮过后，人们“出门不记舍前路，颠倒扶掖迷去留”、“朝阳照屋且熟睡，官府亦简少所求”的生存状况，是多么宁谧而值得回忆啊。
刘基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父亲刘爚（yuè），字如晦，曾官遂昌县学教谕。像许多士人一样，刘基知道科举是他通往成功的惟一途径，因此，他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尤其精通《春秋》。十四岁时，刘基成为处州路学的一名学生，迈出了漫长科举路的第一步。他的聪明很快在学习中得到展现。据说，人们很少见他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刘基对于书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天文书，翻过一遍后竟然立即能背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的胸中了，要书何用？”这大概是发生在他参加大都的科举考试时的事情。
刘基在元至顺三年（1332）为举人，参加次年的会试和廷试就考中了进士，可谓一帆风顺。按元朝的规定，必须到二十五岁才可以参加乡试，可是刘基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就是进士了，原来他在报考时虚报了三岁。虽然在年龄上作弊，但考中则是靠真才实学，所以刘基的高中在乡间一时传为美谈。然而，与科举的坦途相比较，刘基的仕途却显得坎坷得多。毕竟，科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
元统元年（1333）的进士刘基，直到至元二年（1336）才授了一个高安县丞的官职。县丞是协助县令处理政务的小官，秩正八品。此后二十多年中，刘基先后出任过江西行省掾史、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行省都事、行枢密经历、行省郎中、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官职。这些官职中，儒学副提举是从七品，行省都事是七品，处州路总管府判是正六品。二十余年的宦途，不过一直是沉沦下僚罢了。对于自负不世奇才的刘基来说，自然极为郁愤。不幸，刘基的性格又是“疾恶如仇，与人往往不合”。刘基后来在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对话中也说自己“疾恶太甚”。在贿赂公行的元末官场，刘基的性格让他屡受打击。根据通行说法，最严重的打击分别出现在元至正十四年（1354）和元至正十六年（1356）。
元至正十三年（1353），四十三岁的江浙行省都事刘基因建议捕杀方国珍，与朝廷抚绥政策相左，次年春被羁管于绍兴。当时，刘基本人“发愤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门人密理沙劝阻道：“如今朝廷是非混淆，岂是先生自杀的时候？况且太夫人在堂，您死了，她老人家怎么办？”羁管绍兴，倒让刘基真正享受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轻松时光。他纵情山水，写下不少关于绍兴的游记。在《游云门记》中，他说：“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岂其他无山水哉？多于山则深沉杳绝，使人憯凄而寂寥；多于水则旷漾浩瀚，使人望洋而靡漫。独会稽为得其中，虽有层峦复冈，而无梯磴（dènɡ）攀陟之劳；大湖长溪，而无激冲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焉。”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文字，或可相信刘基真是会得了儒家中庸的精神。然而，绍兴山水之美，并未使刘基完全忘情其中。至正十六年（1356）春，江浙行省的一纸调令激起了刘基心中的涟漪（yī）。虽然绍兴风景难舍，但治国平天下的强烈愿望还是使刘基马上接受了这一调令，离开了绍兴，出任江浙行省枢密院经历，与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等同守处州。
不久，刘基升任行省郎中。与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一段时间，是刘基心情最激昂的一个阶段。他与石抹宜孙彼此赋诗酬唱，甚是相得。然而，刘基虽然守土功大，但朝廷仅将刘基升为处州路总管府判。这一职位变动，使刘基对朝廷失望到极点。据说，刘基收到朝廷的谕旨后，即于庭中设香案，拜敕书，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见授，无所宣力矣。”既然官职让充满抱负的刘基无法施展才能，于是他决计弃官归田，隐居在南田山下。刘基之言表明，他不是有意不为朝廷效力，而是朝廷没有重视他，给他的职位太小，让他无法干一番事业。
此时，天下大乱，地处偏僻的处州路也不宁静。元将石抹宜孙镇守着处州路，其弟石抹厚孙镇守处州北面的婺州路（今浙江金华）——那里是刘基好友宋濂的家乡。处州路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开始进逼。隐居的刘基一方面已无法再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却从内心中瞧不上纷起的割据势力。在刘基心中，这些占据一方的“寇”最多也就是“勾践之业”，称霸一方而已，不值得投奔。于是，刘基一边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一边著《郁离子》，以寄托自己的一腔幽愤。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刘基正是这一类精英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在各路割据势力中，尤以朱元璋的势头最猛。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他的部队攻克了婺州路，不到一年，即第二年十一月，处州路也落入朱手，刘基的好友石抹宜孙败走。最后一块让刘基容身的净土也失去了。后来有人说：“这一年，先生因不为元用，隐居青田。如果不是这样，势必与胡琛、章溢等同议守备，出奇制胜。”以刘基的谋略，朱元璋的军队是否能顺利攻陷婺州、处州，还真是难说。明代学者王世贞就说：“元朝不用刘基，等于是将刘基送给了太祖朱元璋。不使刘基与太祖角力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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