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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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关于练兵，一要重视对士兵的平日训练，二是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他认为，士兵们应当重视平日里的教场操练，把训练当作真正临阵抵敌一般来体验，甚至平时不训练的时候也要“一心想着杀贼，蓄养锐气，军容整齐”。练习之法，先练“伍法”，即队伍之间的整合，其次练胆气，再次练耳目，再次练手足，最后练营阵。首练伍法，看得出戚继光对于军纪的强调，而对于士兵的个人能力，却是首重“胆气”。这种理论说明戚继光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训练的将领。他练兵，不是练单纯的武艺，而是要练就一种军魂，一种气魄。
蓟州练兵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当隆庆六年（1572）汪道昆代表朝廷巡视蓟镇时，戚继光在汤泉（今河北遵化县北）组织了一次有十万士兵参与的演习。演习规模之大，气势之伟，令亲自观看演习的戚继光本人都深受感染，有“中心实属恍惚”之叹，相信“边事真有可为”。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镇北：朔风边酒不成醉 落叶归鸦无数来（2）
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蒙古俺答汗与明廷讲和，被封为顺义王，宣府、大同以西边疆相对来说比较平定。骚扰边疆的只是东部一些小部落。经常侵犯蓟镇一带的是朵颜部的酋长董狐狸。然而，面对军容齐整的戚继光部队，董狐狸只是一次一次地失败，最后不得不在万历三年（1575）与明廷讲和，双方通贡互市。此后虽然偶尔会有一些战事，但是，戚继光与李成梁分别镇守的蓟州、辽东，始终固若金汤，保障了明廷东北边境的安全，而蓟州军容之盛，也为诸边之冠。据《明史》记载，蓟州防备极其完善，敌人根本找不到漏洞，只得转而骚扰辽东。这样，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就经常打战，似乎显得“战功卓著”。但比起戚继光镇守蓟州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名来，那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这样的防御一直持续到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调离蓟镇。他调离蓟镇，是与张居正之死有关。张居正在万历十年（1582）死去，随即便遭到神宗的清算，而凡与张居正往来密切的大臣，多半受到牵连。戚继光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遗憾地离开了北部边疆。清人编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戚继光的诗文有这样的评价：“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看来，蓟镇的近二十年岁月，毕竟给戚继光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兵法：迹至粗而用至神
戚继光在某些方面更类似文人。例如，他在另一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的序言里，大谈“仁义”、“心”一类的儒学内容。他甚至认为兵法的根本也在于“人心”：“黄帝之法，根于几微；汤武之兵，本诸仁义。几微之所由起，仁义之所从出，在于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像黄帝、成汤、周武王等人的用兵之法，都是本于人心。从这种理论来看戚继光的实践，他在剿倭时对胁从者的宽容，以及练兵时强调精神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通过这样的表述，戚继光将被当时文人们形容为“粗迹”的军事行动，升华成一种蕴含精微道理的行为。然而，戚继光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军事理论家。他曾在《练兵实纪》一书中说过：“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实用，是戚继光军事理论的根本原则。他在练兵时，特别反对花法，要士兵一定要摒弃一切花架子，要学会实战的真本领，这样才不会在战场上吃亏。
晚明有一个戚继光兵法的崇拜者，写了一部《武备新书》，提出要制造“火龙卷地飞炮”，大概就是雕木为虎豹之形，以轮驾之，使口中出火，藏炮于腹，点火于马尾，使其冲敌。这一“创意”被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大大嘲弄了一番，说“殆于儿戏”，跟小孩子玩儿似的。然而，这部书也题名为“戚继光撰”，显然是托名，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戚继光在军事理论上的声名。戚继光的军事理论著作，迄今所见主要是《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在这些书里，富含着这位爱国将领关于治军、实战等方面的理论。
一、治军。戚继光治军，首先提出一个军队职能的问题。针对明朝军队战斗力不强而搜括民脂民膏却不遗余力的怪现象，戚继光提出士兵的首要职能是“保国安民”。他说：“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士兵如果不愿杀贼，反而祸害百姓，便也变成了贼。他经常用宋代岳飞的岳家军来作榜样，认为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就是保国安民的典范。
其次，戚继光指出，处理好官兵关系是治军的关键。他对将领们说，官与兵要同甘共苦，要身先士卒。所谓的身先士卒，“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也就是要求将领们能时时“吃苦在前”。戚继光本人，也坚守与士兵同甘苦的原则。在浙江平倭时，有一次戚继光行军到乐清，恰逢大雨。当地的士绅请戚继光入室避雨，戚继光说：“上千士兵都露天站着，我怎么可以独自进屋避雨呢？”他虽然治军严明，但是对士兵们却非常爱护。他曾说过，自己的军队“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个兵五棍”。这种恩威并行的治军方法，使得戚家军能够有良好的军纪，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在戚继光的治军理论中，“练将”是极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将领，必须是德、才、识、艺兼备，而以德为先。没有德的将领，就是没有“将心”的将领，最后可能会堕落成“骄将”。将领必须具有知识，文武兼备。因此，他提出要加强对各地武学的儒学教育，让学生们在娴习武艺的同时，能有更好的识见。
二、关于战争。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给养问题。他认为，保证足够的军用物资的供应，是保持军队在战争中主动性的首要条件。为此，他在平时的行军中，要求每队都必须有常备的伙头军、行军用的锅。每个士兵在行军中都必须带上干粮和行装。一旦作战，要做到件件齐备，“一器不乏”。其次，戚继光重视“行军快速”。在对敌作战中，军队必须灵活应变，攻敌之无备，出敌之不意。戚继光要求军队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调动，集结最优势的兵力，迅速歼灭敌人。《明史》称戚继光作战“飙（ｂｉāｏ）发电举，屡摧大寇”，就说明了戚家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再次，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武器。例如，在浙江沿海平倭的那一阶段，戚继光特别重视火器的运用；在镇守蓟州的时候，由于蒙古骑兵移动迅速以及北风的原因，戚继光明白火器的使用相对受到限制，就特别强调要发展车兵。他说，与蒙古军队作战，当以车兵为正兵，依托战车，结成车营，以抵挡蒙古骑兵的冲击，而步兵则以战车为掩护，同时可以保护战车，骑兵作为奇兵可以抄袭敌人的后路。这样，面对敌人骑兵的冲击，车兵们可以结车为险，俨若一座移动的小城，各兵种协同作战。此外，戚继光特别重视兵器之间的搭配使用。例如，要对付倭寇的锋利倭刀，要多使用狼筅（ｘｉǎｎ）、大棒、长枪等长兵器；对于火器，他改变以前火器笨重的毛病，在规格、口径、铅弹大小、弹药分量上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火器成为戚家军用以克敌致胜的重要武器。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据说，在戚继光离开蓟镇后的数十年中，“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他所训练出来的南兵，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总兵李如松就说，平壤大捷所用的战法，“乃戚将军《纪效新书》，本是御倭之法，所以全胜”。清代曾国藩的湘军，就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按戚继光的募兵制度、训练思想、军队纪律、作战战术而组建的。据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后期军事领袖李秀成也非常推崇戚继光，案头常存一部《纪效新书》。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家，晚年却被朝廷弃用。在万历十一年从蓟州调往广东之后，戚继光数度萌发归隐的念头。没有首辅张居正的照顾，戚继光或许自感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前途，倒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了。这时期，他的诗文中有“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一句，自况“功狗”，很难说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骚。万历十三年（1585）冬天，戚继光告老，得到神宗的批准，回到了山东老家。在老家，戚继光所能做的，也就像所有的致仕官僚一样，修家庙，整理文集，再做点慈善事业，以此来排遣晚年的寂寞。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在家乡病逝，年六十。死前，他在奉于家庙的一篇祝文中写道：“游子三十年行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三十年的军事生涯，在戚继光的笔下，如此的轻松，但又似乎格外的沉重！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范中义：《戚继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袁崇焕
袁崇焕为官的十余年，就像一幕大剧，混合着各种各样的元素：监军、红夷大炮、孤城抗敌、尚方宝剑、擅杀、勤王、反间、见驾被擒、下狱、磔死（磔，ｚｈé，指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奇冤。一个人完不成一幕大剧，在主角袁崇焕身边，崇祯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毛文龙、满桂、祖大寿、钱龙锡等人纷纷配合出场，而演出的背景则是后金与明廷之间的交战以及明末党争。
无疑，这是一幕大悲剧，以袁崇焕被磔死结尾，伴随着明廷东北防务的一蹶不振。然而，悲剧的主角在明朝末年一直没有得到过同情。据说，崇祯十四年（1641）时有一个叫梁非馨的人，上疏白袁崇焕之冤，朝廷有赐葬之举。但是，此事很少为人所知。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的考证，南明弘光帝、永历帝都曾有昭雪袁崇焕之意。永历帝还追谥袁崇焕为“襄愍”。不过，南明小朝廷僻居一地，影响不大。直到清朝编修《明史》，编修者检阅《清太宗实录》，才发现袁崇焕被冤杀的背后，竟有着清太宗皇太极的反间计。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给军机大臣下谕旨说：“我昨天批阅《明史》，发现明朝袁崇焕督师蓟、辽，虽然是与我朝为敌，但却能忠于所事。那时明朝主暗政昏，不能让他尽其忠诚，以致身遭重刑，深可悯恻。”随后，乾隆皇帝命广东巡抚查寻袁崇焕后裔，加以抚恤。至此，袁崇焕的冤屈才渐渐为人所知。民国初年，北京建袁督师庙，庙内正中塑袁崇焕石刻像，石刻像上悬袁崇焕手迹“听雨”一额。梁启超先生首开袁崇焕研究之学，称袁崇焕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千古军人模范”。此后，袁崇焕的形象渐趋伟大。今天，对袁崇焕的研究已经涉及其各个方面，包括袁崇焕的籍贯、后裔、军事业绩、议和、杀毛文龙、诗文、文物故迹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袁崇焕的认识。
历史总是有它的两面性。袁崇焕的丰功伟绩及旷世奇冤背后，也有其性格的因素。从一介书生，迅速崛起为边疆重臣，说明袁崇焕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敢做敢为的性格。在一个自命不凡而多疑的崇祯皇帝看来，袁崇焕的才能是值得重用的，也同样是需要防范的。所以，当明末政治盛行虚矫爱国之气，而又不敢相信袁崇焕不会通敌时，袁崇焕就必死无疑。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书生做监军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东莞人。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袁崇焕大约在三岁左右便离开东莞来到广西藤县的莲塘村生活。二十年后，袁崇焕回过东莞一次，写下《登贤书后回东莞谒墓》。所谓“登贤书”，即中了举人。大概中举之后，袁崇焕例当衣锦还乡，回东莞谒祖墓。诗中说：“少小辞乡国，飘零二十年。”不过，袁崇焕中进士的年龄似乎不小。他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随后被授予福建邵武县知县一职。这一年，袁崇焕已经三十六岁了。知县的职位虽小，但却很有可能被选为位卑权重的御史或给事中，可以干一番事业。看来，袁崇焕的前途一片光明。
袁崇焕虽是一介书生，却不愿做一个腐儒。他对于军事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按部就班地升官的愿望。在明末社会中，谈论兵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据说，天启年间浙江乡试中策论的题目就是关于“辽东兵事”的。像陈子龙、徐孚远等松江名士，都是喜欢谈论兵法的。
袁崇焕做官的那一年，明朝军队与后金军队在萨尔浒发生了一场重大战役。明朝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共约十万人，而后金亦集八旗精锐共六万人。决战的结果是：明朝将领阵亡三百一十多人，兵士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损失战马二万八千匹；后金伤亡仅数百人。一贯自大的明王朝，终于感受到来自东北的巨大压力。内阁首辅方从哲请求皇帝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良策，以图保卫辽东。远在前线的经略杨镐，也作为战败的主要责任者被逮进了诏狱。袁崇焕这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自然受到这种情势的感染。他中进士后虽然远赴东南的福建邵武县任职，但依旧关心军事问题。据说，袁崇焕“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每次遇到退伍的将校或者老兵，都要向他们请教边塞的形势。所以，袁崇焕也始终“以边才自许”。
天启元年（1621），东北的战事更趋恶化：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尽失。天启二年（1622），身为地方官的袁崇焕按惯例朝觐，即向朝廷述职。御史侯恂知晓袁崇焕的军事才能，便请求朝廷对袁崇焕破格录用，于是袁崇焕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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