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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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大臣。他加王文、杨善等人太子太保等衔，赐内阁大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收了皇帝的东西，这些大臣再也不好提反对的意见了。二是采纳黄竑进呈的“永固国本事疏”。黄竑，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因袭杀广西思明府知府而被捕入狱。为求自救，他派下属进京上奏请易东宫。景帝抓住这个机会，将奏疏发给朝臣讨论。大臣知事已至此，无人能够反对，王文等人先后签名同意。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朱见深为沂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仅仅一年后，朱见济病死。景帝此时又无其他儿子，储位遂空。太子问题成为当时的敏感话题，一场复储风波也由此产生。景泰五年（1454）五月，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在奏章中肯定了英宗的地位，希望景帝能改变对英宗的做法。景帝被震怒了，将钟同、章纶下狱，而钟同不久就被杖死狱中。景帝不立朱见深，是寄希望于能早日诞生其他的儿子。　　　　
　　　　更立太子和复储风波，成为夺门之变的诱因。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景帝身体素来不好，群臣请立太子以备不虞。于谦与多数人倾向于复立朱见深，司礼监太监王诚谋立襄王子。景帝不想更不愿再立他人之子为太子，推说自己只是小病，过几天就可以上朝了。　　　　
　　　　谁也没有想到，当景帝病重的消息传出后，一场阴险的宫廷政变便精心筹划出来。徐有贞、石亨等人秘密谋划，决定拥立困居南宫的英宗复辟。徐有贞是谁呢？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北京保卫战前提议南迁的徐珵。因为南迁之议遭到否定和嘲笑，徐珵在之后的官场中混得并不顺利。他曾上下打点，希望能够得到晋升之阶，但没有得逞。阁臣陈循帮他出主意，劝他改名，于是徐珵改名徐有贞。徐有贞颇有智谋，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脑人物。石亨本来因罪削职，于谦请求皇帝赦免，并重用他为总兵官。可是，后来石亨跟于谦的关系也破裂了。徐有贞和石亨因共同的仇恨而勾结到一起，发动了一场阴谋。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晚，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率兵来到南宫。由于城门坚固，他们毁墙而入。徐有贞率众人拜伏在惊恐的英宗面前，请英宗复辟。在徐有贞等人的搀扶下，英宗入东华门，进奉天殿，此时已近凌晨。群臣正等待景帝视朝，听见殿中喧哗，感觉到有大事发生。这时殿门打开，徐有贞从里面走出来，高声对众人说：“太上皇复辟了。”群臣先是惊愕，随即入殿称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英宗改年号为“天顺”，废景帝为郕王。英宗命徐有贞入内阁，参与机务，加兵部尚书，石亨等人各有加封。原内阁诸臣皆被斥逐，陈循也不例外。陈循往日有恩于徐有贞，而这时徐有贞并没有救助他。　　　　
　　　　复辟当日，英宗就将于谦、王文等人逮捕入狱。但是想要杀掉于谦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为官清廉的大臣并不容易，必须要找一个听起来可以服众的借口。英宗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用历史上惯用的“莫须有”手法，以“谋逆”的罪名将于谦处以极刑。所谓“谋逆”，是指于谦勾结黄竑更立太子和欲迎立襄王子。事实上，这些都是牵强附会和捕风捉影的事。当王文在狱中力辩无罪之时，早对情势了然于胸的于谦苦笑着对他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分辩有什么益处？”其实，英宗心中也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十分犹豫，知道“于谦实有功”于朝廷。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夺门就没有正当的名义。”英宗这才下定决心。　　　　
　　　　据《明史》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mái）四合，天下冤之”。有个叫枺è括＃┒闹富樱臼遣芗椴肯拢谟谇行痰牡胤揭跃评醇赖焖纯薏灰选２芗榉浅Ｉ闷け尥创蛩５诙欤匀患腊萑绻省６级酵洛由罡杏谇乙澹找藕≡嵩诒本┏俏鳌：罄矗谇难佑诳到涔樵嵊诤贾菸骱厦娴娜ㄉ铰础Ｃ髂┒洳橛谏俦ｌ糁性疲骸　　　�
　　　　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　　　　
　　　　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奇祸背后

　　　　于谦为什么会死？真的像徐有贞说的那样简单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有“于青天”之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当时河南官吏入朝之时，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进京时，则是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进京诗》一首：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北京保卫战，论功于谦为第一功臣。景帝知其清廉，特命给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阖家良贱（连仆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还有剩余呢。而且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不受，言：“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与于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至天下承平，他又不贪恋手中的权力，多次请求解除权力。这样的风范，古今能有几人？于谦借副都御史罗通回京的机会，上疏请求专理兵部事务，令罗通总督军务，景帝不允。后来于谦得病，疏请石璞掌兵部事。景帝以兵部事务繁忙，石璞初任，仍令于谦执掌。景泰朝，曾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鸣不平：“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大臣皆默然无言。　　　　
　　　　正是这样一位有操守的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夺门之变后，是哪些人希望于谦被押送刑场呢？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联手欲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虽然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希望改名字能够让他的政治生命得以重新开始。恰好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职位出缺，时为翰林的徐有贞有意得到这个位置。他的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由杨宜多次向于谦求请这个职位。于谦曲意答应了，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景帝依稀还记得这个人就是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徐有贞并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遂衔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倖，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从更立太子到复储风波，短短数年之间，明朝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中，有的豪壮，让人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如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有的沉重，让人窒息，让人绝望，如功臣于谦的冤杀。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在宫廷政变、政治权术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总能见到光怪陆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操守。也许随着时间飞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记起，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些事情让人记起，有些人值得牵挂。于谦正是这样的人，他也做过这样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诏复原官，追赠太傅。弘治七年（1494），赐谥曰“肃愍”，建祠，匾额书“旌功”。万历十八年（1590），改谥为“忠肃”。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赖家度，李光璧：《于谦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　　　　
　　　　（2）林寒选注：《于谦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晚年居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他的学说——王学（阳明学）——也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先生著《王守仁》，说他是明代学者的重镇、宋明理学的高峰。钱穆还曾说：“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即使在明朝人看来，王阳明的个人魅力也确实非凡。明末崇祯时期的学者黄景昉说：“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这种豪杰之气，使王守仁几乎很难得到“醇儒”的赞誉。然而，他在生前却确实以近乎诡辨的睿智和显赫的军功征服了世人。　　　　
　　　　当代学者陈来先生曾说，王阳明身上最典型的精神气质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豪雄、神秘。对于王守仁的一生来说，作为政治家，其豪雄之气无与伦比；作为文学家，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作为思想家，他是一个提倡神秘主义的牧师，影响深远。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政治家：坎坷之途（1）

　　　　王守仁的一生，几乎体验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科举、任官、谏诤、廷杖、贬谪、平叛、晋爵、受诬、辞官、病老等。其中正德十四年（1519）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视为王守仁的不世奇功，而新建伯的爵位也由此获得。　　　　
　　　　然而，王守仁的政治生涯却体现为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政治声望不断升高，另一方面却是仕途日趋坎坷。平定宁王叛乱，无疑代表着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在此之前，王守仁恪守着一个官员兢兢业业的本分，却从未受到重用；在此之后，王守仁一定是想起了功成身退的古训，所以借着为父亲守丧的名义居家不出，但却拗不住朝廷的征用，最终死于军旅劳累。　　　　
　　　　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据王守仁门人钱德洪所编定的《年谱》，王守仁的先世可以追溯到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那里，甚至更早。从王守仁的六世祖王纲开始，余姚王氏就以文学知名。王纲曾受到刘基的赏识，出任广东参议。王守仁的高祖王与准，精通《周易》、《礼记》诸经。后来，王阳明以《周易》中第，正体现了他的家学渊源。王守仁的曾祖王世杰，曾贡入太学，也有著作行世。祖父王天叙，虽然在功名上没有什么成就，但却被后人描述成陶渊明、林逋这样的隐士。从六世祖到祖父，王守仁的家世似乎正在逐渐没落。不过，家学的渊源和积累，最终在他父亲王华那里得到了体现。　　　　
　　　　成化十七年（1481），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