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晏智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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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我们还要期待这种成熟的市场运作和国家相应的宏观调控的相继出现。离这样一个目标恐怕还有相当的距离，而在这个时候，首先弄清楚，这样做的一般的理论基础，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话说回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不能达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还局限于我们过去的信奉的某种教条，那么你就休想前进一步。首先资本就不能加以认可，一谈资本那就是剥削。还有经营管理，因为它同资本的作用经常的区分不开来，至于科学技术，要真正落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对科学技术人员就要那样重奖？这让我们全民、全党都有一个共识，还需要有个过程。因此在现在，我的意思是说，在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的这些想法，这些观点，是诚实劳动和认真思考的结果。而在这样思考的过程中间，作为标准，作为追求的目标，就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可靠的理论上的依据。这就是我的目标和标准。至于意见本身，自然欢迎，包括在座的各位提出意见。我要讲的完了。
主持人：好，听了晏院长的抑扬顿挫的学术报告以后，可能现场观众有一些心得可以直接跟院长交流，在交流之前呢，咱们先看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叫做“我爱的人伤我最深”。他说，我看到一篇评论，说您写过一篇论文，名字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若干思考，说您以一位中国经济学者的眼光，对包括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外来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思考，提出了中国应该有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学体系。据说，您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种符合国情的体系，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也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学，我很佩服您的学术勇气，但我为您的退休金担忧，您老可千万不要晚节不保啊。
晏智杰：谢谢这位网友的关怀，不过他讲的是事实，我是抱有这种观点，并且已经在几年以前公开地提出来了。不过我想，在我们国家改革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阶段，那么我也许不会有过去有些前人那样的一种遭遇，因为我对我们的改革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了，即使有什么挫折，有什么曲折，我也都在预料之中。刚才我说了，我追求的目标就是，如何有利于中国改革的发展，其它的都不在考虑之内。
主持人：好，谢谢。这位网友叫“鱼儿鱼儿水中游”，他说，我以为您要谈的分配问题是下岗女工的生活保障问题，听完之后才知道，分配制度是如此的广阔的话题，不过，我还是关心分配财富的时候，如何考虑下岗女工，因为我妈就是其中的一员，而她下岗不是因为她没本事，而是因为她是下乡知青，她为边区奉献过，也牺牲过，所以社会分配不应该抛弃她的。 晏智杰：这位网友说的话，我抱有深刻的同情，因为下岗的人员，我的亲戚里面也有，他们同样跟这位网友说的一样，也不是因为自己无能，更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只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才不得不下岗。但是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以为是很重要的，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中间，我们必须要给低收入者，其中特别是下岗的职工以特别的关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过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人们的生活作出了贡献，只是因为我们改革前进了，那么他们不得不下岗，也就是说，他们为这个改革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牺牲，这个牺牲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有点无奈，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这个企业的效益也很难提高，因此不得不下岗。但是，既然考虑到这样一个历史的情况，我们对于这些下岗的职工，的确要给予特别的关照，这也就包含在我刚才说的最后那一点中间，就是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中间，我们不能够任凭市场调节自由地发挥作用，我们还要有政府的相关的宏观调节，使得其中就包括对于下岗工人，应该保证他们最低的生活费用。所以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值得重视的。
观 众：我想请问一下晏教授，现在不管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国外也好，整个全球，收入普遍都是差距非常大，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么您感觉这种差距是不是平等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从技术手段，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政策，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国情这一块，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制度或者手段，实实在在的把整个的收入的差距，收到一定的平衡点？
晏智杰：首先是现在的分配，无论是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分配的差距是明显的，国与国之间是明显的，一个国家之内也是明显的。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差距是不是公平？我的理解就是说，这种差距是不是该有？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造成这种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内各阶层之间这种收入分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看法去加以概括，要具体分析。就我们国内来看，我认为有一些差距是合理的，有一些差距是不合理的。比方说，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现在总体来讲，这个收入还不怎么到位，因此我们很需要制定新的政策来加以肯定，因为这很重要。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然经营管理也可以要效益，并且是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给他们充分的肯定，而现在这一方面，无论在认识上，还是措施上都没有到位。这就是明显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有一些明星，体育明星也好，文艺明星也好，做一个广告，动辄几十万，有的几百万，有的恐怕接近上千万，具体情况我说不准。但是，这样一个大概情况还是知道的。应该说，这样一种做法，在群众里面有很多的舆论，很多的议论。我也是议论者之一，我觉得的确多有不公。因为无论如何，他们的贡献也不应该体现在这个方面，而他们在体育上和文艺上的贡献，如果已经得到了应有报酬的话，不能再转移到其它方面来，比如说做一个广告，或者唱一支歌，这我想是明显存在的问题。因此也就是说，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
那么至于说，往后应该怎么解决，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据我所知，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法令恐怕要陆续出台，现在还仅仅是处在一个原则阶段，比方说，我们十五规划的纲要，那么专门有一部分就说了这个问题，什么呢？叫做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注意最低生活费用，叫做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保障问题，还有什么要对企业家实行什么期权制、年薪制，还有资本要参与分配，也就是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具体的措施还有待于根据这些原则慢慢去落实。因此我现在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应该抑制那些过高收入，取缔那些非法收入，保护那些合理收入，然后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如此而已，具体的办法我还说不上来。
至于说未来，我们这个分配制度应该是个什么理想状态啊？这样一个问题就带有很大程度的预期、理想和猜想的成分。我想，我们总是应该，第一叫做有差距，因为大锅饭，历史证明不可取，不利于生产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改善，大家是不愿意的。这叫一句话。第二句话呢？不能搞大锅饭，要有差距，但也不能搞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贫困，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分配格局，这当然是说的排除法，既排除了两极分化，也排除了叫做大锅饭，应该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状态，我想那恐怕是比较理想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又不是很大。这个差距应该……从理论上说，抽象地讲，应该足以调动相关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体现他们的劳动贡献，这叫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又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又会损伤相关要素和阶层的积极性，那也不好。因此我们就需要探讨一种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么一种制度，至于具体是什么图象，恐怕还要实践来回答。
主持人：接下来再看一下网上问题，一位叫做“有一种咫尺叫天涯”，这么一个人，他说，我研究过您，知道您是1939年生人，比我知道的还清楚，现年62岁年龄，既然是老人家，有时就难免以年龄来压人，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曾经在《世纪大讲堂》中说，亚当·斯密之前全世界都没有经济学，而您却在1996年写了一本专著，居然叫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您看，您这么大年纪，干嘛非跟年轻人过不去呢？我想听到解释。
晏智杰：这个网友说得很有意思。但是实际的生活是，我同陈平并没有这种冲突和矛盾。因为事情的情况是，西方经济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阶段，亚当·斯密是他们经济学成框架、成体系、成形的开始，而在这之前，已经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成百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正是对于他以前这成百年发展过程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我想，陈平也不会说亚当·斯密以前就没有经济学可言，不会是这样的。
主持人：只能说是没有经济学这个概念。
晏智杰：对，有可能，或者说还没有形成经济学的框架，这都可以讲。因此呢，我想，我同他在这第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主持人：一会儿我给他回E—mail。好，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喵喵不理我”。他说，晏先生您好，我不是学经济学的，但我知道陈岱孙是经济学泰斗，您又是他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我想问您……问题可能跟我想问的是一样的。我想问您，陈岱孙先生一辈子独身，是不是因为爱上了周培源教授的老婆？陈先生身材高大，为什么不横刀多爱？要知道，爱情是不讲道理的，干吗让自己那么苦呢？而且，我要是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我非帮他一把不可，因为我太爱陈先生了，这样，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就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晏智杰：这个网友说的情况，可能也是许多人有耳闻的一件事，但是据我所知，没有这件事，不是实情。因为，在周培源先生同他的夫人王蒂澂结婚之前，陈岱孙先生还从来没有见过，自然也不认识王蒂澂，这是我从他的亲戚处知道的。并且，还知道其它一个情节，那就是周培源先生结婚的时候，是陈岱孙陪着他到前门首饰店，帮着他，给把参谋，买的戒指和其他的首饰。如果说，那个时候他们之间存在其他的关系的话，他们不会这样的，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有过不止一次机会出现在他们两个都在的那个场合，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亲如兄弟，相互都非常的尊重。因此我相信那句话，就是说，社会上的传闻是善意的，但不是事实。
主持人：那这位网友听了会非常失望，因为大家传说，这是陈岱孙先生一个特殊的高风亮节。
晏智杰：这是大家对他的好意。
主持人：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如果是娶不了他想娶的那位太太，这位太太又嫁给别人的话，这两个男人之间就成为情敌，但是在陈岱孙这一辈子当中呢，化情敌为情友。
主持人：看一下网上问题。这一位网上的朋友，网名叫“福利彩票”。他说，在研究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时，我们一直沿袭着一种套路，那就是把西方经济学分为，古典的和庸俗的两大部分和两大阶段，而您独树一帜，认为应该根据实践标准，而不是根据单纯的意识形态标准，去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我是个严肃的女孩子，不会开玩笑，我只是希望您能简略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估计是想问问什么叫“古典经济学”，什么叫“庸俗经济学”，然后您的观点是什么？是不是古典加庸俗再除以二？
晏智杰：这个网友显然是注意到了我的那个著作中间提出的论点，在我的所有这些著作中间，我都抱着一种新的观点，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它的主流而言，是一个不断地前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像过去的传统认识的那样，只有在它的古典阶段是科学，过了古典阶段就是庸俗的，并且，像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认识那样，说这种认识过程，是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庸俗。于是就把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这么几个阶段，过去，一个阶段叫做古典经济学。就是马克思说的古典经济学。然后就是说呢，马克思划的那个庸俗经济学，我们叫早期庸俗，然后马克思去世之后呢，说他们还庸俗，那叫晚期庸俗。晚期庸俗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该怎么说呢？说，那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总危机，这就是过去几十年间对西方经济学的总看法，我以为这种看法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这种看法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判断，因此，我早早就抛开了这个什么古典和庸俗的划分，古典的划分我还采取，但是我是把它同现代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几百年间，我们可以大体把它划为两段，一段叫古典的，一段叫现代的。而我说的古典，包括过去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在内。而划分的界限是在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因为西方的经济生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从过去倡导自由竞争，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市场经济基础上，要结合的国家的宏观的调节，这就是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后所开辟的新时代。如果没有这个重大的转折，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现在，就不会有今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无私地正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现实，也许这样，才能站得住。
主持人：我要插一句，我个人的好奇，难道凯恩斯主义也被说成是庸俗经济学吗？
晏智杰：过去啊，过去不仅是说庸俗经济学，说成就是西方经济学进入总危机的重要标志。为什么呢？说，如果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