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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晏智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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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我要插一句,我个人的好奇,难道凯恩斯主义也被说成是庸俗经济学吗?

    晏智杰:过去啊,过去不仅是说庸俗经济学,说成就是西方经济学进入总危机的重要标志。为什么呢?说,如果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陷入困境,那么就不会要求国家调节,国家调节,要把过去当守夜人的国家,现在要请出来直接参与经济生活,还要采取像财政手段、货币手段,像现在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格林斯潘,这样的老潘出来,左右国家的经济生活,过去人就说,这不就表示过去资本主义走向了困境,陷入了总危机吗?因此,过去是把凯恩斯主义看作陷入总危机的标志。

    主持人:那也不叫庸俗啊?

    晏智杰:总危机比庸俗还严重。是那个意思,先是早期庸俗,是马克思时期的,然后是晚期庸俗,就是马克思身后的,然后就是三十年代以来,那么就是总危机。

    主持人:听着好象是评价流行歌曲和电视剧。

    观 众:晏老师,我想从当前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想征求一下您的看法和意见。就是我看过一组报道,说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他为国家创造十万块钱的利润,他自己拿一块钱,当然他不该拿,他自己拿的,贪污一块钱嘛。那我想,今年3月15号,朱镕基总理在两会期间讲话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企业家今年期间是不是考虑改革,分配改革,用年薪制,那我想问一下您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企业家年薪该拿多少才是比较合理的?现在社会上传闻说,高薪养廉,公务员的收入要提高,那人都是有欲望的,他拿了多少工资他才不贪污,不腐败呢?我想请您谈谈您个人的意见。

    晏智杰:这个话,我以为要分两头说,褚时建贡献很大,而且在他贡献的时候,拿得很少。就象您刚才说的,说创造十万,他才拿一万,十万分之一。

    主持人:是拿一块吧?

    晏智杰:拿一块。

    主持人:创造十万,拿一块。

    晏智杰:好,那就比例更大了。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就说明,企业家的贡献在当时没有给予相应的报酬。因为这个悬殊太大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一定,当然你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以这种情况去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因为他毕竟,后来的这种作为是不能宽恕的,是违法的,我们只能说,反过头来看,假定当初在企业家的报酬上,能够落实得更好一点,他会不会不走上这条路呢?那我的回答是,有可能,但不一定。有可能是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讲,可能高薪就养廉了,不一定是因为……即使高薪也不一定都能养廉,因为在其他国家,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也不时地会出现腐败的事件,而且那些腐败的人,往往就出现在那些拿高薪的人中间。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经济法则同道德观念,有时候不能完全替代,不能完全替代道德的约束。那么经济的制度会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会肯定人们在经济创造方面的基本贡献。但是如果,与此同时,我们仅仅依靠经济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话,我以为有时候是失灵的,毕竟人还是应该有道德观念的,同时也就有人有不道德的观念。因此,现在中央提出来,还要以德治国嘛,我以为,这恐怕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既要肯定他们的经济贡献,在分配制度上给予调整,不要再出现那样一种贡献和报酬太悬殊的这种情况,使得他们心理不平衡。我听说褚时建,后来他也一再地讲,为什么开始干这个事呢?就是因为太不平衡。那么我们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报酬,也可能会消除一些人的不平衡心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还要提倡以德治国,提倡人们要有一定的道德观念,要用相应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够不至于使得人人都去钻钱眼,都去计较经济的报酬。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么回答才好。

    至于说,企业家们究竟应该拿多少,我真也说不上来,现在还在研究,我听说各式各样的方案都有,现在的情况是相当混乱的,有的给得很多,有的给得并不多,那么国家究竟给多少?据我所知,好象还没个主意。我参加的一些讨论会上,我们有关部门也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正在研究,我也说不上来。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

    观 众:我的问题是这样,我曾经听到一位国企的厂长,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搞这个分配制度的改革,它对于经营管理者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买一配二”,比方说,你拿出十万块钱来买这个企业的股份,然后给你配送二十万块钱。然后他是这么说的,首先我拿不出十万块钱来,如果我能够拿出来的话,那可能我几年的薪水都达不到,我不要吃,不要喝了,但是如果我能够拿出来,那就证明,我是有“灰色”收入的。可能政府抓的腐败,他说如果我要是拿出来,那抓的就是你,就这样的。

    主持人:你就说是我借的,或者说我们家海外有亲戚。

    观 众:你说可能吗?

    主持人:当然可能了。

    观 众:对,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代表了一个深刻的含义,就是说怎么样去改?他作为一个经营管理者,怎么样重新分配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他说的话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您怎么看,透过他的这个话,来看这个国企的改革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

    晏智杰: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然后才是分配问题,或者是同分配问题相关的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而事实上,现在国企改革还处在一个继续过大关的阶段。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国企基本脱困,这还是经过若干的调整指标之后,我们认可基本脱困,而真正要做到盈利,并且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特别是能够迎接WTO,我们入世之后的这种竞争,那恐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我们要具体分析。如果说,你掏一,我就给你返二。这个如果作为一种正常的,一种改制的办法,我以为要打问号。如果是给一返二的话,这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合法途径吗?那么在分配上更不能够这样做了,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分配应当同要素自己的贡献大体相吻合,这就是我的回答。

    主持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最后呢,我还得难为您最后一次,我想让您用一句话,不知道可能不可能,告诉我们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用一句话可不可能告诉我们?

    晏智杰:可以,分配制度深化的理论依据,不是去深化和扩大劳动价值论,而是继续地深化和扩大对于生产要素价值论的认识。

    主持人:好,谢谢您。

    晏智杰:谢谢大家。

    主持人: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道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谢谢院长,谢谢现场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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