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古巴,地狱还是天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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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角处有一个蔬菜市场，菜色也数得出来：番茄、包心菜、葱、马铃薯、大豆，没有了。水果只有一种：橘子。这是唐人街的市场，已经是最丰富的了。外边一般的市场，连番茄都只有烂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吃的。　
　　来来去去走几趟，就在唐人街，发现自己竟然仍是人们注视的目标。这个唐人街，竟是一个看不见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来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连那食客和站在摊子后头买“杂碎”的人，都难得看出华人的脸孔。那卖饭盒的年轻女人长得丰满肥腴，完全一副热带南美女郎的长相，她对我露齿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陈记”后头是个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餐厅里剥豆子，已经注视我很久，正等着我发现她。凑近一问，她讲广东话，无法沟通。她有点失望地叫来了儿子，儿子也不说北京话，却拾起一枝笔，写了三个字：“广东语”。“讦”，他只记得半边。　
　　在街边的石阶坐下，看流动的人来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着紧身的额律服，展露多肉的躯体，男人却干干瘦瘦。偶尔走过一个华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瞒珊地走过。除了餐馆里那一个老太太母子，我没见到一个中国女人，投见到一个中国孩子，没见到一个年轻华人。难怪，古巴的孩子们追着我叫“中国人！”　
　　但是，那一万个华人到哪儿去了？　


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2000人。这2000人中，大概只有20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大概有3200多个华人。　
　　“3200？”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5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统，5万古巴人有中国血统。”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12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透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但是有一个华人先辈。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3000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500个人。而这400多人的平均年龄是79岁。　
　　这些数据对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半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79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前辈。　
　　我不能不想起中国发现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20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个发行50O多份的中文周报。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　
　　“腊鼓频催，新年的步伐已踏进门槛，这虽然只是时间的更换，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却特别感到欣喜的，过去一年，祖国的成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中国已经从一向屈辱于世界列强之前、任人宰割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变成举足轻重的东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髭，我说不出心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长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19岁，现在儿子已经19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20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在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50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4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华总会书记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8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20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的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　　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经半年未发）　
　　布料　无货　
　　面包　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小）　
　　鸡蛋　一星期3个（很久、很久没见了）　
　　咖啡粉　400公克　


　　只有病人和7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钱回广东，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看法怎么样？”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富了，没有人来这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吗？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支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中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　


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华人死后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处。“中华总义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远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齐干净，有80万个坟，全在一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坟场。古巴的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里头，进去得付一块美金门票，俨然是博物馆。　
　　华人公墓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一个落寞的庄园，由几个白发老头守着。从边缘荒烟蔓草中的坟墓看起，石碑已被时光打磨，看不出字迹来。只有一座，模糊刻着“殁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吗？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华工在卖身14年之后重获自由的一年。这个人，姓谁名谁来自广东哪个村子，难道在14年的苦工之后来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来？他的亲人可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有谁又知道他最后的愿望？他受尽苦难的脸朝向哪个方向？　
　　处于中心的是几座公坟。左手是“国民党员公坟”，立于“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右手是“中华社会党员公坟”；两座坟平静地面对，共有一条长着青草的小径。　
　　“陈颖川堂公立坟场”立于民国十九年：　


　　“颖汾设新茔　牲醴诘陈慈善会　
　　川流归故国　鹃声啼罢短长亭”　


　　“江夏堂先友坟场”上还留着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归魂　白衣万人　绿波千顷　
　　夏饲供祭礼　青岛一束　玄酒三杯”　


　　什么人来这里亲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迁亡兄　壮志未酬　遽尔先归地府　
　　阳居昆仲　致诚奉祝　望汝早登天堂”　


　　这些早期死亡的人，显然都还埋进了土里。立了石碑、刻了挽联，哀切优美的文字像一只温暖的母亲的手。这二三十年过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墙可以装下五六十个棺材“抽屉”，一个叠一个，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长、八十公分宽的白粉标了号码的“抽屉”面上，有人用手涂上黑字：　


　　“蒋绪缰　广东新会梅阁连安村人　
　　杨惠明　广东开平塘口胜平市人　
　　李国伟　广东高要宗隆乡二冷水村人……”　


　　没有一个让人得到一点安慰的字眼。在他们的家乡里，他们的墓碑上少不了“显考”、“恸子”、“不孝子”、“在天之灵”等等文明世界用来彼此抚慰的文字。这些在异国的天空下躺进“抽屉”里的人们只有一个号码。　
　　或许，写下原乡村里的地名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地名至少表达了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时将钥匙、照片、针线、眼镜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丝马迹都放进抽屉；在这里，人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也放进一个抽屉。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第5节　一枝白玫瑰



　　
——1——

　　在我摊开地图的时候，他们说：“你找什么？我们可以帮忙吗？”　
　　哈瓦那最宽敞美丽的大街，阳光照亮了他们咖啡豆色的裸露的皮肤。金童玉女似的，男孩子搂着女孩子的细腰，对我露出细白的牙齿。　
　　我其实不找什么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找我自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认得了一座城市吧。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哪儿是古巴人爱去的酒馆，让我避开观光客的人潮。　
　　我们离开大街，折向巷道，气味和色彩陡变。在观光客饭店背面的阴影里，漆自墙上剥落，木板因陈旧而断裂，铁栏杆布满锈色；光着胳臂的男人从三楼垂下一只空桶，让满头卷发的女人拿去水车要水。垃圾暴置街头，惹来的苍蝇停在没有肉的肉铺砧板上。不知哪里流出来的脏水横流过街，行人踮起脚尖。一只老鼠沿着墙角歪歪斜斜地摸索前进。　
　　她，哈瓦那大学，教育系。男孩子用英语单字解释。我，哲学系，一年级。她，没有父母，祖母养大。跟祖母住。　
　　天色黑得突然，整个哈瓦那黑影幢幢。又是一个停电的晚上，人们从闷热的房间走出，在石阶上坐下；一条街的人，都在独自发着幽光的天空下。谈话的声音此起被落、远远近近，像海浪的推涌。　
　　父母怎么了？我看着女孩清澈的大眼；她正喝着啤酒。　
　　死了，生病，她小时候。所以很穷，要做工，读书，男孩子叫了一杯可乐。我们要读完大学、结婚、到美国去。　
　　要付账的时候，女孩子起身，说“等一下”。在柜台拿了包香烟回来，放在我面前。“买这给我吧？”她说。　
　　男孩子拾起一双脚让我看他脱了底的球鞋。给我一点美金吧，他说，我快不能走路了。　
　　连续几天，我都看见金童玉女在大街上，等着什么。　


——2——

　　广场上有点儿假日的气氛。露天的咖啡座上一片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伞下坐着来自欧美的观光客，穿着凉鞋、戴着墨镜、展露着海滩上努力晒出来的红皮肤。小书摊一落一落的，排满了广场。1997年啊，谁喝得起咖啡、谁买得起书？这假日气氛全是观光的布景道具。　
　　书摊远看形形色色，近看却只有一种书：古巴革命，亩巴历代革命。只有英雄传记，反西斑牙殖民英雄、反法西斯独裁英雄、反美帝英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书的封面封底、是旗帜、是海报、是衬衫、是钮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围巾、是杯盘碗匙、是银币镍币金币铜币　
　　革命和英雄，和那花花绿绿的阳伞一样，都是观光业的道具。异国情调里掺进了壮烈的想象，对西方小资产阶级调配出多么不可抗拒的魅力。留着小胡子的书摊老板捧着一盘胸针，用拉美男人挑逗的语气挤眉弄眼地说：　
　　“可爱的小姐，你要卡斯特罗还要切？”　
　　我摇摇头，不，对这些死掉的和快要死掉的男人我没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卖？（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岂不意昧着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你们是卖革命还是卖革命的幻灭？）　
　　小胡子假作生气状，拍自己的脑袋：“可爱的小姐，你太麻烦了，人家美国人来古巴就找这个。”　
　　然后就和所有的观光客一样，踱进了革命博物馆，古巴的历史展现在墙上，图片和文字告诉你，这是一个屠杀史、殖民史、抗暴史、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