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1-战地女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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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的脑子里有一本准确的敌情账，他略一沉思，说：“现在，东北军的五个‘追剿’支队正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的交界地区，组成了四道封锁线。有一○七师、一○九师、一一○师、一一七师，还有新调来的一二九师，我们应该避开敌人的封锁线，从其布防的间隙快速穿插……”
行军路线确定后，他们很快组建了一个留守处，把不能走的伤员和一些笨重的东西留下来。
红军总医院分院在安置好最后一批伤员后，有12名担负看护伤员任务的女红军突然接到命令，临时组成看护班，翻山越岭赶往军部报到。
戴觉敏也被选中了，她高兴得像只快活的小鸟，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就同姐妹们一起匆匆上路了。从老君山下来，正好路过戴觉敏的家门，戴觉敏看见母亲居住的堂屋里还亮着昏暗的灯光，心里顿时一震，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她的父亲前不久被敌人杀害了，她的哥哥在红军中被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杀害。她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迈无助、孤独忧伤的母亲啊！她多么想扑进母亲的怀抱，去安慰那颗饱经苦难和创伤的善良的心啊……可是，她不能这么做，一是怕暴露了部队的行踪，二是怕自己掉队，她咬紧牙关，拼命压抑着突突的心跳，把同母亲生离死别的感情深深埋入心底，与姐妹们一道远去了。
到达军部后，她们中只有七人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
11月5日夜，部队从葛藤山悄悄出发了。
这支队伍里的七名女护士是：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她们是红二十五军仅有的七名女红军，号称“七仙女”。然而，长征一开始，她们险些被刷下来。
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的率领下，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于1934年11月16日踏上了远征的旅途。
女红军们当时并不知道长征的去向，只知道要去打游击，创建新的根据地。她们同其他战士一样背着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出征方向，中央的指示有三条原则：一是敌人比较薄弱的地区；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三是有利于作战，粮食和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等人根据中央的这三条原则，决定向豫陕方向转移。这次大转移，从上到下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基层官兵只知道部队要去“创造新苏区”。
尽管这样，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关还是很快发觉了这支红军的动向。蒋介石听说“徐老虎”带队穿过了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惊呼：“我们太大意了！”他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5个支队共40多个团和东北军一一五师，跟踪追击；命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四十四师，迎头堵截；又命令驻开封的六十师开往卢氏朱阳关，控制入陕的大道……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二十五军的处境非常危险！
红军总医院政委苏焕清暗暗为随军的七位女兵担心，万一她们落入敌人的手中就麻烦了。领导们商量后决定，发给她们每人八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让她们留在根据地，自己寻找生存之路。
什么？让我们离开部队？
女红军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她们甚至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从冒死跑出来参加红军的那天起，她们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同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她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她们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这支立志为穷人的翻身解放而献身的队伍。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七仙女”苦求出征（二）
七位女红军坐在路边伤心地落泪了。
“不行，我们死也不离开红军！”曾纪兰说。
“我们就是要随队行军！”戴觉敏急得直跺脚。
“叫我们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让我重新回去当童养媳不成？”周东屏越说越气，把手里的八块大洋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苏焕清看到这种情景，也说不出话了。他知道这些女兵大都出身很苦，是没有办法才冒死出来革命的。周东屏1917年生于安徽六安，不满13岁就被人贩子拐走；以50元钱的价格卖给他人，是红军把她解救出来的，她参军后被分到红军总医院工作。一年前，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红军总医院被迫分成两个医院，把伤员迅速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天台山之高是这些女兵们难以想象的，当地流传着“天台山，天台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脱帽，马过要下鞍”的民谣。可女红军们就在这座山上安营扎寨，看护伤员。山上无粮缺药，敌人还经常上山搜捕，她们把伤员安置在石崖下、山凹里，白天不能走动，只有到了夜晚，男战士才下山找些稻谷和野菜回来，交给她们摸黑做成简单的饭菜，为避免暴露目标，做饭、烧水全部在夜间悄悄进行。没有锅，她们就以脸盆代替，煮出的清汤米粥放上点无油少盐的野菜给伤员们吃。开始还有野菜粥将就，可日子一长，一把野菜、一碗南瓜汤也来之不易了，为了伤员们能早日痊愈，重返前线，她们同其他医护人员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想方设法给伤病员们找吃的。在这段最艰苦的岁月里，她们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流过一滴泪，现在怎么忍心赶走她们呢？
想到这里，苏焕清难过地低下了头。
“你说，这是谁的决定？”田喜兰气愤地质问。
“是戴季英政治部主任，他说现在还在苏区境内，走出苏区想留下也困难了。”苏焕清说。
“走，我们找戴主任讲理去！”
七个女红军战士气冲冲地找到戴季英，请求他收回命令，同意她们跟随部队一起行动。
“事情已经决定了，再说我也是对你们的安全负责。”戴季英解释说。
但女兵们并不领情，死缠住他，不同意她们的请求就不让他走。
戴季英就是不答应。
大胆泼辣的周东屏嚷起来了：“主任，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利。”
其他的女兵们也跟着大叫大喊：
“红军就是我们的家，离开这里，我们就没有家了。”
“我们死也不离开红军！”
“……”
戴季英被她们吵得有些火了，跺着脚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吵破天也没有用！”
看来，真是走不成了。
谁知就在这时，徐海东副军长骑着一匹高大剽悍的战马由远处飞奔而来。他是在出征前的整编中，主动向省委提出来由军长改为副军长的，原因是他听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又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呆过，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文武双全，就主动请省委同意让程子华出任军长，自己做副军长。虽然职务有了变化，但他同当军长时一样，积极作战，白天黑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老战士一时改不过口，依旧亲切地叫他军长，就连敌人的电报，也还是称“徐海东匪部”。此时，他看到几个女战士在“围攻”主任戴季英，以为出什么事了，急忙赶了过来。
“这几个女孩子是怎么回事？”徐海东问。
“要跟队伍走。”戴季英已被“七仙女”磨得疲惫不堪了。
女红军们深知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平易近人，对部下有一副热心肠，就像见了救星似的，不约而同地围上去，七嘴八舌地诉说事情的经过，表述自己的决心，千言万语，一个主题：当红军，走革命路，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离开红军。
徐海东笑着对戴季英说：“七个女孩子，不多嘛，她们既然有决心，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有什么不可以呢？”
戴季英不好再说什么，徐海东做了个大好人，这么轻易就同意了她们的请求，这让戴季英有些尴尬和不快。
“七仙女”破涕为笑了。
徐海东不失时机地为戴季英打圆场说：“你们先别笑，主任让你们留下也是有道理的，这次部队走到哪里，走多少天都没有确定，情况比你们想象的要严峻和艰苦得多，这可不像喝凉水那么容易，你们能挺得住吗？”
“我们早就准备好啦，男红军能吃得消，我们也能吃得消，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
徐海东满意地笑了，他用马鞭朝前方一指，爽快地说：“既然这样，你们就快去追赶队伍吧。”
“七仙女”高兴极了，周东屏还感激地给徐海东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但她那时还不曾想到，这位指路人后来竟成了她的丈夫。
第二章 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旅途中诞生的特殊连队（一）
没有人会想到，在贵州黎平的小县城里会诞生这样一支特殊的连队。
说起来这支连队的确太特殊了，甚至在世界军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个相同的例子。一是“兵”大于“官”，许多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部长及要员都曾在这个连队里当过“兵”。二是20多位中外闻名的女红军战士全都出自这支连队，几位胡子拉碴的中共元老也全都编在这个连队。就是当时的中央首长见了他们，也要立马驻足，向他们行注目礼。
这支部队是怎样成立的？又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支特殊连队呢？
1934年12月16日，编入中央纵队的女兵们跟随红三、五、八军团进入黎平县城。县城坐落在山顶上，四周群山环抱，看不到一块平地。当地的侗族百姓穷得一贫如洗，十室九空，家中仅有的一点稻谷也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抽光了，而黎平县国民党政府的仓库里却贮藏着堆积如山的谷物。红军开进县城后，马上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百姓。为了密切军民关系，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战士送一样东西给侗族同胞。女红军们慷慨地打开挎包，把自己喜爱的衣服、毛巾、日用品送给了当地百姓。当地许多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穷得从来没穿过衣服，接到女红军送给她们的上衣、裤子时，感动得热泪横流。
由于甩开了蒋介石主力和湘军的堵截，敌情较为缓和，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期的休整。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红军转移的方向问题上，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而李德主张折入黔东，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李德因此大怒不已。因为这件事，周恩来忙得几乎连一个囫囵觉都睡不上，炯炯有神的双眼里布满了血丝。
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挤出时间考虑另一件事情。此前，许多人向他反映，女兵们分散在各个单位行军有许多困难和不便。当时红军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十分严重，如果在生活上对她们有些特殊照顾，就会引来指责和非难。女红军战士刘群先后来曾向外国作家尼姆·威尔斯这样讲述过：
“长征中，女同志们时常同党的负责人吵嘴，因为她们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以至有时候相互间竟抢着吃，每一个人都想吃饭，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米，因此我们不得不调查研究是不是每个人都带了她自己的粮食。女人们吃的食物跟男人们的一样，别的待遇也没有一点不同，只有在实在不能走路的时候，才允许她们骑马。我们30个女同志没有一个在路上死去。当时队伍里有许多受伤的人，当他们看见女同志骑在马上，都很妒忌，为了这件事情大家吵起嘴来……”
正是因为这些情况，周恩来决定成立一支特殊连队，把这些女红军以及年老的、党的高级干部和重伤员集中在一起，给予特殊关照。可是，派谁去当连长呢？
周恩来想到了何长工。
“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何长工急匆匆地赶了来，一见面就问。
“我想任命你一个新的职务。”
何长工时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想了半天也没有猜到周恩来会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官，就问道：“周副主席，是什么新的任命？”
“我想请你兼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周恩来说。
何长工一听，惊得差点跳起来，他知道自己能当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却不一定当得了这个小小的连长。他想推却，但周恩来却表情严肃地告诉他：“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兼职连长你不仅要当，而且必须当好。”
何长工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周恩来接着说：“这支特殊连队交给你带，责任重大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你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到转移结束时，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是两全其美；如果他们保住了，你不在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有人丢掉或牺牲了，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
何长工知道这话的份量了，只得吐吐舌头，受命上任了。
经过整编后的休养连人员猛增了许多，这里面包含了四方面的干部：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党校的部分教职员和学员；从中央机关精简下来的领导同志；分散在各机关的女红军和中央首长、军委首长的夫人；红军师团以上的伤病员。
这是一个十分庞杂的连队，有300多号人、十几副担子和几十匹马。何长工无法用全部精力管理这个连队。在这种情况下，总卫生部长贺诚向周恩来提出配备一个专职连长。
侯政在这时出现了。
侯政是八军团的卫生部长，八军团在强渡乌江时被国民党湘军堵住，部队减员严重，中央军委决定撤消八军团建制。25岁的侯政学过医，又带过兵，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总卫生部长贺诚和总政治部机关党总支书记蔡畅先后同他谈话。心里有些发怵的侯政想打退堂鼓。
周恩来又出马了。
“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问。
“侯政。”
“原来在什么部队？”
“八军团卫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