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96-读小说,写小说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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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马原来自问自答一些逻辑问题。先看他《百窘》中的几个问题：　　　　
　　　　以什么为标准判定小说价值——训诫？启示？象征？讽喻？娱悦？美文？　　　　
　　　　为什么能写出好小说的通常不是人群中最聪明睿智灵活机敏的人？为什么好小说家都呈现出明显的偏执倾向？　　　　
　　　　读理论书籍为主与读作品为主那种习惯对小说家更为有益？　　　　
　　　　为什么许多小说家都不擅言辞？都在社交上显得笨拙显得能力低？连流畅之极的毛姆也是如此？　　　　
　　　　然后是《方法》里的回答：　　　　
　　　　说来说去无非是方法论。到了二十世纪形式主义发展到歇斯底里的地步，方法论也水涨船高不下千百种，眼花缭乱的。假如你还沉得下心稳得住神，你会发现其实只有两种基本的方法——逻辑的，反逻辑的。　　　　
　　　　以现成的概念来判断的方法是逻辑的，以现成概念作反向判断的方法是反逻辑的，两者都在狭义经验范围之内。我刚才说了我喜欢另外的方法。这大概是我一直难于取悦我的读者的症结所在。　　　　
　　　　我的方法是不逻辑的。我甚至以为发明逻辑这个词汇的人该死在娘肚子里。　　　　
　　　　依照逻辑法则，整个世界以至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生活都被概念化了，被编入观念程序了被荒诞化了。　　　　
　　　　生活不是逻辑的，但是其间有些很逻辑的断片；存在不是逻辑的，有些局部存在又似乎在证实着逻辑学的某些定义。我于是不喜欢逻辑同时不喜欢反逻辑，我的方法就是偶尔逻辑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　　　　
　　　　好了，抄太多了，马原会让我请客的。他回答得已足够清楚了。我得赶紧岔开一下，说说逻辑这词是怎么来的吧？在清末民初以至后来大规模从日文翻译的热闹里，你很难发现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词汇还有五个以上的词仍在为我们所使用着，当然，我们也并不为现在还在使用的人文社科类词绝大部分都为日本人所翻译而懊恼，我们可以宽慰自己的是，因为首先是汉字进入日本，成了他们的书面语，然后在和西方相遇时便大量使用汉字和词语去翻译相应的西方字词。只不过日本学人在这方面的确比当时的中国学人做得要好，但这并不排除中国人翻译的不认真，比如严复，为翻译一个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他先将“Logic”翻译成“名学”，后又从音、形、义三方面综合选择了“逻辑”。严复在探讨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的问题时，提出关键在于中国缺乏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缺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因此他把致力于翻译逻辑学。他也因此成为中国逻辑学的第一人。　　　　
　　　　这是题外话。回到小说上来吧。严复的翻译风靡中国不久，饥饿的中国就开始大规模引进和翻译当时的西方小说，“少年中国”的梁启超甚至提出要用小说来新一国之民的主张，今天写小说的人大概已不太记得梁启超的小说应时代而起，宣扬人性、进化与文化化合等观念主张，但这的确是现代文学理论的萌芽。　　　　
　　　　现代小说的历史并不长，它对逻辑的思考更是很短。但逻辑问题确是决定整体小说的一道无形的力量。马原凭他的敏感发现了逻辑在小说里的大坏处和小好处，更多的人却并没有发现。可以说，即使是今天的整体阅读小说的趣味和能力也深受逻辑影响，逻辑，没有逻辑怎么行呢？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一开始就会在小说里去寻找跟逻辑相关的或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看到的一切东西，什么道德、理性、诲淫诲盗、美好的情感、正义，等等。现代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复杂性和有限性、事物的无限性、价值的多元、个体的脆弱、宗教情怀、潜意识、生命冲动、权力观念、非理性对理性的介入、意义与无意义、荒诞、虚无，可以说需要文学去介入的领地越来越多，只有文学才能在这些领域去陪伴人类的分裂、变异以及种种现代病，如果讲道理就能消除人的一切问题，那么就只需要口号，需要说教就行了。可是，你看哪一个人不是因为说教变得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　　　　
　　　　如果要读小说，要写小说，逻辑问题是怎么也迈不过去的。博尔赫斯说：我只“器重那些自相矛盾、使人头晕目眩的素材，以此来构成梦幻，似是而非的辩驳，出乎意料的激情，玄虚奥妙的偏见，宗教与神话的困境和对虚无世界的猜测”，这才是小说真正要关注的，是对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的小说把握。　　　　
　　　　深刻地把握着这个世界的逻辑与理性问题的博尔赫斯在评价霍桑时，也基本上是用的这个标准，他说霍桑由于受抽象思维的逻辑制约，总是力图“在作品中企图对复杂的存在现象进行确切性的精神断定”，这样一来，他小说的文学价值就大大地损害了，这是一种“美学错误”。当然，霍桑的小说再怎么消耗，有还是一流的。马原说《红字》在读了之后让人莫名激动，甚至也“常常找不出它多么深刻多么雄辩多么明确”，“常常”，这说明他曾多次找过，只是找不出，好的小说就是这么一种存在，拒绝明晰地找出答案。这是对一部小说的最高评价。当然，我自己的感觉是这部小说滴水不漏，虽看不出什么缺陷，但有精心经营的痕迹，是有些太“顺理成章”了。　博尔赫斯的态度很坚决，那就是一定要警惕逻辑介入的态度。　　　　
　　　　鲜活的人物形象常常是逸出逻辑范畴的。来看欧亨利《使圆成方》里的一段：　　　　
　　　　城里人的脚给矩形的街道和房屋地板限制得本性泯灭，总是促使他笔直地行走。美是完善无缺的自然，圆形是它的主要属性，请看一轮满月，迷人的彩球，瑰丽庙宇的圆屋顶，馅饼，戒指，马戏场地，招待员的铃，敬酒时的鞠躬。　　　　
　　　　这是一段说明文，说明圆形的，当然不是简单的说明，而是带着些抽象的思考，还有些形而上的野心，带着一种小说家毒辣的眼光。这在那个年代也许已不错了，可是，现在的小说也许最重要的就是要你把这一段话用现代的语言叙述出来。换句话说，这个欧亨利是在按照逻辑构思他的小说，他的结尾都出人意料，其实都很好把握，就是出其不意嘛，这就是他的逻辑套子，就是他故意追求的变化，他越努力，就越离事物的本质越远。


六、小说的本质该死的逻辑（2）

　　　　小说不是用来把握逻辑的，逻辑的问题小说是不关心的，或者说任何可以用理性的逻辑来分析的东西都不是小说的领地。一旦分析，紧接着就会在小说里去说教，去写说明文。这都是很要命的。但逻辑毕竟是这个世界的某种规范，是我们之为人没法回避的一个经验范畴。所以，小说家必须要对它警惕，同样是博尔赫斯的一段创作谈，他说，在他的小说里，“我”与博尔赫斯常常都不是一个人，“我”不过是一个跟他经常观察的人结为一体的观察者。“当我写作时，我总要强行改变我的某些特质，省略另一些特质。这一事实不禁使我想到了作为一个想象的人物的博尔赫斯”。一个在观察，一个在想象，一个很有洞见，一个则常常领悟到了隐秘动机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没有这种分工，小说就只会有一种倾向的呈现——它常常都是努力的、不由自主地靠近了理性和逻辑的明晰，从而消除了小说对这个世界的偶然的把握。从这一意义上讲，反逻辑就是反简单化。　　　　
　　　　小说不仅是故事、叙述方式以及结构，乃至结尾都是常常“自然”地逸出逻辑范畴，而且语言也基本不以逻辑为其美学追求。这也就是好些小说家都不与他们的评论者合作的主要原因，两人看到的不是一个东西，小说家看到的很重要的东西，评论家视而不见，评论家看到的东西，小说家则不屑一顾。具体到语言，逻辑学家总是容易将逻辑语言的属性和规律视为其准则，这是他们的饭碗，他们当然是用这个作为其阐释和评价一般语言的出发点。可是，小说语言却不是可以这样放上解剖台的——有病的部位都被割下了，但病人也同时死了。　　　　
　　　　逻辑问题当然很复杂，假如你抱定了一个信念，或坚持了任何一种想法，其中必定存在着就其逻辑的可能性而言与之相反的观念。小说家的最低底线就是不能破坏这个规则，不然，你宣扬的东西就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或冗辞，那就没有任何小说的发现意义了。再进一步说吧，如果你说我相信上帝，那么你就必须要承认，从逻辑上讲无神论也是可能存在的。艾略特有一句意思相近的诗：骰子一掷永远也消除不了偶然。　　　　
　　　　人都是有局限的，当你开口说某一件事情是“必须”的，你的态度就已越过了表现或表述性的假定“可以”，就已消除了无限的语义可能性而成了绝对，不说是小说，就是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其中昆德拉讲了一个故事让我触目惊心。这个故事是说，有一天昆德拉在一位老朋友家里，目睹了一场争吵。那个朋友在一九五一年的审判中被捕并根据她没有犯过的罪被判刑。在那个时代，……他们一生都完全与他们的党一致。当党突然变成他们的指控者时，他们便照着K的样子，“检查自己过去的一生，直到每一个细节”，为的是找到被隐藏的错误，最后终于承认想象出的罪行……昆德拉的那个女友……拒绝帮助自己的刽子手……十五年后，她被彻底平反释放。从监狱里出来，她找到她已十六岁的儿子……有一天，昆德拉去看他们俩，那时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六岁。母亲正在哭……原因是儿子早上起床太晚。昆德拉对母亲说：为什么为这种琐事生气呢？这值得哭吗？你也太过分了。儿子却替母亲回答：不！是我起床太晚了，但是妈妈责怪的是更深的一种东西，是我的态度，我的个人主义态度。我要做妈妈希望我做的那种人。我在你面前向她保证。　　　　
　　　　“人们在母亲那里从来没有成功的，母亲在儿子那里成功了。她迫使他与荒谬的指责相认同，使他作公开的认罪。我吃惊地看着这类小审判。我一下子明白：在历史的重大事件内运转的心理机制与制约人的内心状况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　　　　
　　　　这还是一个接受审叛的K的故事。


六、小说的本质反理性（1）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为什么让我们着迷？你也许会说，这里边都是一些可怜人，或者是他们神经最脆弱的那些方面感染了我们，安娜与渥伦斯基一开始就相爱了，爱得安娜可以当着丈夫的面不隐瞒地说出来，她够大胆的了，可故事开始好久了，她怎么就没有胆量把她的爱当着所爱的人说出来呢？渥伦斯基也是一样，他也有机会说出口，可他没有，所以我认定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好男人。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两人陷入了爱的沉默深渊，安娜突然“出乎她的意愿也出乎她的意外”地谈起了蘑菇。渥伦斯基当然知道安娜的心思，他想他是个男人，那句话该他说出口，可是，“准备”了很久的冲锋，也“由于一个意料之外的冲动”，他也谈起了蘑菇。他懊恼不已，没法跟自己交代，于是就开始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找了很多“似乎都很有道理”的借口。这跟《金锁记》里的爱情何其相似？她旧时的意中人来找她，她却以揭露他想骗财的方式把一生惟一的爱情葬送了，但她同时又躲在窗户背后看着她的爱人仓皇逃走。　　　　
　　　　爱情让人失去了行动的力量，爱情是不适合直接说出口的，爱情只赋予人阴差阳错后的追悔能力，也许吧，美丽的安娜就这样追悔着到火车站来找渥伦斯基，也就是找她的爱，因为她也知道渥伦斯基爱她，可是，安娜不知怎么回事，一看见来了一列火车，就没有任何想法地临时扑到了火车底下，安娜就这样死了，死在了她的一个瞬间决定，死在了能从理性中被抓住的因果性之外。她是这么脆弱，就跟所有爱情的脆弱一样。她的死是那么让我们动容，是那么的真实，就像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失去的爱一样。我们不能不这样惋惜，因为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可能有的一种没法控制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冲动。　　　　
　　　　你可能会猜，托尔斯泰也许是无意识地这样塑造他的人物的，可他本人却是有一套他的先验认识的，他说：一切人类行为的原因是如此多样、如此复杂，但都被掩藏于深深的无意识动机之中，你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人真的是理性的吗？也许是，但在小说里不是的，那是没有价值的，小说的价值只在于它对人的非理性方面的发现，把人的行动中无因果性无法估量甚至十分神秘的方面揭示出来。从前的小说也许只是无意识地做到了这一点，但越是现代主义的小说就越是把这个追求当成了自己的常识。昆德拉自己也在小说里发现了很多非理性，并把布洛赫尊为“又一个专门勘察非理性的大师”，布洛赫的世界让我十分震惊，因为他看到了我们人类没有能力把控的一切深渊，那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非理性统治的世界，那有点像通向地狱的一道桥梁。在他看到的这道桥的尽头，是他的小说人物于格诺（《梦游人》主角），一个幸福的取消了罪恶感的杀人犯，在现代的末日的那一头向我们远远地招手。　　　　
　　　　还记得这位大师说过的话么：“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的存在的惟一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　　　　
　　　　普鲁斯特庞大的回忆世界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一种“小玛德莱娜蛋糕”，一种依稀的味觉，竟就牵引出一个深渊一样的记忆世界：　　　　
　　　　……在一个冬日里，当我从外边回家时，母亲见我有些冷，就劝我破例喝一点儿茶。我一开始谢绝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她让人端来了一种扁扁的圆鼓鼓的甜点，叫做小玛德莱娜，看上去，它像是用扇贝的贝壳做模子烘焙出来的。当时，我被阴沉沉的这一天和忧郁无望的下一天搅得心烦意乱，便机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