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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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表示，他已经写了《我答余秋雨》，准备下周发表，作为对余秋雨的回应。“我不想和余秋雨争辩，我把事实摆出来，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金文明说，这篇文章后他不想再多说什么，他也希望媒体“冷”下来，“大家都去看书，然后再说话”。
在辩驳文章中，余秋雨对《咬文嚼字》杂志也颇有微辞，他说“《咬文嚼字》这个杂志，尽管主办者是我的朋友郝铭鉴先生，尽管也得过奖我确实不喜欢”，一句“鸿苍茫的中华文化，在他们手上全都变成了最简陋的一问一答，而问答结构又是那么笨拙和武断”让金文明先生很是气愤。《咬文嚼字》多年来致力于纠正文章中文史知识性错误，杂志的编委们一致认为余秋雨对他们工作的评价有失公允，这样的言辞严重损害了《咬文嚼字》的声誉。编委之一的金文明透露，杂志社将对此做出回应，要求余秋雨为所说的话向《咬文嚼字》道歉。 “我不想借此书出名”
“一开始，我把发现的一般性错误陆续发表在《咬文嚼字》上，希望能传给余秋雨看，只要再版时改正就可以了。比如朱熹生于1199年，他错写成了1200年，改正是很简单的事。其实对一些学术上尚无定论的事可以模糊处理，但他对确定性的错误也不肯改正，我就想出本书好好说一说。”金文明说，他没想过借此书出名，“我一个快七十岁的人还图什么呢？我做文史方面的工作多年，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历史小说，都不能随便，应该忠于史实。” 曾想请余秋雨作序
出人意料的是，《石破天惊逗秋雨》曾想过请余秋雨作序！金文明透露，他曾把书稿交给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社审过以后表示，考虑到余秋雨是浙江人，希望能找他为书写序，这样既能表现出余秋雨的大度，又能让书顺利出版。
“当时一位熟悉余秋雨的朋友就说，余秋雨不一定会写这个序。由于出书的事迟迟不能确定，我就没和余秋雨联系，结果这家出版社把书稿退了回来。”最后，山西的书海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金文明接受出版社的建议，把原来措词尖锐的16000字长序缩成4000字，并改用调侃式的缓和语气。
为何登载在各媒体上的差错举例都差不多？金文明说，这是因为出版社在出书前从书中摘录一部分，提前发给了媒体。
7月7日，《新民晚报》刊发了我回应余秋雨的五千字长文《我答余秋雨》。此文选自《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第1、4、5三个部分，读者自可参阅，这里不再重复引录。7月8日，为了弥补《新民晚报》未发全文的缺陷，在我的请求下，《新闻午报》同意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由于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余秋雨的错误观点作了全面的反驳，澄清了是非，受到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与肯定。现将记者屠菡撰写的引言转录如下（正文已附于6月29日下，请参阅）： 金文明、余秋雨的最后一战 实习记者 屠 菡
《石破天惊逗秋雨》终结篇：《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正当《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在各个书店热销时，该书作者金文明日前表态，希望借《我答余秋雨》一文停止一切争辩。记者昨日再访金文明，他表示，在《我答余秋雨》刊出前还有几句话要说。金文明说：“我从1999年起陆续给余秋雨提意见，对方始终没有接受。本来还希望《石破天惊逗秋雨》出版后能和他开诚布公地谈谈，也为他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可惜这只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我答余秋雨》是根据余秋雨的回应文章写的，原文大约有一万三千字，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只能用五千多字。为公平起见，我很希望读者能看到全文。”因此，金文明在对全文进行认真的校对后，将《我答余秋雨》原文独家提供给本报，并更名为《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希望读者通过《新闻午报》了解文章全貌，给此事一个公正的评判”。
金文明还介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台湾版即将问世，“里面除了恢复一万六千字的长序原文，还将在正文后附上几篇文章，一是媒体对我的采访，二是余秋雨的回应文章，三是我回答余秋雨的长文。此外，书海出版社再版时也将增加这段时间以来围绕这本书的争论文章。”
为了澄清余秋雨对自己的《汉语大词典》编委资格的质疑，金文明特地请南京的朋友用快递送来了任命文件给记者过目，任命原文也被引用在《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中。有关《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全文详见本报A10…A11版。
金按：余秋雨在6月25日《深圳商报》的访谈中，用了《辞海》“外援编纂”这个创造性词语，影射、攻击我是“欺世盗名”的骗子，想借《辞海》这块金字招牌自抬身价，谋名图利。我在回应文章中漏写了一个重要的情节，现在这里补充一下。上个世纪90年代，当《辞海》1999年修订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辞书出版社社长、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巢峰同志在一次见面时对我说，想请我担任《辞海》新版的特约编审，主要参加语词条目的审读工作。当时，《辞海》作为一部综合性的权威工具书，早已驰名中外，能够厕身于特约编审的行列，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巢峰又是我的老领导，历来待我不错。他亲自出马请我，肯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无非是看上我这个人做事从不马虎，一经承诺，绝不会敷衍了事，辜负领导的重托。但当时我已担任了三个出版社的特约编审，怕无法分身，所以回答他：让我考虑一下，到时候再说吧。待到新版《辞海》即将进入决审阶段，巢峰同志又委托语词编辑室主任杨蓉蓉打电话给我，正式聘请我担任《辞海》的特约编审。然而此时我的心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听说有个过去曾利用职权阴损过我，而且喜欢夸夸其谈，实际上不学无术的人，也凭资格被聘为特约编审，心里不由来了火。本来，我跟他分科不同，各审各的稿子，即使他审得再差劲，管我屁事！但我平生嫉恶如仇，哪怕《辞海》“特约编审”的待遇再优厚，名声再诱人，我也“羞与哙伍”。我既然无权让他退出，自己不要这顶桂冠总可以吧！于是我便以“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巢峰同志的美意。因此，今天人们翻开1999年新版《辞海》“特约编审”的名录，在26个人名中便找不到“金文明”的名字了。这个底细，如果我不说，那么除了巢峰和杨蓉蓉，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今天交代出来，无非想表明，一个人的真才实学，不是光靠排行榜上列名不列名或者名列第几来决定的。“特约编审”的身价总要比“编纂”或“编辑”高吧，我照样可以弃若敝屣。至于借所谓“榜上无名”为由，对批评者进行恶意的贬损和嘲弄，以达到拒绝批评的目的，这种手法，除了暴露自己黔驴技穷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同日，《新民晚报》发表曾子墨撰写的《“咬文”莫“咬人”》。7月9日，《每周广播电视报》发表祥梓撰写的《夏日秋雨》。
7月10日，《新民晚报》发表该报编辑杨展业的评论《“开涮”精英不足取》。按：此人据说是余秋雨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余秋雨在6月26日《新民晚报》上发表整版攻击金文明先生的文章《被“咬”者的回答》，就是这个丑角策划的。现在他又利用职权把余秋雨捧为“精英”，拉来跟深受人民群众尊敬的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同志攀比，实在可笑之至！钟南山同志是我国医学战线上坚持严谨科学精神的专家，长年以来默默无闻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从来没有想到要获取什么非分的名利，隔行的人们过去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见过。在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里，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奋战在临床和科研的第一线，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余秋雨算什么？不过是写了两本错误百出的所谓“历史大散文”，尝到了名利双收的甜头，马上甩掉岗位，跳出“苦海”，乐旅神州，遍游列国，在文化商场里玩得得心应手，成了万众瞩目的“海上明星”。他靠着自己的作秀和别人的疯炒，获取了滚滚滔滔的财源，仅台湾一地的版税收入，便达到了2800万台币（合人民币近700万元）！这样的文坛暴发户，跟钟南山同志的精神境界相比，何止差了十万八千里！杨展业这样暗捧臭脚，主要是为了借题发挥，恶意指责和贬损其他媒体对“金余之争“的客观报道。他在文章的下半段说：
在此，不想论证钟南山的是非，只想讨论新闻媒体该不该介入这种事情。名人，哪怕名声大到气贯长虹，也是可以批评的。问题在于，有些事情属于科学研究和方法论上的分歧，这就应该让科学家们自己通过辩论寻求真理，媒体不宜插进去说三道四，轻率地下结论，更不应当成炒作的题材。诚然，学术上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事，无须新闻媒体去妄加置喙，充当什么裁判员。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5节 社会精英拿来“开涮”
同样应该警惕的，是那种动辄把社会精英拿来“开涮”的风气。谁也否认不了，各个领域的钟南山们是我们民族的智者和仁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爱护。任何人都会有缺点，精英也不例外，批评当该与人为善，然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明明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却偏要扯到为人的品质，本可以好好提意见的，却非要弄到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渲染不可。这种风气，真的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当天的《新民晚报》一上市，立即就有网友在东方网上对杨展业提出尖锐批评。现转录一篇，以飨读者。
杨展业有违记者职业道德 东方网：网友 123
杨展业的大名常在《新民晚报》上见，故知道了他是《新民晚报》的一个记者或编辑，而且可能是资深的。可是作为一个晚报的记者，在昨天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似乎有违记者的职业道德。我们且不论贬谁褒谁。不反对你策划余秋雨“咬”人的文章，可问题在于你既是一方的策划者，怎么能转身又去充当评论员作评价了呢？这就好像在赛场上，一方的运动员或教练员冲上场去做裁判，这有公正可言吗！我觉得晚报应该重视此事，否则将失信于民。
（原载7月11日“东方网”。作者：网友 123）
同日，东方网发表郜元宝、赵志伟、陈光磊、赵丽宏四位学者、作家对“金余之争”的评论文章。分别转录如下：
历史题材文学必须尊重历史 郜元宝
涉及历史的文学写作———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等———都必须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
但有的作者并不服气，他们自以为有比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思想要表达，而表达这样的思想，是可以一定程度地牺牲历史甚至捏造历史的，他们忘记了，他们那些重要思想为什么非得和历史绑在一起不可呢？为什么不可以避开他们不熟悉的历史而通过别的题材来表达呢？这说明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有赖于一定的历史记忆，他们不得不借助一定的历史叙事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表达张目。
问题就出在这里：历史记忆、历史叙事，不同于文学虚构，它有一定的史实供参照，而这些有一定史实供参照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是任何人的私有物，任何人都无权因为自己的方便而随意涂抹历史。
人与人之间在述说历史、想象历史的能力上有高下之分（作家和一般历史爱好者的区别就在这里），至于评判历史叙事或历史想象，作家的权威性并不必然高于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权威性，不在于你是否善于述说历史，想象历史，而在于你是否具有确凿的历史知识，是否善于利用你所占有的确凿的历史知识来对照别人或自己的历史叙事因此，一方面，评判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读者必须谨慎，必须真正懂得历史，也懂得文学，必须抱着既尊重历史也尊重文学的态度发言；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作者来说，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虚心聆听来自别人的批评，并把这种批评当作自己难得的学习良机，而不能用任何理由拒绝批评，更不能随意对别人的批评加以诛心之论。作者的傲慢与不诚实，将和批评者的草率与意气用事一样，都会伤害到写与读之间健康良好的关系。当这种关系被破坏之后，一切争论都不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成果，充其量只能留给爱找热闹的媒体以一些可怜的“看头”与“卖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觉得诚实、聪明、有自尊的做法，就是把该说的话说出去之后，立即保持沉默。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
“咬嚼”与历史散文 赵志伟
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于文化无补”判断下得太武断，有失分寸。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术业有专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做游戏就得讲游戏规则。譬如，你一方面要编历史剧，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发生了“唐人戴宋冠”一类常识性错误。当有人向你指正时，你却辩解说：这是戏说，不必拘泥于细节，因为“冠”“袜”之类是没有多少文化含量的，重要的是要搞清文化形态。你说这能服人吗？文史知识不是一件衣服，需要打扮自己时就穿上，不需要就又脱掉它。余先生的散文是以文史见长的，别人当然要求你在文史知识方面没有硬伤。《文化苦旅》可以说影响到了整整一代人，我的学生中大部分都读过余先生的大作，他们即将走上教师岗位，假如因为文史常识上有“硬伤”，他们教给学生，一代代传下去，难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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