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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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源于《山海经》是记错了。《山海经》的内容极富神话色彩，虽然也有一些实在的地理内容，但论及历史，一般都不会到《山海经》里去找依据，这是常识。舜、三苗、三危，是这句话的三个要素，我们不妨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入手查证这条史料的出处。关于三苗，《辞海》的解释为：“三苗，古族名。亦称有苗、苗民。《史记·五帝本纪》载其地在江、淮、荆州。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根据《辞海》的提示，我们再去查《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舜把共工、 兜、三苗、鲧四个不服从命令的部族首领流放到幽陵、崇山、三危、羽山四个极远的地方，以示惩罚。三苗在这里显然是指三苗族的首领，而不是指整个三苗部族。由此看来，《辞海》“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的说法也不确切，应该为“传说舜时其首领被迁到三危。”根据《史记·正义》的解释，三苗族的首领叫饕餮。余秋雨先生说“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显然是把“迁三苗于三危”这句话记为“逐三苗于三危”。“舜逐三苗于三危”不见于任何一种先秦文献记载。看来，是余秋雨自己自造了一句史料，然后又把这条根本不存在的史料当成事实，煞有介事地大发了一通议论，断言当年舜曾率领中原大军和三苗族在三危山实实在在打了一仗。三苗地处江、淮一带，舜如果要和他们决战，不在较近的南方攻打，却要把他们驱赶到几千里之外的三危山才决战，真是吃饱了撑的！以想像丰富著称的《山海经》也没有这样大胆的想像。“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不知道余先生这里说的马蹄声是从何而来？中国的车战，在夏代初期才出现。至于骑兵作战，是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才大规模出现。在上古的尧、舜时代，根本不会在作战时响起哒哒的马蹄声。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有天下之后，“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而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文中的干和戚都是古代的兵器，不用于战争而作为舞蹈的道具，说明舜主张止战修教，以文德去感化三苗族，使他们归顺。
难懂的奥妙：历代的僧人为何偏偏选中了沙漠？ 《文化苦旅·沙原隐泉》写道：“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余先生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常识性差错，现在莫高窟一带的地理环境并不能说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情况。莫高窟位于今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在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曾以敦煌为都城。在唐代，敦煌是一个国际化的贸易城市。据莫高窟第148窟中的《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载，唐大历年间，莫高窟的风景秀丽，“碧波映阁”。可见当时莫高窟前面的河床中是有水的，而且水量很大，足以使莫高窟的楼阁倒映在碧波之中。在唐代大历之前的四百年间，莫高窟一带的自然环境只会比大历年间更好。俗语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当初僧人选择在此居住、兴建洞窟，当然是因为此处有山有水，风景秀丽，而不是“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建造洞窟。历史上的佛教建筑，没有一处是有意选择在环境恶劣的地方的。莫高窟一带自然环境的恶化，是唐代以后一千多年历史变迁的结果。在余先生的笔下，现在的环境和莫高窟兴建时期的环境成了一回事。他把地理环境当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才会得出这种不能成立的结论。
变了调的颂歌：关于都江堰的历史
《文化苦旅·都江堰》有这样的文字：“我以为，……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余秋雨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想赞美都江堰，尽管赞美好了，犯不着去矮化长城，以致把一些常识性的说法都改变了。众所周知，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都江堰的知名度是无法和长城相比的，这是常识，也是历史事实，你为什么要去改变它呢？何况这两者本来就没有可比性，长城是关系到全国的一项工程设施，都江堰只不过是四川一地的一个工程。八达岭是长城中保存最完整和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明代在八达岭口修建关城，有东西二门，西名“北门锁钥”，东称“居庸外镇”。八达岭长城就是从“北门锁钥”关门开始，南北延伸，宛如游龙啸天，巨蟒窜洞，盘旋于燕山群峦峻岭之中，不见首尾，气势磅礴，令人惊叹！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7节 常识性的文史差错
不知道余秋雨先生说“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是从何说起？或许余秋雨的眼光和众人不同？但大家看到的是同一长城，想来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差吧。都江堰地处成都平原的西北，余秋雨说都江堰在“四川平原”上，也是一处失误。地理学上只有“四川盆地”一说，而没有“四川平原”一说，四川盆地由西部的成都平原、中部的方山丘陵和东部的平行岭谷组成。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是从属关系，这些都是地理方面的常识，怎么会生造出来一个“四川平原”的地形名称呢？至于余先生说“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也是于史无据的。唐代“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倒是到成都避难，跟随他到成都的有“官吏军士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这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有记载，也不是什么冷僻的史料。唐玄宗在成都住了14个月，就离开北返了。唐代还有一位皇帝也到成都避难，那就是唐末农民起义军占领长安后，唐僖宗逃出长安，到成都住了四年多。除此而外，历史上的其他皇帝还没有到四川寻求庇护的。“安史之乱”可以算是民族的重大灾难，不过到成都去的人员一共只有一千三百多人，似乎看不出天府之国对整个中华民族提供了“庇护和濡养”。说到对民族的庇护作用，长城在历史上还是有过这种作用的。说到历史上的四川，好像有这么一句俗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由此看来，说都江堰“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不是“毫不夸张”，而是十分夸张！都江堰在历史上最大的灌溉面积是三百多万亩，成都平原的面积为九百多万亩，都江堰的灌溉面积也只是成都平原的三分之一而已。从历史、文化、地理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江堰都不可能说“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你虽然是在写散文，可你笔下描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和地理，怎么能随意改变历史呢？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四川省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当时也曾对四川省内的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进行整修，扩大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不过，当时中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后方，主要是因为全国军民在前线浴血奋战，日军的战线拉得过长，无力再对大西南发动重大军事进攻。因为有都江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显然是言过其实，有意夸大了都江堰的功能。从逻辑上讲，都江堰的存在不是大后方安定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当时都江堰的管理直接受到了影响，每年的岁修工作经常不能正常进行。1943年7月还发生了著名的“飞沙堰事件”，外江灌区的灌县、崇庆、温江、双流等县均遭水灾，内江各河长时间缺水，导致当年粮食严重减产。我们再来说说长城是不是都江堰的后辈。都江堰兴建于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0年间，这是余先生也承认的。但长城的修建时间，并不是从秦始皇时才开始的。早在春秋后期的公元前五世纪，齐国已经修筑了长城，到战国时代的公元前四世纪，燕国、赵国、秦国等国都在各自领土的北部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防备匈奴南下，把原来秦、燕、赵北部的长城连接起来，又新修了不少城墙，形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历史，比秦始皇统一天下还要早近二百年，这也是历史常识。长城的资历比都江堰要早近一百五十年，怎么能说“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呢？
甘心远嫁还是怨恨之举：关于昭君出塞
《文化苦旅·三峡》：“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终逝他乡……”余秋雨先生在文中说王昭君是自己甘心远嫁匈奴的，不知他的结论是怎么得来的。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根据以上史料，根本看不出王昭君是“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王昭君之出塞，原因很清楚：那就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愤而求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把昭君出塞的怨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两句，最为人们称道。王昭君分明是积怨数年，为了摆脱“白头宫女”的命运，才愤而请命的，怎么到余先生的笔下，倒成了“甘心远嫁”的自愿行为呢？
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是为了探询“碧天南海”吗？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站立着或者匍匐着，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这段话是余先生在赞美海南岛上的“鹿回头”时说的。就像他为了赞美都江堰而矮化长城一样，在这里他又把海南岛赞美过头了。中国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所以帝王之位皆南向，称居帝位为“南面”，在《庄子》中有“南面称孤”之说。《易·说卦》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从地理上讲，中国处于北半球，自古以来建筑上皆以北房为正房，因其向阳故也，所以民居都朝南而筑。指南针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当时叫“司南”。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的目光还没有越过五岭，还没有“南海”这个地理概念，对他们来说，帝王面南而坐，民居朝南而筑，指南针指向南方，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与所谓的“碧天南海”一点关系都没有。余先生的这种说法，有违常识，过于牵强了吧？综上所述，余秋雨先生在《莫高窟》、《沙原隐泉》、《都江堰》、《三峡》、《天涯故事》五篇文章中出现的差错，都不是什么“冷僻的史料差错”和“记忆不确”的失误，也不是别人编造的，都属于很普通的文史常识差错。用不着到天一阁一类的地方去查找，这些常识和史料在《辞海》、《史记》、《后汉书》、《旧唐书》等书中都能找到，这些书都不“冷僻”，一般文史工作者的书架上都应该有。至于把清代的金圣叹写成明朝的忠臣，把唐代的吕洞宾说成道家的始祖，让死去的柳宗元为自己写神庙碑，这类常识性的差错，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已经指出，这里不再多说。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历史到了余秋雨先生的笔下都变成了面团，被他随意地揉捏，搞得许多学生不知所措，还以为他们的《历史》和《地理》课本编错了。我在此向余秋雨先生提个建议：为了对得起广大读者，“灵感”还是要写，“落叶”也需要打扫，尤其是那些别人指给你看的“落叶”。余先生以为然否？ （2003年7月16日）
7月11日，东方网发表网友“一棵树”的文章，对某些支余反金者的错误论点提出了批评。转录如下：
驳“支余派”的糊涂观点 网友：一颗树
东方网请到了四位名人，一位作家（赵丽宏）三位教授，看来对余秋雨的行径不利了。
1、各位在批驳金文明的时候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他在炒作，理由如下：余秋雨有名，金文明无名，咬名人出名是现今世道的常理，以前就有不少———在学界，金文明真的很有名声的，反之，余秋雨在时尚的商界名声很大。到了68岁，说金文明追求时髦的名声，看来胜算不大，那他还“炒”个什么劲儿呢？何况，作学问的人，特别是作文字方面学问的人，起码的要求就是准备沉默。类似的有作国防科学的，有哪位“很有名”呢？邓稼先如果不是身患绝症，哪里能打破他的誓言呢？———一辈子隐姓埋名。说金文明先生在自我炒作的论点站不住脚。
2、金文明和鄙视余秋雨的人是“弱者”———作学问的人，对于自己的专业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骄傲啊！余秋雨的错误正撞到金文明的专业上———有些不是专业，而是文史基本常识。向无知的人指出其错误，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满足啊！不料余秋雨不识相，愣把自己的弱点来撞别人的长处，岂不败哉？田忌赛马的故事，只怕余秋雨是知道的，他不该拿自己的短处（文史知识和文革旧帐）来对付金文明。———这里，金文明真的不算弱者，他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开开心心，比斤斤计较的余秋雨强大多了。至于泛义的“像”弱者，俺不清楚，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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