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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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能耐你也写几部散文集？”是强盗逻辑，这和要求厨师下蛋一样滑稽。
5、文革旧帐就不要提了，就说余秋雨和金文明两人文革十年的表现，哪位有空去上海图书馆查查，相信会有收获。
6、赵丽宏的言论很有点为余秋雨同情，这是作家的生活，但就算这样也不敢说金文明的文章不对。
7、金文明的书名，“逗”看来有点玩世不恭———但稍稍读过那句唐诗的人就会会心地一笑———这老头儿真幽默。
8、中华历史太长，谁也说不清———这言论在网上说说也就算了，在文史学界得挨打，学人在干一些没有是非标准的事情吗？还有，文史真假的“法定性”，我想应该是以“学界共识”为基准的。比如“致仕”，学界共识就是“辞官”，有人非说“当官”不错，但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就有点胡闹，就仿佛教孩子管煤球叫“汤圆”一样的胡闹。再说一遍，文史学界的是非是和自然科学界一样的，清清白白，不是任人胡诌和狡辩就能掩饰的，俗话讲，越描越黑，余秋雨的回答，本来想再敷一层铅粉，不料反倒成了个三花脸。7月11日，山西《都市生活》报发表记者吉晋 采写的对我专访的长篇报道。同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读者短笺”栏发表了三篇随感式的文章，现将闲斋先生的《“咬”金文明》转录如下： “咬”金文明 闲 斋
读《金文明谈“逗咬”余秋雨》（6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突然萌发了“咬”一“咬”金文明的念头：金文明“咬”了余秋雨126口；但是，他也有一处该被“咬”。这就是他居然起码有两处使用了“拒谏”这个词。
对余文硬伤，可以用“批评”，也可用“咬”；但是，窃以为“谏”字分明错了。查《辞海》，“谏”是“直言规劝，使改正错误。一般用于下对上。如：进谏”。金文明和余秋雨完全平等，绝不是一个在下，一个在上，何谏之有？这个“字虱”该捉。当然，金文明先生那种较真的精神很可敬，有一天如果我有幸被他也如此这般地“咬”上若干口，肯定欢迎。
但是，我又以为，用“严谨而且诚实”（金文明自我评价，我也敬重他这一点）的态度，给迷恋这类畅销书的中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提个醒，以免他们高考过后就提前“致仕”，很有必要；却未必需要一再同对方讨论“致仕”是退休还是当官这类问题（我拜读了同期《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反复再三细读关于“致仕”的新解。惭愧得很，仍不明白“死文字”的“致仕”与“活文字”的“致仕”何以有截然相反的意思）。既然有人坚决认定三乘八等于二十五，你何必再去论证“三八二十四”？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8节 金生叹老兄又来“咬”我
同样道理，尽管指谬在前，唐代的吕洞宾，还是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是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仍然有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还响过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 ，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 常”……等等，也不必大惊小怪，连呼咄咄。这样较真，使人想起明朝那些大臣，冒着廷杖的危险而“谏”，挨廷杖之后仍愚忠地“谏”。
行文至此，金生叹老兄又来“咬”我，捉我的“字虱”：人家风风光光地一再成为电视台或什么讲座的特约嘉宾，一再在电视台上侃侃而谈，其地位与文化皇帝差不多，当然得用“谏”字。我为之语塞，于是掷笔，不敢放屁。
金按：“文化皇帝”一语，点出了余秋雨对待批评的失常心态，可谓一针见血。
7月12日，《济南日报》刊登记者李雪萌对《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的访谈文章《咬嚼派：志在纯洁中国文化》。
7月14日，《新民晚报》发表《咬文嚼字》月刊主编郝铭鉴的文章《“咬嚼派”与大文化———致余秋雨的公开信》转录如下： “咬嚼派”与大文化 ———致余秋雨的公开信郝铭鉴
我已无权保持沉默
秋雨兄：你公开战“逗”的当天，我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媒体打来的，无非是要我表态。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软，两边都是朋友，话该怎么说呀？于是一味闪躲腾挪，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无可奉告”。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被逼到墙角，除了面对现实别无选择。这是因为，你在访谈中点了我的名字，点了《咬文嚼字》这份刊物，你嘲笑“咬嚼派”只是属于“夜航船文化”的末流，非但于文化无补，还会损害年轻人的思维，可谓罪莫大焉。我觉得你的这些说法，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在相当程度上伤害了我和《咬文嚼字》编辑部同仁的感情，伤害了全国广大从事语文规范化工作的同志的感情，作为这份刊物的主办者，我已无权再保持沉默。
首先想说明一个事实，自创办《咬文嚼字》以来，我没想到要给你寄刊物。这倒不是忘了老朋友，主要是考虑到你是一位“行者”，居无定所，而且你也志不在此，何必来这番客套呢？直到有天收到你“秘书”的通知，才知道编辑部另有一位同仁给你寄了一份。因为本来不存请你读刊的奢望，所以停止送刊这件事，我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倒是你“秘书”说你以后不再从事文化工作，让我感到有点惊讶，隐隐为中国“大文化”的前途担心。《咬文嚼字》编辑部确实经常收到批评你的稿件，不论写得好坏，基本上都给压下了。后来有篇涉及林和靖的短文，有关编辑坚持要用，我决定寄你本人过目。这一方面是编辑部的制度，在你之前，批评华君武、谢冕、冯岑植等人的稿件，都是这样处理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本人的私心，在自己办的刊物上，总不忍拿朋友“开刀”，即使要体现“一视同仁”，也希望“先礼后兵”。不久便收到了你的回复，当时你远在国外，仍想着为《咬文嚼字》写稿，我觉得你这个人是很够朋友的。不过，你的文章却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我没想到读者指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你竟用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来反驳。为此，在发表时特地加了个“编者按”，其中有这样两句：“批评并不是给名人‘上课’，反批评也不应文过饰非。”秋雨兄，这后一句话便是说给你听的。 想起了“镜子”寓言
你说你不喜欢《咬文嚼字》，而且委婉地向我表达过不喜欢的理由。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毫无印象。相反，倒发现你写过这样的句子：“作为今后一直会应用下去的汉语言文字，还是应该通过严肃的讨论和校正来保持它主干部位的纯正的，像《咬文嚼字》这样的工作就很有意义。”谓予不信，请允许我套用一下你的口气：请翻翻《咬文嚼字》吧，它就刊登在1999年第2期第11页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委婉表达的内容。不过，这都没有关系。你过去若说过喜欢，我非常感激；你现在说不喜欢，我还是非常感激。不瞒你说，《咬文嚼字》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你的《文化苦旅》，合订本在书市可以说是盛销不衰。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作为办刊人，我更看重你的“不喜欢”，因为由此可以引出更多的有价值的思考。
然而，作为朋友，有句话本来应该私下说的，现在只能公开说了：我觉得你这样说话有点不是时候！当前社会语文生活十分混乱，“无错不成书”的局面至今尚未扭转，作为一个知名学者，你对宣传语文规范如此厌恶，别人也许会怀疑你的文化良知。你当年说《咬文嚼字》“很有意义”，现在又反过来说“不喜欢”，如此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尽管表达的也许是你的真实想法，读者仍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这都因为《咬文嚼字》“咬”了你的差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的气度似乎小了一点。秋雨兄，我在读你访谈中这段话时联想到了一则寓言，有个女人要把镜子藏起来，不，要把镜子砸碎掉，总之，她确实不喜欢镜子，她怕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我们何必用自己的行为来一再验证这类寓言的生命力呢？你的那篇“访谈”，其实一眼便能看出是你自己的手笔。飞流直下，气势如虹，激情四溢，文采斐然。我一面看一面击节赞赏：秋雨兄的文字就是好看！然而全部读完之后，不由为你捏一把冷汗。因为在你“强硬”的背后，我看到了你的虚弱。你有点反应过度，有点情绪失控，你想用气势来证明真理，想用嘲弄来转移压力。俗话说：言为心声。你如此疾言厉色，露出了内心的烦躁不安。你说中华文化的根本问题，是要摆脱身上的陈腐、无聊的包袱；我说秋雨兄的根本问题，倒是要摆脱身上的名人、大师的包袱。不要动不动就想到给别人开书目，给年轻人写指导书，不要一看到别人指出几个差错，便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发生动摇，从而闹得方寸大乱。 不能如此“刀枪不入”
你那篇“访谈”问题出在哪里，作为朋友，还是可以帮你分析一下的。第一，你不该还没有看金文明的书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不认账。你一口气反驳了九条差错，然后轻轻宕开一笔，把其他所有差错都归之于“出书模式快速转型”而导致的“手民误植”，于是金文明指出的“126处”似乎全部化为乌有。这也未免太低估了读者的判断力了吧？难道“雨果参加法国大革命”是手民误植？难道“刘半农托名王敬轩”是手民误植？难道“娥皇、女英是舜的女儿”是手民误植？……一个写东西的人，弄错一些文史知识，其实算不得什么洋相。鲁迅、钱钟书这些大家不都出过差错？可是明知错了还不认账，甚至让编校人员背黑锅，如此“刀枪不入”，倒让人有点不好理解。
第二，你完全有权利反批评，作为论战也应该讲究技巧，但不能用“障眼法”来蒙人。你在反驳九条差错时，几乎每一条都耍弄了一点“小动作”，和全国读者开了个名副其实的“大玩笑”。说心里话，我不忍心充当拆穿“西洋景”的角色，这里只谈金圣叹一条吧。你先引用自己的原文：“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然后引用《辞海》：金圣叹“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再后便是厉声责问：“我和《辞海》，错在哪里？”真是振振有词。我想，不少不明底细的读者，一定会被你问得一愣一愣的。不过，秋雨兄，请小点声，这种事何必闹得尽人皆知呢？《辞海》没错，可你错啦！作为一个大学者，你不会不知道“哭庙案”是怎么回事吧？《辞海》说的是“哭庙案”，而你说的是哭大明亡，因为都有一个“哭”字，你便误导读者把两者视为一回事，这不是有点近乎儿戏了吗？
第三，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你居然有一错到底的勇气，而且错也要错出理论家的架势来。“致仕”便是一例。其实从论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是应该避开的。像这样的词用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呀！而你偏要争这口气。别人指出了差错，你赶快查找资料，现在又拿出来卖弄，这本身已经有失风度；还要搬出胡适来助阵，大谈什么“死文字”和“活文字”，真不知让人说什么才好。其实只要想一想，在现代生活中，有这样用“致仕”的吗？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这个词是可以讨论的，只是兄表现得过于聪明，明眼人不是已经在说不要和三八二十五的人争论了吗？赵忠祥先生曾发誓要把“宁馨”进行到底，这我可以理解；秋雨兄要把“致仕”进行到底，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记得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说“面子”》，兄在吃饭之余，不妨随手翻翻。
“咬嚼派”任重道远
关于“咬嚼派”，还想谈几句。兄如把我归为“咬嚼派”，我一定乐于接受，还有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文化吸收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只有经过咬嚼，别人的智慧才能转化为自己的营养。除了咬、嚼，恩格斯还用过一个词：啃。我想秋雨兄也不会提倡囫囵吞枣吧。在咬嚼的过程中发现石子，那当然要吐出来。因为是你秋雨兄烧的菜，便要别人把石子也咽下去，而且还声称这是“大补”，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自恋。重视咬嚼、追求善本，本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咬嚼精神在鲁迅、郭沫若、邹韬奋、叶圣陶等文化人身上，曾得到生动的体现和鲜明的宏扬。在当代出版史上，吕叔湘、胡乔木、于光远等人，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的咬嚼实例。秋雨兄因为被“咬”了一口，便与“咬嚼派”反目成仇，对此我深表遗憾。其实当我知道兄的著作中有文史差错时，根本没有想到笑话你，相反心
头只有自责。这些书虽不是我经手编的，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仍然为此感到汗颜。要求作者的原稿没有差错，这是不现实的；编校人员在出版过程中不能发现差错，消灭差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在此，我愿意以一个出版人的身份向你表示道歉。在“访谈”中，秋雨兄又一次谈到要招回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我深表赞同，而且我认为“招魂”的重任非君莫属。但是“招魂”与“咬嚼”似乎并不矛盾；非但不矛盾，而且还可以互补。记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秦汉雄魂、唐宋风范也是要靠具体的文字来表达的。一旦雄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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