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2部分

小说：秋雨梧桐叶落时字数：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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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按：在提到历史人物时搞错时间的顺序，这是余秋雨常犯的毛病。论述两个历史人物究竟谁影响了谁，怎么能不考虑他们时代的先后呢？余秋雨在这里所作的辩解，是说服不了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的。例如他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说死于1883年的法国画家马奈正在艺术上酝酿着跨世纪的突破；还在《山居笔记·脆弱的都城》中，说生于1802年的作家雨果参加了上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这又何以为解呢？此外，他又在后书的《乡关何处》中写道：“曹操、唐明皇、武则天的盘盏，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烧成于上林湖边。”后一组三个人，是按照时代先后排列的，前一组就打乱了：武则天是唐明皇（玄宗）的祖母，怎么能排在后面呢？这样排列应当改一改，千万不要强辩。因为越辩只能越往自己脸上抹黑。至于说生在1802年的雨果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死于1883年的马奈跑到20世纪初年去酝酿艺术上的突破，那就更像是痴人说梦了。不改行吗？可直到今天，余秋雨就是故意回避，坚决不改。这种拒绝批评的“顽强”态度，实在是有失“大家”风范的。　　　　
　　　　　　　　　　　（二）林和靖究竟有没有妻儿？　余秋雨说：　　　　
　　　　　　　　您的文章中还顺便提到了林和靖的私生活问题，因为您翻过两部辞书，都说林“未婚娶”，由此对我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其实中国隐士们的私生活状态是比较复杂的，除名义婚姻之外还会有事实婚姻，而这种复杂之处正是味道所在，被散文作家所关注。辞书毕竟只是辞书，哪能要求它们呈现生活的多重质感？我因远在墨尔本，一时无法查到当时写作所凭据的材料，恰好行李中带了一部曹聚仁先生的《万里行记》，本来是为了旅途中消遣的，没想到第175页上也有一段说到此事：　　　　
　　　　　　　　孤山，小小的山冈，连着白堤成为里湖外湖的隔线。山以林和靖得名。林，北宋真宗年间隐士，“为诗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尝入城市”。相传他梅妻鹤子，今日孤山，还有鹤冢。其实他是有妻室有孩子的。　　　　
　　　　　　　　曹聚仁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可以信赖。待我回国后有空再查一查。　　　　
　　　　　　　　由您的来信我想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近年来看到不少报刊上经常有一些关于古代和近代文史细节的论辩，仔细一读却是非专业人士所为。虽然非专业，但在口气上又把这些问题当作现代普通常识借以嘲谑攻陷。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中国文化在世纪之交亟需年轻的生命从根子上来灌溉，年轻的生命不能流失在那早已风干的沙土尘粒中。　　　　
　　　　　　　　当然，作为今后一直会应用下去的汉语言文字，还是应该通过严肃的讨论和校正来保持它主干部位的纯正的，像《咬文嚼字》这样的工作就很有意义。　　　　
　　　　　　　　　　金按：在这个问题上，余秋雨的辩驳更加缺乏理性。你要否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的结论，就必须拿出可靠的史料或新的证据来进行合乎逻辑的考辨，怎么能光凭曹聚仁先生的一句空话就想把人吓退呢？更有甚者，他还居高临下，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非专业人士”徐如顾：“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面对如此霸道的“大师”，联想到过去那么多敬仰余秋雨的读者为什么今天会对他改变态度，甚至批评有加，也就不难理解了。　　　　
　　　　　　　　　　　1999年2月，《咬文嚼字》第2期上，同时发表了徐如顾的《〈秋雨散文〉中的一处小疏失》和余秋雨的《答徐如顾先生》。该刊主编郝铭鉴为此撰写了《编者按》，全文如下：　　　　
　　　　　　　　作品问世以后，便成了社会的财富，读者有批评的权利；但这种批评决非“终审判决”，作者同样有反批评的权利。“咬文嚼字”也不例外。只有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我们才能最终走向科学，走向真理。为此，本刊拟新辟“双通道”一栏，通过编辑部的中介，让批评双方直接对话。当然，批评并不是给名人“上课”，反批评也不应文过饰非，否则，“双通道”难免会“堵塞”的。　　　　
　　　　　　　　　　金按：据郝主编说，《编者按》中提到的“批评并不是给名人‘上课’，反批评也不应文过饰非”，这后面半句，就是讲给余秋雨听的。　　　　
　　　　　　　　　　　4月，《咬文嚼字》第4期上，刊发了我的两篇文章：《和靖实无妻与子》和《“致仕”不是获得官职》。转录如下：　和靖实无妻与子　金文明　　　　
　　　　　　　　　当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曹聚仁先生，在其《万里行记》一书中提到北宋处士林和靖（名逋，字君复，谥和靖先生）时说：　　　　
　　　　　　　　相传他梅妻鹤子，今日孤山，还有鹤冢。其实他是有妻室有孩子的。初读这段文字时，我确实感到有些愕然。“梅妻鹤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近千年，林处士只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并没有真正的妻室和孩子，这可以说早就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现在竟然被曹先生推翻了。在古今中外学术发展的长河里，力排众议、推倒成说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本来并不奇怪，但要能够站得住脚，令人信服，就必须提出充分的根据。遗憾的是，曹先生在这里只是语焉不详地谈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至于根据何在，却只字未提。所以，尽管曹先生是我素来钦佩的博学多才的前辈，但对他的这一新说，我还是不敢苟同。　　　　
　　　　　　　　历史文献中可以证明林和靖没有妻室和孩子的材料是不少的，最主要的似有以下两条：　　　　
　　　　　　　　《宋史·林逋传》：“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　　　　
　　　　　　　　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天圣（1023—1032）中，闻宁海西湖之上有林君……是时予因适会稽还，访于雪中……先生少时多病，不娶，无子。诸孙大年能掇拾所为诗，请予为序。”　　　　
　　　　　　　　很明显，作于元朝末年的《宋史》，其《林逋传》中“不娶，无子”的说法，取自北宋梅尧臣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过硬的材料，其实只有这一条。　　　　
　　　　

第一部　“金余之争”缘起第2节　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

　　　　按照年龄计算，梅尧臣（1002…1060）小于林逋35岁，属于林的晚辈，但梅尧臣在宋仁宗天圣年间，曾经与虚白上人乘舟冒雪同往西湖孤山拜访过林逋（林逋卒于天圣六年，梅访林之行不会晚于此年），并且还写过一首《雪中同虚白上人访林处士》的诗（集中未见，已佚，但林逋《和靖诗集》中收有《和梅圣俞雪中同虚白上人见访》诗），以致约二十年后，梅尧臣还写了《对雪忆往岁钱塘西湖访林逋》诗三首（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定此诗作于仁宗庆历七年，即1047年），以缅怀当年那次难忘的寻访。正因为他同林逋有过这一段忘年之交，所以林逋的侄孙林大年才会请求梅尧臣为其伯祖的诗集作序。据此可以肯定，序中所说的林逋“少时多病，不娶，无子”，必然是实录之词。如果林逋真有妻室和孩子的话，梅尧臣应当是知道的。退一步说，即使他原先不了解，也一定会在作序之前去询问林大年，绝不会随便写上“不娶无子”四个字，而且写了也不可能为林大年及其族人所接受。　　　　
　　　　　　　　此外，还有几条材料可以一提：林逋的好友范仲淹写过《寄林逋处士》诗，其中有句云：“几侄簪裾盛。”只字未提林逋的儿子，却特意说他有几个侄子做了官。对照《宋史》本传所说林逋“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为侍御史”，这里恐怕是含有一点言外之意的。《宋史》本传还说：林逋生前“尝自为墓于其庐侧”；林逋死后，州守李谘“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如果林逋有妻有子，难道还需要生前自己造墓，死后由地方官来为他营葬吗？那么，历史上是否有蛛丝马迹的记载涉及林逋的妻室和儿子呢？据我所知，直接的没有，间接的似乎有一条，那就是南宋时有个叫林洪、字可山的人，自称为林逋的七世孙。我认为，不论世代多远，只要真有一个后裔，也就足以证明，林逋是曾经有过妻室和儿子的。可惜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处士裔孙，在当时就遭到了人们的嘲笑和否定。陈世崇（1245—1309）《随隐漫录》卷三说：　　　　
　　　　　　　　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尧臣字）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鹤种并梅种，定是瓜皮搭李皮！”　　　　
　　　　　　　　姜石帚的讽刺是够辛辣的。我想，千年以后的人们总不该再去成为他嘲讽的对象吧！　　　　
　　　　　　　　　（1999年第4期《咬文嚼字》，署笔名“封常曦”）　“致仕”不是“获得官职”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中有这样一句话：　　　　
　　　　　　　　“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　　　　
　　　　　　　　仔细体会全句的文意，余先生这里所说的“争取科举致仕”，显然是“争取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的意思。“致仕”真的能解释为“获得官职”吗？　　　　
　　　　　　　　“致”字确实有“获得”的意思，例如《论语·子张》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这个“致”，可以解释为“获得”。但“致”字还有“归还”、“辞去”等意思，例如《国语·鲁语》：“子冶归，致禄而不出。”蔡邕《胡公碑》：“致位就第。”这两例中的“致”，就是“归还”、“辞去”的意思。“仕”字一般解释为“做官”、“任职”，作动词；也可解释为“官职”、“职位”，作名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致仕”历来只表示一个意义，就是“辞官”。例如《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汉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把禄位还给国君，就是辞去官职。从来没有人将“致仕”理解为“获得官职”的。　　　　
　　　　　　　　以上理解，如有不当，敬请余先生批评指正。　　　　
　　　　　　　　　（1999年第4期《咬文嚼字》，署笔名“剑啸”）　　　　
　　　　　　　　　2000年4月，《咬文嚼字》第4期上，刊登了我批评余秋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中一处文史差错的文章：《何来“五经世学”？》。此文收入台湾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修订本时作了修改，题目改为《丰坊的“五经世学”是些什么货色？》。转录如下：　　　　
　　　　　　　　　丰坊的“五经世学”是些什么货色？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中，将明代书法家丰坊同天一阁主人范钦作了一番比较，他说：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丰坊的“五经世学”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余先生在这里给“五经世学”打上了一个书名号，并且冠以“专著”二字，显然是把它当成一部书来看了。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例如人们常说的“十三经注疏”，其实并不是一部著作，而是十三种儒家经典注释本的合称，行文中提到它时，是不宜写成《十三经注疏》的。所谓丰坊的“五经世学”，我看也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五经世学”的名目，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曾经提到过。黄宗羲在《丰南禺别传》（丰坊号“南禺外史”）中说：“见坊所著‘五经世学’，穷经诚有过人者。”他对丰坊“穷经”所下的功夫无疑是肯定的，但“穷经”并不一定在学术上有创获。两汉时期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们，有几个留下了传世之作的？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他的《题丰氏“五经世学”》一文中，列举了丰坊赖以立身成名的五部著述，作了全盘的否定。他说：　　　　
　　　　　　　　丰氏既谬造《石经河图》、《石经鲁诗》、《石经春秋》、《石经大学》，又谬造高丽《尚书》、日本《尚书》，于是又造先儒所为诸传记以辅翼之，而皆托之清敏（丰坊远祖丰稷，北宋时人，卒谥清敏）或其大父（丰坊祖父丰耘）所传。　　　　
　　　　　　　　原来丰坊的“五经”，指的是《河图》、《鲁诗》、《春秋》、《大学》和《尚书》；所用的底本，前四种是石经，最后一种《尚书》则来自高丽和日本，据说都由他的远祖丰稷和祖父丰耘一脉相传。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五经”指的是《易》、《书》、《诗》、《礼》、《春秋》，而《河图》原来与《周易》八卦的卦形相附会，不属于正宗的经典，《大学》只是《礼记》中的一篇，两者也不能等而视之。因此，把《河图》、《大学》跟《鲁诗》、《春秋》、《尚书》合起来称为“五经”，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伦不类、自我作古的说法，八成儿出于丰坊本人的杜撰。尽管从后世书目文献的著录来看，这五部各自分立的著作并没有合成一部出版，但当时丰坊肯定曾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世学”的。既然作者自己这样说了，别人也就跟着沿用。所以，黄宗羲和全祖望在文章中提到“五经世学”，并不等于事实上存在过这么一部书。　　　　
　　　　　　　　从上面引述的全祖望那段话来看，他对丰坊的五部“世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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