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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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2节 “一批到底”现象
“一批到底”现象
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余秋雨慨叹这些年来的批评给他造成很大压力。首先受牵连的是家人，“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所以连我的岳父都认为我有极大的不安全感，那么大的篇幅在批判我，却没有任何人来保护，证明好像有很多的官员不喜欢我。”他表示岳父看了报纸后许多个晚上都不能睡，还想起过去自己受批判的情境。他会把报纸藏起来，不让余秋雨和女儿马兰看到，怕他们会不高兴，反过来余秋雨也是这样做。对于批判，余秋雨自言有深刻的体会。他在自己撰写的《叔叔为了〈红楼梦〉三度割脉———隐秘的河湾》一文中，回忆父亲余学文先生在文革时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说父亲在半年前去世时，他利用幻灯片播放了当年报章上批判父亲的文章。“他死后我们翻他的抽屉，翻到他藏了几十年的这些批判他的文章，他老人家一直没有忘记这个耻辱。我们那一代是这么过来的，没想到我们现在永远仍在批判中过日子。”
这些年来，在压力无法承受的时候，余秋雨也想过不再写作，甚至离开中国，只是想到家人还在，念头就打消了。他深深感谢太太及家人支持，特别是太太马兰，他还坚定地表示唯有等着他们吵架。余秋雨表示不会再就事件发表任何回应文章，也不打算跟金文明见面说个明白，他不想堕进笔墨的战场，但正计划将自己过去十二年所受的批判、他的经历写成书，于年底出版。“我不断地做文化的事情，没有参与过文化界斗来斗去，没有做过一点点的坏事，只拼命做自己的事，他们却反而不断地在骂我。”他形容情况跟文革造反派用几百条罪行打倒一个名人，一辩论就把一百倍的罪行把你的口封住、批判你的情况一样。“正常的文化界应该有公理，有舆论、说理的地方，总会分辨是非，在伤害人但证明是错了之后会有羞耻感，但是现在中国仍是浩浩荡荡的一批到底。”那被批判者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呢？余秋雨举他正在打的一场官司为例，“我接受法庭的调查，事实真相一定能搞得清楚，我最终的要求，只要对方能够认错，我就可以了。我只是让中国文化界有一个最起码的是非界限。”
交流讨论，在任何文化或学术领域都是正常不过的事，真相亦唯有通过不断求证，才能愈辩愈明。套用余秋雨在他的作品《千年一叹》的一句话：“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斗，任何争斗都包含着毁损。”文章得失，相信读者心中的那把秤，终能有所判断。
金按：看了余秋雨在这篇访谈中发表的观点和言论，许多读者和文化学术界人士都感到不可思议。你看，对于一场来自民间的纯属学术范畴的批评和论争，这位曾经在高等学府中身居高位，有着极高智商的高级文化名人，都说了些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报纸全都登了，完全是，我可以这么说，文化革命打出的大批判。”
“批判者主要是当地的人，背后该有官员支持，提供报纸的版面”；“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报纸背后都有很大的官”，“好像有很多的官员不喜欢我”。
“我是中国文化界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一个”；“现在永远仍在批判中过日子”。这里，我不禁想问一下余秋雨先生：在你的眼里，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中国大陆，难道人妖颠倒、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过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神州大地难道仍然是一片恐怖？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给了你多少荣誉，官方媒体让你频频亮相，你怎么能昧着良心，对他们蓄意贬损，恶言相加？
余秋雨这些错误的言论于7月28日发表，理所当然地激起了社会的公愤。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对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这里转录两篇，以飨读者：
余秋雨诉苦毫无道理
———读《我到底可以怎么办？》梁 清
余秋雨先生7月28日在香港《明报》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我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没有任何权位的人，一个写作的人。”“没有任何官职。”不光这样，余秋雨还断言这次因金文明先生《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出版所引发的强烈反响，“背后该有官员支持，提供报纸的版面”，“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所以连我的岳父都认为我有极大的不安全感，那么大的篇幅在批判我，却没有任何人来保护，证明好像有很多的官员不喜欢我。”（《我到底可以怎么办？》）
在境内外大红大紫的余秋雨先生竟然把自己形容成为“与世无争”的“弱者”，真叫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万分吃惊。现在就让事实来说话吧。首先余秋雨先生并非始终与“官职”无关，众所周知，余秋雨先生担任过几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有一位金仲伟先生曾经强调指出：“上海戏剧学院是个正局级单位，一直受上海市委和国家文化部双重管辖。”（《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那篇《调查》是竭力替余秋雨开脱和辩护的，不过这几句话倒是没有说错，谁都知道“厅局级”高于“县团级”，在上海来说，余秋雨先生这位“正局级”干部的地位恐怕不能说不高吧？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以后，是否成了如他自己所说的“体制外”的人呢？这种说法未免太谦虚了，余秋雨热衷于当城市文化顾问，这究竟是位于“体制”之内，还是成了“桃花源中人”？再举一个极小的例子，就在余秋雨反驳和攻击金文明的《被“咬”者的回答》中，他透露自己是国家出版总署任命的“全国扫黄打非办”的督导员。头上戴着“督导”桂冠，还要装出一副可怜相，真不知余秋雨先生还想做什么！至于还有类似“顾问”、“督导”之类头衔，那只有问余秋雨先生自己了！其实说到底，余秋雨今日所以能成为“公众人物”，除了他本人的才华、能力以外，和“官方”即各级领导的长期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余秋雨1987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92年获“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这些无不体现了各级领导和群众对他的支持和期望。他在《三十年的重量》中还得意地说自己曾任上海“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这虽非正式“官职”，但权重位高，非同寻常，乃是尽人皆知的。深圳的朱健国先生在《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魏明伦谈“二余风波”》（载《山西文学》2003年第10期）中说：“领导到上海来只看两个文化人：一个是王元化，一个是余秋雨。”王元化先生曾亲口对朱健国说起，余秋雨是深受“上面”重视的人。还有，按照余秋雨本人的逻辑：“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中央电视台无疑是国内影响最大的强势媒体，而余秋雨先生在中央电视台上亮相的机会难道还少吗？此事从余秋雨的逻辑可以演绎出什么结论，那就不必多说了。综上所述，余秋雨先生从“官方”和领导那里得到了如此多的支持和鼓励，到了今天却撇得一干二净，说得直白一点，实在是太缺少“良心”了。如果说余秋雨从不主动和“官方”拉关系，套近乎，那倒也不尽然。余秋雨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著名学者、专家，擅长于表演艺术是毋庸置疑的，他最拿手的一招是身在此而心在彼，以“隐士”、“半隐士”、“纯粹的文化人”的姿态表演作秀，吸引“官方”即各级领导的注意，譬如余秋雨是怎样打开深圳的局面的呢？朱健国和林晓东（深圳市作协秘书长）在《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披露，林晓东说余秋雨先生到深圳以后，经过积极活动，终于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这时候邵汉青就请余秋雨在迎宾馆吃饭，吃饭的时候余秋雨就谈了他的一些见解。当然，他的见解，在这些官员听来还是有相当的水平，余秋雨也会有某种作秀，比如说他会不经意地这样说，哎呀，某个地方请我当什么文化顾问，邵汉青就在饭桌上说，那我们深圳也请你当文化顾问。”林晓东从此事得出的结论是：“余秋雨实际上是尽量地想往官方靠，他不想靠是假。
”朱健国由此得出的印象是：余秋雨是“假隐士———‘翩然一只云中雀，飞来飞去宰相衙’。”总之，明白了余秋雨先生“真真假假”、“飞来飞去”的表演艺术，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奥秘了。
不管是做人，还是写文章，重要的是表里相符，一以贯之，如果只顾眼前，任意编造，那就难免顾此失彼，露出破绽，严重地失信于广大民众。就拿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出版以后余秋雨先生的表现来说，先是盛气凌人，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要给金文明“开一点书目”，不想抬举金文明。在受到广大读者批评以后，余秋雨立刻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是“无法在上海居住”，还竟然形容当前的情况“跟文革造反派用几百条罪行打倒一个名人，一辩论就把一百倍的罪行把你的口封住、批判你的情况一样。”众所周知，十年“文革”是由最高领导错误发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策划的一场浩劫，当年余秋雨先生置身于
“四人帮”的重要基地———上海市委写作组，对此自然清楚，现在竟然反过来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至十六大以来的形势和当年“文革”相提并论，尊敬的余秋雨先生，你这样说不觉得太离谱了吗？不是在亵渎“官方”（各级领导）和广大作家、读者吗？ （梁清先生系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虚幻的恶梦 特殊的心态 ———《我到底可以怎么办？》读后邵 纯
名满文坛的余秋雨，本来应该日夜乐不可支，但他却非常苦恼。在香港《明报》2003年7月28日对余秋雨的专访中，余秋雨说：“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所以连我的岳父都认为我有极大的不安全感，那么大的篇幅在批判我，却没有任何人来保护，证明好像有许多官员不喜欢我。”他还说：“岳父看了报纸后许多个晚上都不能睡”，因此，他“甚至想离开中国，只是想到家人还在，念头就打消了”云云。这些话，好像是作了恶梦的人，醒来后心有余悸地述说那真假难分的梦。他似乎生活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这完全是危言耸听，是撒谎！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余秋雨出现的次数还少吗？远的不说，今年9月14日，陕西电视台的《开坛》节目中，就有余秋雨亲自出面诉苦的表演，巧言令色，巧舌如簧，题目是《突围》。余秋雨写过“苏东坡突围”，现在自比苏东坡了。次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中，余秋雨又以学者的身份大谈什么“人格底线”，还赢得了一些小青年的掌声。你还要官员怎样喜欢你才满足呢？那些没有受到过大量批评的文化名人，难道都有官员做保护伞吗？再说，中国的出版社不也是官方管理的吗？假定如你所说，你的书怎么能一版再版？而且那么多更换书名的集子，多属重复的内容。余秋雨对《明报》的一番诉苦，失去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独立人格，抱怨没有受到官方的保护，十分微妙地流露出他自视特殊的心态。只有众星捧月他才笑逐颜开，一有批评他就怨天怨地，唯独不怨自己。
（邵纯先生，原新疆社科院院长，著名社会学家）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3节 《秋雨反文明》
同日，香港《明报》发表马家辉先生的短评《秋雨反文明》。转录如下： 秋雨反文明
马家辉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畅销，人所共知，但恐怕并非人人知道到底畅销到什么程度：据在出版界内流传的数字显示，《文化苦旅》的累计印数至今接近九十万册，《山居笔记》为五十万册，《千年一叹》为六十万册，相加起来非常可观，足替作者带来丰厚的财富和名气，却亦必足替作者增添额外的妒忌与挑战。
余秋雨散文的基本情调是“文史感怀”，睹物思故国，伤春忆旧人，悲秋得领悟，遇事寻启发，非常适合具有“历史沉淀”心理背景（这是李泽厚教授所曾提出的文化分析概念）的善感读者的阅读口味，加上其极具节奏感的文字功力，三字一停、四字一顿，抑扬有致，韵味无穷，是不折不扣的魅力美文，其畅销，不足为奇。而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正如Paul DiMaggio在审视美国文化工业的历史演变时所曾指出，文化产品一旦跨越“严肃”与“流行”的分隔线，必可衍生一种名为“仪式潜能”（ritual potency）的争议力量，同时面对来自严肃社群和流行产业的挑战，前者认为它破坏了严肃文学的纯净和神圣，瞧不起它；后者则企图框限它的变化与突破，阻止它在创作上的升华和改良。余秋雨散文之所以屡起是非，恐怕跟这个文化背景脱不了关系。畅销于“非（文史）专业人士”的书，难以企求内容资料的确实与严谨，但也正因它极度畅销于“非（文史）专业人士”，这自令文史专业人士加倍无法容忍它的粗疏与大意，随之捡起放大镜群起攻之，潜台词也就是欲维护文史专业领域与非专业领域的清晰界线。
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扉页内写了《赠秋雨》一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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