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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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万人参加了这场围绕学术是非和如何正确对待批评而展开的大讨论。倾向余秋雨或支持金文明的人，都充分自由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至今还未发现官方有人出来干预或操纵这场纯属学术范畴的是非之争。余先生的许多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限于时间，我这里只能就以下两个问题，作一点粗浅的评述，同余先生商榷。
一、荒唐的类比是一种阴暗心理的反映余先生在“文革”后期曾经表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我想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按理说，他在访谈中应当尽量回避这个问题才对。谁知别人不说，余先生却不可遏止地自己把它提了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只能归之于他的“文革情结”。当年他批判别人时就是怀着这种心态。本来子虚乌有的事情或指头大小的问题，他都可以东拉西扯，穿靴戴帽，无限上纲，血口喷人，把明明属于学术上的问题，硬生生地提到政治高度上来大张挞伐。这种习惯早已成为他的思维定势。因此，在“文革”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有人从学术上同他进行探讨或批评他的差错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跟当年的“大批判”挂上钩去。这种习惯和思维定势，别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的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还没有上市，余先生和他的“哥们儿”一看书名就吓得心惊肉跳。他们说：你什么词儿不能用，偏偏要用那个“逗”字？“逗”你金文明这个无名老头也许可以，你怎么竟敢逗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的余大师来了呢？这不是有点热昏了头吗？其实这个书名，我已在《自序》中交待得清清楚楚，那不过是借用了唐人李贺诗中的一句话，并没有不可告人的深意。书中的内容没有一丁点儿涉及余先生“文革”中的问题，全部都是学术论辩。任何读过这本书的朋友，都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非要扯到“文革”的大批判上去呢？我一个无权无势的退休老知识分子会有这个能耐吗？余先生把我说成是这场大批判的策划者，未免太抬举我了吧。
二、围绕着学术问题，就文谈文，就事论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余先生在这篇访谈中，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备受官方孤立和抛弃的人。他说什么自己“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没有任何权位的人”，“是中国文化界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一个人”。“批判者主要是当地人，背后该有官员支持”。“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好像有很多官员不喜欢我”。老实说，这些话如果不是出自余秋雨之口，我还真的不知道呢！但事实究竟如何呢？余先生是否真的这样孤苦伶仃、可怜巴巴呢？我想只要把他同我十多年来的经历比较一下，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众所周知，余先生头上的桂冠很多很多，连什么××比赛的××评委、××城市的××顾问，他都要去插上一脚，轧一下闹猛，我无法全部列举。就以这篇访谈所提到的两个来说吧，他“八七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九二年获‘上海十大高教精英’称号”。这两个光采照人的头衔，就全是官方授予他的。而我在名片上印着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编委”、“一九九六年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却是清一色的民间称谓，没有一点官方色彩。相比之下，我的身份可要寒碜多了。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7节 盲目追求‘创造性’
再以出书来讲，他的五本散文集，累计印数已达数百万册，而我的几本，《金石录校证》只印了一万册，17年来没有再版过。尽管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程章灿先生曾指定为他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市场上早已脱销，但出版社就是不肯重印。我主编的《中华古汉语字典》，已作为香港《新四库全书》（电子版）的配套工具书，但至今也只印了二万册。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成书以后，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省八个出版社竟没有一家敢接受出版，最后找到了山西的书海出版社，才算有了婆家，但措辞比较尖锐一点的《自序》（约16000千字）还是被建议换掉了（台湾版已重新补上）。这里不存在官方的干预，纯粹是出版社慑于余秋雨的威名，不敢得罪这位文化名人而对我关上了大门。书出版以后，不少发行量较少的媒体对我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但上海三家主流媒体都视若无睹，噤若寒蝉，好像没有发生这回事一样。6月26日，《新民晚报》终于破门而出，首发了余先生6000字的长文《被“咬”者的回答》，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毁谤。其措辞之尖锐，用心之刻毒，手法之卑劣，激起了社会的公愤。这篇文章已经收入《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附录中，读者不妨找来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余秋雨当时那种傲慢、狞厉、不可一世的腔调，绝不像这次香港媒体采访他时所表现出来的愁眉苦脸的样子。当时，我的一位已经退休的女同学，看了余秋雨对我的诬蔑，气得差点晕厥过去。7月上旬，我亲自到《新民晚报》社找了党委书记、总编辑金福安先生，他才同意发表我的反驳文章，但字数限定在5000字以内。总算让《新民晚报》一百多万读者也听到了我的声音。对于这种比较公平合理的做法，我已经非常感激了。上海复旦大学附近有家民营的鹿鸣书店，为了让我去签名售书，曾请求《文汇报》和《新民晚报》预先发个消息，结果遭到了拒绝。后者还表示，别的书可以，就是这本书不行。至于那份我多年以来不订不看的《解放日报》，直到7月29日还在头版发表了署名王多的吹捧余秋雨、攻击我的文章，把余先生抬高到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相提并论的地位，而别出心裁地把我出书拉去跟《拯救乳房》、《有了快感你就喊》之类以叫座书名吸引市场的行为相提并论。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被刊发在《解放日报》的头版。这份报纸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究竟是哪类角色在糟蹋着党和政府的声誉，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认为这是官方的态度。我们上海的市委和市政府有那么多的大事要抓，对于纯属学术范畴的讨论，历来是宽容、支持和不加干预的。王多之流对我的贬损和诬蔑，完全是他利用职权、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个人行为，应当由他自己负责。
走笔至此，我不由想起了吴祖光先生在解放前创作的讽刺剧《捉鬼传》。剧中写到捉鬼老手钟馗，被一个名叫齐人的将军鬼吓死了。围观的众小鬼问齐人：“你是用什么东西把钟馗吓死的？”齐人从怀里拿出一个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面具说：“我就是用的这个法宝。”众小鬼又惊奇地问：“这是什么玩意儿？”齐人答道：“这叫不要脸。钟馗这个老古董，遇到了不要脸，他还会有活路吗？”是啊！学术的探讨和论辩，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只要你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合乎逻辑的推理，谁是谁非，是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即便争得面红耳赤也没有关系。争完了，当事者还可以成为互相切磋的朋友。但最怕的就是那些毫无理性的不要脸的角色。他不看你的书，不听你的话，一味地往你头上泼污水，还装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就像王多之类。余秋雨先生还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还在不断地为自己的差错辩护。辩护就是想遮丑，说明他还是要脸的。他跟王多不完全一样。而且由于他是个名人，可能比一般人更加要脸。要脸就好办。他现在面对媒体的批评，发出了“我到底可以怎么办”的哀叹，实在让人可怜又同情。因此，我愿意向他提个建议：不要再去胡思乱想什么官方在支持谁，谁在存心要批判你，根本没有那回事。还是让我寄本台湾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给你（这个版本比较齐全）。请你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把我的观点理理清楚，该接受就接受下来，该辩论或批评的，就写文章跟我辩论，或对我进行批评，但一定要严格控制在学术的范畴以内，就文谈文，就事论事，千万别再牵扯到邪路上去。只要你这样做了，我以后就把发现的新的文史差错寄给你，供你出修订版时作参考。咱俩也可能像郝铭鉴先生说的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你看行吗？ （2003年8月4日香港《明报》）
同日，香港《信报》发表记者梁冠丽女士对我的专访文章《从来毁誉不由人》。转录如下：
从来毁誉不由人 梁冠丽
著有《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国内文化界引起轰动的金文明，日前自上海来港短留三天，在香港书展参与《石》书繁体字版的推广工作，为络绎不绝的读者在书上签名、盖上鲜红的印章。这点鲜红与他一身朴素的打扮形成对比———胶框厚片眼镜、化纤料子白色衬衣和深色裤子、因负荷过重致令手挽破烂的手提包———与近年访港的一些国内作家西装笔挺、革履鲜明的形象大相径庭。六十八岁的他虽有遗传性糖尿病，仍然健步如飞，嗓门大、嗜辣、写作时每天要抽三包烟，但这些劲远及不上他要继续揪出余秋雨著作文史错漏的决心。
“向他不可一世的权威思想挑战！”金文明说。他手上仍有六个关于余秋雨的文史错漏要写。他有信心仍然有很多错漏未找出来，文章可以一直写下去，不愁没有题材。然而，《石》书当初要出版社时遇过困难。金文明接洽过八家上海的出版社，“古籍、复旦都是我的老朋友，但都不敢‘碰’余秋雨”，结果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现在简体字版已是第四版，共印行了三万五千册。 拒绝批评引起反感
金文明解释，余秋雨有两个大问题令他锲而不舍地要“咬”他。首先，余秋雨的文史错误之多，他形容为“空前绝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共有一百三十多处文史差错。
“余秋雨狡辩说是排错、校错，但有许多根本是理论的错误，他那‘大文化思考’还有何价值？”他指余秋雨的历史散文的魅力来自文化史实的堆砌，写得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大文化’就得遵守规则，朱熹怎可以早死一年？雨果未出生又怎能参加法国大革命？人家称他为文化史家，就不可以误导人家”。由于余秋雨有很多年轻读者，“年轻人记得特别牢”，错误的资料记牢了要改就难。“我不聪明，但读的书多，勤能补拙！”金文明说他二十多年来都泡在古汉语辞典堆里。一九六六年，他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碰上文革，六九年到干校，七二年分配到辞书出版社，参与《辞海》修订工作，七九年《辞海》修订版出版后，即投入《汉语大词典》的六年编纂工作。
然而，“由于古代文史面太广，没有人可保证自己不会出错，出了差错，不足为奇”，金文明引出了余秋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态度，他拒绝批评，否认有任何的差错，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这如何对得起读者？……他把提意见的都说成是文化杀手，不管意见对不对”。他指出余秋雨这种不认错的态度十分罕见。他曾在语言学家王力的《诗经韵读》中找到一百多个汉语音韵的错处。王力写了六封感谢信，又向金文明说明，书是文革时期写的，当时年纪大、眼睛不好、没有助手帮忙，许多书不在手头，于是抄错、记错了。金文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章太炎全集（五）》中也找到一些标点和断句的差错，“对某个文史典故不熟悉，标点就会有错”。朱维铮建议金文明把找到的差错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早日纠正错误，因为《章太炎全集》何时再版不得而知。“我对他说，我要写就写你的风格。”金文明很佩服朱维铮这种负责任的风格。《咬文嚼字》杂志曾刊登过十多篇指出王蒙的文史差错的文章，但其中有一篇的批评是错的，杂志主编郑重向王蒙当面道歉，王蒙大方地说：“提错了也可启发思考。”“这是大家风度！”金文明赞叹。 可再抓一百个差错
说到这些前辈的风范，“跟余秋雨相比，气不打从一处来！”金文明说，若要他停止再写文章公开批评余的文史差错，“他必须真诚表示愿意接受意见，认真地看看我的书；无可辩驳的差错（如朱熹、雨果的生卒年份）必须在其著作再版时改正过来；其他的，可以讨论”。这样，他继续找到的差错，可以直接交给余秋雨，不用再写成公开文章。
《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书以外国文化为主题，但金文明自信不难在其中“抓他一百个差错”，他已开始搜集资料。此外，他指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就错误地把一些人归入流放者的行列中。这将是他下一篇文章要讨论的。金文明写了一首诗赠给余秋雨：
十年苦旅三春梦，秋雨霜风百炼身。我有一言君记取：从来毁誉不由人。他认为余秋雨这十年来经营的名誉地位只是一场梦，却炼就拒绝批评的金刚不坏身，然而，自古以来，招来的无论是毁谤还是称誉，都不是别人决定的，而是自己造成的———文章写得好，自应获得称誉；文章有问题，却拒绝意见，就惹来批评了。 记者 梁冠丽
同日，香港《信报》开始连载著名作家戴天的长篇学术散文《创新的把戏》。戴先生学养深厚，博闻强识，述古道今，谈联论诗，情文并茂，妙趣横生，偶尔涉及鄙人鄙作，亦深得我心。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创新的把戏 戴 天
二十年前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有一函致青年文史爱好者（见一九八三年五月《文史知识》）。函中有些内容，似乎也可以“解答”金文明先生一连四日在《信报》与余秋雨先生论辩所指出的一些“疑惑”，兹引如下：
“……史学界有几种风气不太好：一是文章里的‘新见解’，不是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后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存心要发表一种‘创新’的见解。文章里的议论都是为这一‘创造性’的见解服务的，不问是否确有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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