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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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界有几种风气不太好：一是文章里的‘新见解’，不是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后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存心要发表一种‘创新’的见解。文章里的议论都是为这一‘创造性’的见解服务的，不问是否确有所据。二是喜欢搞大题目。由于题目太大，论证很难做到稳妥严密。即使有所得，也难免有所失：结论就不能取信于人。三是喜欢论这个、论那个，你说这个人坏我要说他好，你说这件事进步我要说他反动，如此等等，通篇没有什么有力的论据，从头到尾都是空论。　　　　
　　　　上面虽然分列了三条，实际可以归并为一条，就是务虚不务实，违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人写文章不是为了博取一时的虚名，应该是给后人多少留下一点财富———研究成果。不是所有文章都能说是研究成果，能不能算，得看你这篇文章发表若干年后还有没有人要查阅，有没有人要引用你的论证和论点……做一个史学工作者决不应该一辈子只发空论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务实的工作！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创造性’……。”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8节　“踏踏实实的工作”

　　　　此处谭其骧先生所说的“踏踏实实的工作，务实的工作”，当然包括诸如“致仕”一词的了解与掌握。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没有过硬的基本功，其论证是否稳妥严密，就不问可知了。当然散文创作亦有抒发性灵、天马行空的一类。但如以文史为题材，对此又怎可旁略？谭其骧先生同时也暗示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必须不自欺，也不欺人，假所谓“创造性”、“新见解”之名，大发空论，而去“博取一时的虚名”。以金文明先生在《信报》，余秋雨先生在《明报》就有关问题的答问记录而言，到底哪一位言之有据、信而有征，哪一位闪烁其词、不著边际（甚至诉诸同情、自比弱者等，犯上不相干谬误），则白纸黑字俱在，孰是孰非，明眼人都心中有数，一目了然，毋庸辞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更且分门别类，牵涉颇广，任何人都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或各有专精，或各有所嗜，或力所能及作有限度的兼收并蓄，都在情理之中，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要本乎诚信，绝不是丢人现世、有失颜面的事。何况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要有基本的认识都不易，更休说深入了解。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认为做中国文化的学问如采铜于山，可见要有所得之难。等而下之者喜欢搞文化一类的大题目，即有所失又何足为奇！就金文明与余秋雨两位先生的“论辩”，一位朋友阅后颇有感慨。他说：先且不去谈什么文史研究，并发而为文，议论滔滔：即使要欣赏一篇古人的文章或诗词，也似乎必须具备一些基础语文知识，不然就难以得其真义、悟其妙笔，有如入宝山空手而回！朋友举盛唐诗人孟浩然的名篇《过故人庄》为例，认为一般读者默诵此诗，从字面所得的直觉感受，虽然必有故友相聚、不胜欢欣之情，寄身山林、不问世事之感，而田园风光、农舍生活，写来更历历如绘。但假如读者拥有基础语文知识，特别是对所谓“用典”亦略识之无（或为求深入了解、领会，肯去查辞典或找古书），就会在看似白描、毫无雕凿的诗句之中，发现耐人寻味的情思。　　　　
　　　　朋友说：他多年前看过一篇分析文章（只不记得是谁人所写，也许是倪其森），对诗中典故及其含义有所钩沉，即有不同于一般读者的“皮相”之处。原来孟浩然这首《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尽管语言浅白、妇孺皆晓，里面却不乏典故。因此一般读者所能领略的“字面意义”，便有如冰山一角，而其潜藏及引申义远不止此。此诗首联两句，孟浩然就不动声色，化用了《论语》所载荷　丈人与孔子的典故，借以表明心迹。孔门弟子子路问丈人孔子行止，丈人答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似乎有点看不起孔子。但丈人对子路还是“杀鸡为黍而食之”。其后子路见到孔子，将此事禀告，孔子便说丈人是个真正隐士，并叫子路去向丈人说明他“不仕无义”的志趣，而他栖栖皇皇谋仕，是“行其义也”。明白了这个典故，孟浩然把请他吃鸡的故人比作荷　丈人，而以孔子的明知“道之不行”却依然“不仕无义”自况。如此就不言而喻，孟浩然即使以隐逸知名，始终仍存唐代文人挥之不去或为求行义而谋仕的“终南之志”。此诗第三联两句，变阮籍与陶渊明的诗句而成（如阮籍《咏怀》：“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陶渊明《归田园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写来似不著痕迹，亦显示其对隐逸躬耕、无世俗之念的高尚情操不无向往之意。末联两句，则以萧统所作《陶渊明传》，谓陶于重阳节，“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此时突有人送酒来，就“即便酌酒，醉而归”等，用以暗示故人有如靖节，而他本人，最后也必因孺慕五柳先生，走上寄迹山林之途。朋友因此颇有感触地说，一首表面上写田园风光的诗，采其义蕴，竟然有这么多的文情哲思，不下工夫弄清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又怎么行呢！金文明先生与余秋雨先生的“论辩”之中，提到姜石帚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的押韵问题，也揭示了某些舞文弄墨之辈，似乎连必备的基础知识都有所欠缺，亦可见中国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当年出国文试题，为何要考学生对对子的深意了！据知一九三三年七月，陈寅恪应北京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之请，代拟清华大学入学试国文试题。陈寅恪共出两题，其一为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其二为对对子题：《孙行者》。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盖当时步五四运动余绪，新文化之风甚盛，入学试仍考对对子，似与时代潮流相违。即使作文题《梦游清华园　　　　
　　　　记》，也有人诟病，认为考生尚未进入清华之门，又将如何发挥，分明强人所难。大概有鉴于各方质难，陈寅恪不得已在《学衡》杂志七十九期发表《致刘叔雅论国文试题》，除阐明其高屋建瓴的出题旨趣，亦以见其关心中国语文教育及文化传承的真知灼见。文中，陈寅恪开宗明义，垦谈其切身感受：“寅恪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题，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原来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即《马氏文通》的印欧语系文法，也尚不宜用于中国语文，而“凡考试国文，必究其文理之通与否，必以文法为标准”。故而“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用品，此方法即为对对子”。　　　　
　　　　陈寅恪指出，对对子“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一、可测试考生能否分别虚词实字及其运用。他对“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而国文则可不论”期期不以为然；其二、可测试考生能否分别平仄。他认为“声调高下与语言变迁、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中国古文之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文句起讫”（当然也包括如何读诗）；其三、可测知考生的词藻语汇是否丰富。他指出：“若出一对子，中有专名或成语，而对之者能以专名或成语对之，则此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可以测知”；其四，可测试考生是否具正反合逻辑思维。他从词类声调之正反思想等角度著眼，认为“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　　　　
　　　　谈到那个作文题，陈寅恪后来也有解释：“题为《梦游清华园记》，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陈寅恪这些主张，今日似乎也仍有某种现实意义。　　　　
　　　　陈寅恪先生以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及对对子题《孙行者》，测试高中毕业生的“史才诗笔议论”写作能力与中文基础知识，今日看来内容或不合时宜，却不无现实意义。旁的不谈，即以此要求执笔为文之辈如在下，按陈先生堪称严格的标准，就未必能够及格，思之不胜惶恐！同文陈耀南、梁巨鸿等专攻文史，且于大学传道解惑数十年，另当别论。有鉴于此，陈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若干日前并未引述观点，即有抄录于此，藉资重温及警惕的必要。陈先生对于分别平仄声，好像特别注重。他说：“此点最关紧要，乃数年阅卷所得之结论，今日中学国文教学，必须注意者也。平仄声之分别，确为高中卒业生应具之常识。”其理由是：“声调高下与语言变迁、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之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若读者不通平仄，则不知其文句起讫。故读古书，往往误解。”接着陈先生又举实例，加以说明：“上古之文姑不论，中古以后之作，多因声调关系，如‘听猿实下三声泪’之例。此种句法，虽不必仿效，然读者必须知此句若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则平仄声调不谐和。故不惜违反习惯之语词次序，以迁就声调。……但读此诗句之人，若能分别平仄，则此问题，于彼决不成问题。”（证诸金文明与余秋雨两位先生就姜石帚诗句的“论辩”，岂不其然？）继而陈先生对此种“不成问题”现象所发的议论，更可读入当今：“此虽末节，无关本题宏旨，所以附论及之者，欲使……诸公得知今日大学高中生，其本　　　　
　　　　国语言文学之普通程度如此。诸公之殚精竭力，高谈博引，岂不徒劳焉？”（可也不是？今日大学高中生即或不论，作家、诗人之类，同样不乏对此一无所知者！）陈先生还就其“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之说，也举例以明之，今节引其要旨如下：“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题者，实欲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孙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音义音韵皆可相对”。倘若按陈先生词类声调必须相对的标准，真不知“胡适之”外，到何处去找第二字仄声，第三字平声，而又一为姓，一为动词，一为助词的名字，去对“孙行者”了！　　　　
　　　　　（2003年8月4日至8日香港《信报》）　　　　
　　　　　当天晚上，与沈登恩先生同机返回上海，结束了为期四天的香港签名售书活动。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1节　（2003年8月上旬—9月初）

　　　　2003年8月初，我从香港回沪以后，上海的各大媒体已经不再刊发有关“金余之争”的报道了。其表现的一致性，让人感到冥冥之中似乎发生了什么。过了两天，我因事去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位大学的朋友告诉我，最近有人来动员教授们写文章为余秋雨说些好话，但不公开批评我。看来余秋雨在7月28日对香港《明报》记者的访谈中所说的那些诉苦和抱怨的话产生了作用，有关人士是该出来关心和抚慰他一下了，但不知是以组织的名义，还是纯属个人的行为。据我所知，出面的人有名有姓，不过教授们的响应似乎不够积极。从大面上看，外地的报刊还在时不时地发一些各说各的文章，支金和支余的都有。但到上旬末尾，沪上的主流媒体便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8月4日，《山西晚报》发表了记者谢燕在我离开太原前对我的专访文章《石破天惊的逗和咬》。因为有些新的内容，故转录如下：　石破天惊的逗和咬　　　　
　　　　　———金文明山西再说“金余之争”谢　燕　人文背景　　　　
　　　　近年来，关于余秋雨的声音大大小小从未断过，多次的“口水战”和名誉官司之后，在这个夏天，从山西书坛又爆出新一轮的“大战余秋雨”，打擂的是上海辞书界鼎鼎有名的金文明，提供擂台的是山西书海出版社。2003年6月，金文明在上海、江苏、浙江多次投稿无门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书由书海出版社出版，书中指出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中126处文史差错，引起海内外媒体和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并引发文坛新争。　　　　
　　　　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崔元和对介入这次的文学批评与反批评持乐观态度：“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为学术文化争议提供客观平台，推动国内学术文化的正常争鸣。我们不会因人讳言更不会因人废言，并且希望借此能吸引更多持之有据、言之有物的学术争鸣活动。”截至记者发稿，这本由书海出版社首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已开始第四次印刷，累计印数35000册。一本学术性的著作在今天能达到这个印数是非常可观的。　　　　
　　　　　他“放毒”到哪里我就“消毒”到哪里　　　　
　　　　　7月23日至28日，应书海出版社之邀，金文明在太原举行报告会和签名售书活动。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金文明表示这次出书纯属个人行为，出于多年来对文史知识差错现象的不忍目睹，像余秋雨这样读者众多的散文大家也是硬伤多多，作为辞学专家，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站出来考辨指正，也希望此举能给文风浮躁的学界吹来清凉的风。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叫瑕不掩瑜，对于余秋雨优美大气的散文而言，这些文史细节差错会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