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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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叫瑕不掩瑜，对于余秋雨优美大气的散文而言，这些文史细节差错会不会影响到文章的价值？　　　　
　　　　金文明：我说过很多次，余秋雨的一些随笔写得非常好，该肯定的我还是肯定的，他的写法大气，比如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某些散文，比如他写他的家乡和亲人的一些好的文章，我不但喜欢，而且在学。但是对于他的历史散文，所谓大文化思考下的散文我基本上是否定的。他的问题在于跑到一个地方吹一个地方，找一些资料下车伊始就开始吹，而且抬到极顶。比如他把都江堰抬高到比万里长城还要伟大；比如他跑到海南岛就说女性文明啊家园文明啊。山西他来过以后也写过《抱愧山西》，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个对宣传山西是有好处的，但这里他提出晋商和走西口的关系就是妄下断语了。你们山西的降大任先生不是也写了一篇文章来说这个事吗？余秋雨论断晋商发迹于走西口，说明他完全不了解晋商在明代已兴盛了近300年的历史。　　　　
　　　　在他的历史散文中经常采用一种创作手法，即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寂寞天柱山》。为了说明天柱山有过辉煌的当年，余秋雨请出了李白、苏轼、王安石来说明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也无论官居何方，都时刻惦记着它并把它当成最后的家。为了强化这种情结，公然篡改史料，把王安石诗中“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一句改为“野性堪如此，潜山归去来”，这样就把原来位于江西北部的庐山，刹那间变成了安徽西南的天柱山。　　　　
　　　　说到他硬伤，除了《石》书中提到的，最近我又整理出15处，这样已经有140多处文史细节差错。有了差错不可怕，在文章中是难免的，我给王力、钱钟书、王蒙等大家都挑过错，别人都非常有风度地接受并改正。余秋雨不行啊，他的“拒谏”是出了名的。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印了十几版，他的作品总共有二三百万册之多，现在这些差错几乎都没有改过来，像这些文史差错，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是看不出来的，他对读者一点都不负责任。　　　　
　　　　记者：《石》书出来以后，最近各媒体跟风发表了大量的诘难余秋雨的文章，对此您怎么看？　　　　
　　　　金文明：不好！我就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我只就事论事，做学术讨论，不涉及其他。书出来后，有很多人打电话来要相关的资料，我都没有答应。　　　　
　　　　记者：对余秋雨发表在上海报纸的《被“咬”者的回答》一文您有什么看法？　　　　
　　　　金文明：根据他对批评的一贯表现，我估计他会出来反驳，但想他是面对读者来公开讨论，我没想到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他的回答没有一点中肯的地方！他对我的观点全部不接受，他对没办法辩的问题全部回避掉，但对一些无法回避的比如人名的错误，全部推到编校人员身上，而且，给我大开书单。对我这个比他大十岁的老头子极尽挖苦贬低之能事，质疑我的历史，并扯上已经故去的罗竹风先生来含沙射影，这样子来糟蹋我，实在令人难以容忍。他一点都没有文人的器度。比如对“致仕”一词的狡辩，我都懒得再说这个事，让人家去笑他吧。他用这种办法来维护自己，恐怕到最后还是保不住自己的脸面。　　　　
　　　　记者：据说余秋雨已经不想再谈这件事了，如果对方偃旗息鼓，您还打算接着“考辨”下去吗？　　　　
　　　　金文明：上海的报纸发过我和余秋雨包括郝铭鉴的文章后（郝铭鉴，《咬文嚼字》月刊主编，因余秋雨在《被“咬”者的回答》中涉及到咬嚼派与大文化的问题，遂在同一报纸发表文章表明自己态度），已经不再说这个事了，但东方网上的争论还非常激烈，现在已经到200多页了。有朋友说八月初湖南卫视要给余秋雨做一个“展现仁者风采，笑谈飞短流长”的专题。如果他还是这样的态度，我会作出相应的回应。他放毒到哪里，我就消毒到哪里。但实际上我现在的工作非常忙，正在主编一部800万字的大词典，明年脱稿，我内心想歇下来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　　　　
　　　　记者：最近网上有一个调查，有部分网民认为您在借名人炒作自己，还有人并不关心这件事的是非，而只是抱了一种看热闹的态度在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觉得做这事还有意义吗？　　　　
　　　　金文明：有意义。我还拥有广大的读者，有很多读者没地方寄信，都寄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或者《咬文嚼字》编辑部。一位朔州的读者，他是政法系统干部，他说我看过你的书，非常敬佩你，现在还有人写这样的考证文章，看了以后觉得收获很大。这对我都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我写这些文章不敢懈怠，非常认真。现在已经印到35000册，台湾版也正在筹备，说明它还是有市场需要的。同日，《山西晚报》发表了宁志荣先生的文章：《为余秋雨打抱不平》。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江湖哥们儿的“义气”和旧式兵勇的“痞气”，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现按全文三部曲顺序，将其主要内容分章摘录并批驳如下：　　　　
　　　　（一）宁志荣一说：余秋雨就是给了“致仕”一个新用法。　　　　
　　　　我认为余秋雨先生说得一点也没有错，而是金文明先生有些过于刻板和迂腐了……比如“空穴来风”，原指事出有因，现在人们已不再这么用了，转指无稽之谈、毫无根据。……我认为，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是给了“致仕”一个新的用法。而且这种用法有它的“约定俗成性”、“存在的理据性”。成百万的读者都会认为这里的“致仕”是“获得官职”的意思，这不是“约定俗成性”和“存在的理据性”又是什么？当然，正如上面那位语言学家所说的，一个词的一种新用法刚出现时，往往会被认为是不规范的现象。所以金文明先生认为余秋雨先生把“致仕”用错了、意思搞反的观点就不足为怪了。我认为这就是“活文字和死文字”的问题的具体体现。不信，如果不是有这场争论，你让100个高中生解一下这个词，肯定绝大多数高中生会认为“致仕”是做官的意思。这里也体现了“创造性文化族群”与“记忆性文化族群”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必然要产生的，而且是经常性的、持续不断的。　　金按：关于余秋雨误用“致仕”的问题，本来已经用不到我再来饶舌。因为这是个2＋2=5一样的低级差错，不是冥顽不灵之徒，只须稍加点拨也就清楚了。前一阵子，经过许多学者的充分说理，一帮再帮，余秋雨本人已对此不再吭声。谁知风烟刚刚过去，尘埃尚未落定，又冒出一个宁志荣来为“致仕”张目了。他一上来就说：余秋雨给了“致仕”一个新的用法。这完全符合“约定俗成性”和“存在的理据性”，是“创造性文化族群”对于文化的一个独特“创造”。　　　　
　　　　“创造性文化族群”这块招牌，是余秋雨首先“创造”的。能够站到这块牌子底下出头露面的角色，毫无疑问，必然是个文化的“创造者”。那么，为余秋雨出来打抱不平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宁志荣，有过什么辉煌的业绩呢？我孤陋寡闻，只知道两个：一个是三年前对“空穴来风”新用法的“创造”，另一个就是现在为“致仕”所作的诡辩。这里先介绍前一个。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2节　《苛刻的酷评》

　　　　2000年4月17日的《太原日报》上，宁志荣在《苛刻的酷评》一文中写道：　　　　
　　　　……连其作品也读不了几页，便跳起来说三道四，前言不搭后语，空穴来风……“空穴来风”这个成语，本指空的洞穴招进风来，后多用以比喻流言蜚语事出有因。所有的成语词典，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解释。拿这个意义来解读宁志荣文中的“空穴来风”，怎么也对不上号，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你要读懂它，靠现成的词典是不行的，必须循着上下文意使劲捉摸，才能勉强“领悟”。但问题是，如果要大家都这样去读他的书，岂不把人累死！为了让读者不再受累，我当时就想，能不能请宁志荣在创作和评论之余，腾出手来编一部《成语创造性用法词典》，跟他的文章配套出售？后来由于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家居何方，这个创意才只好作罢。今天拜读这篇“打抱不平”的文章，我意外地发现，他已经把当年自己“创造”的新用法作了一个精彩的解读：　　　　
　　　　比如“空穴来风”，原指事出有因，现在人们已不再这么用了，专指无稽之谈、毫无根据了。　　　　
　　　　奥秘终于被揭开。按照宁志荣的说法，他的这个“创造”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传统的意义“现在人们已不再这么用了”。然而证据呢？为什么不随便举一个？看来他实在拿不出，要举也只好举他三年前自己“创造”的那个孤例。由此可见，宁志荣所谓的“约定俗成”，就是由他们这帮“创造性文化族群”中的精英来“约定”，再让所有的“俗”人去习非“成”是，稀里糊涂地跟进推广，流布全国。了解了以上的史实，人们就不难懂得，这个在多年浮躁学风的熏陶下孕育出来的无知无畏的活宝，为什么要破门而出，来替余秋雨的“致仕”新义强辩了。因为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他们都是一根藤上长出来的生瓜，仅仅时间略有先后而已。现在谈后一个问题：致仕。　　　　
　　　　两千年来，“致仕”的含义只有“辞官退休”一种理解。在余秋雨以前，绝对找不出另一种用法。现在的官员到了年龄，从岗位上退下来，根本不说“致仕”。作家、学者在文章中用到它，也只限于叙述古事，哪里用得到去创造什么新义。所以，余秋雨把它理解成“获得官职”，错了就是错了，不要再强词夺理地诡辩，越辩只能越往自己脸上抹黑，让人笑掉大牙。但宁志荣不管。他从自己的“创造”性理论和实践经验出发，本能地认为余秋雨没有错，错的只是“刻板和迂腐”的金文明。他说：　　　　
　　　　我认为，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是给了“致仕”一个新的用法……成百万的读者都会认为这里的“致仕”是“获得官职”的意思。这里，用“成百万的读者都会认为”来给自己撑腰壮胆，完全是自欺欺人，是在愚弄读者。为了通过比喻说明问题，请大家先读读下面这段短文：　　　　
　　　　小王中午吃了一盒5元钱的盒饭。他身边只带了2元，向小张借了2元，付掉了饭钱。读罢上文，可能有两种反应：没有学过算术的小朋友，会认为2元加2元就等于5元；而他的父亲则肯定知道，这两个2元中有一个写错了，应当是3元。但他们都没有说什么。于是宁志荣便得出结论：2＋2=5，这是作者对于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创造，并且推而广之地断定：“成百万的读者都会认为”2＋2等于5。他把儿童的浑然无知，与父亲不想多事的缄默，都当成了对错误的认同，还振振有辞地诘问：“这不是‘约定俗成性’和‘存在的理据性’又是什么？”这个无知无畏的活宝，居然把天下的学者一概视为像他那样不学无术的混混儿。实在可悲可叹！更有甚者，他还声称：“不信，如果不是有这场争论，你让100个高中生解一下这个词，肯定绝大多数高中生会认为‘致仕’是做官的意思。”这种颟顸无理的话语，简直堕落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余秋雨给读者吃错了药，让从来不知道“致仕”为何物的中学生受骗上当，这是他造下的文孽。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理应感到内疚和自责。行文中的疏漏和差错，谁都难以避免，但发现了必须改正！据我最近所知，余先生在他新出的一些选本和再版本中，已经对部分史实、引文和排校差错作了修改，尽管数量不多，但毕竟已有所行动。你宁志荣怎么还要以被迫吃错药而无力自救的中学生为例，来鼓动余秋雨拒绝批评呢？这究竟是爱他还是在害他？你的居心令人怀疑，望你再思三思，深长思之。这里借余先生的一句话送给你：不要走得太邪门了！（二）宁志荣二说：以史学来解释文学是文学的不幸。在我看来，《石破天惊逗秋雨》谈到的所谓“硬伤”问题，实际上是旧话新提，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过，并有过争论；而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先生也早在几年前就对这些问题有过一个评论。他承认在余秋雨散文中，不是没有瑕疵的，但这一瑕疵，习惯于理性思维的学者可能不太清楚，感情逻辑不像理性逻辑那样追求全面性，它常常绝对化，不讲一分为二，它的生命恰恰在于片面性、绝对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月是故乡明，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情趣，也是理趣。你可以埋怨学者不全面，但是，如果你责备诗人、艺术家不全面、不客观就显得太外行了。而且余秋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巨大的，一言难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文化散文不是传统的性灵小品，更不是“匕首和投枪”所代表的轻型艺术话语，他的散文是货真价实的大散文话语，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除了极少数屈指可数的篇章以外，还没有他这样的融思想、智慧、情感为一炉的大容量和大深度的话语。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表达，可以说，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功绩，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散文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大。　　　　
　　　　孙绍振先生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公正！何等精辟！我认为，他的这些话也是对《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最好的回应和最客观的评价。你说不是吗？这些新提出来的“硬伤”，其中绝大多数是“细微末节”，“除个别关乎整体生命者外，一般地说，细节毕竟是细节，对整体生命的影响是有限的。”怎样看待这些“瑕疵”，孙绍振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认为金文明有些太夸张了！散文就是散文，散文不是历史教科书，不是工具书，很少有人通过散文来学习历史知识的。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主要不是讲对与错，而是讲美与丑，讲情致、韵味和意境。读者买余秋雨的散文，主要是冲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