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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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分惠”。这是著名画家刘旦宅先生首先指出的。他那天读了余秋雨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余先生在谈到第二枚闲章时写道：“后人方尔谦检拾而成自题联，正合我的人生观，惊喜取之，分惠读者。”“惠”是个敬词，只能用于别人对待自己的行为；自己送给别人东西，怎么能说“惠”呢？刘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用于动词前的敬词，常见的有“惠临”、“惠赐”，表示感谢别人的到来或赏赐；如果单独用作动词“赠送”，也只指别人送给自己东西。如元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诗：“高人惠我岭南茶。”把自己分送别人说成“分惠”，那就完全失礼了。不过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余先生这里用错，恐怕还是因为不懂古词、随便“变义”而出的毛病，并非存心瞧不起人。
此外还有两处用词不规范、表达不准确的地方，限于篇幅，我就不讲了。
以上这些问题，按说无需我来饶舌，因为买卖双方既然自愿成交，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考虑到大可堂刊印的线装图书，都是所谓“散发竹帛清芬”，准备供人珍藏，以便“历尽千百年吟哦”的“精品”，如果让这种不伦不类的“对联”刻成闲章印入书中，势必会有损于这家文化有限公司的令名，而且也将使众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顾客望而却步，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建议大可堂能特聘几位懂行的专家学者，先帮余先生把那几副对联的文字改一改，然后重新刻章刊行。否则，真正受到损害的，只能是“下决心出这部书的”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还有什么“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
金按：本文写成以后，曾投寄《新民晚报》“夜光杯”专栏，遭到婉拒。我去电质问：“为什么余秋雨含沙射影的文章你们可以刊发，我从学术上对它的纠错之作就找借口封杀？这样做是否公平？”编者支吾其词，后来通过晚报一位前辈，向我转达了他们的难言之隐。其幕后奥妙，不问可知。
8月22日，此文在东方网上发表，又经《南京日报》、苏州《名城早报》等转载，始得与读者见面。这次我又将其收入本书和台湾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修订本，立此存照，以广流布。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5节 病态的狂妄
不久，邵纯先生寄来了《病态的狂妄》一文，除指出余秋雨上文中的错误外，还对他在《千年一叹》中发表的荒谬观点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词锋犀利，说理透辟，值得一读。照录如下： 病态的狂妄 邵 纯
余秋雨写了篇短文“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新民晚报》2003年8月7日），通篇自吹自擂。一旦吹过头，就必定把轻而薄的球儿吹破，露出自己无知状态下的狂妄。余秋雨说他要刻八枚闲章，目的是给他的四本将出版的线装书增色。他说———第三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海若无边天作岸”；第二枚印章为“山至绝顶我为峰”。也是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我喜欢这两句所传达的“绝境提升”的精神，真可谓气吞山河。
在福州市马尾罗星塔山门坊上有副对联，上联是“海到无边天作岸”，下联是“山登绝顶我为峰”，横批是“石塔凌霄”。这对联出自少年林则徐之口。他十多岁时曾随老师游鼓山。此山巍峨，处处墨绿。若晴天，从山顶远眺，可见大海浩淼。老师见景生情，要学生们以“海”和“山”字开头，说出一副七言对联来。林则徐出口不凡，说出上述对联。王安石曾有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名句，林则徐的对联与王安石的名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无因袭套引之弊。这对联不仅气魄宏大，而且对仗极其工整，早已被公认为对联中的精品、上乘、经典之作，如改动其中任何一个字，都会破坏它的完美。余秋雨为什么自鸣得意地改动林则徐的对联呢？答案只能一个：他自认为比林则徐高明。把原联中的“到”改为“若”，把“登”改为“至”。余秋雨改得好吗？“到”变“若”，由实变虚了；“登”变“至”，原有的动态感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呆滞感。这不是狗尾续貂，而是狗尾异貂。余秋雨是有才能和成就的，但他经不起名气的考验，逐渐变得目空一切，屡出错误，但死不认帐，因此迭遭非议。林则徐天赋极高，14岁（虚龄）中秀才，20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后在翰林院10年之久，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给后人留下了300万字的文化遗产。而且他尤善诗词和楹联，有些诗句和对联早已家喻户晓，它的古文水平和古典诗词、对联的水平岂是你余秋雨可望其项背？骄傲自满的人，往往不知天高地厚。余秋雨胡乱改动林则徐的名联，已是病态的狂妄了。余秋雨在这篇短文中还说———第四册的第一枚闲章是“老将当风，万夫气短”；第二枚是“清弦一曲，列座无言”。这是一副旧联，有一种自求孤独的英雄美。前些年我毫无理由地受到大批中国文人长时间围攻，妻子拿着上联来开玩笑，而我则把下联送给她。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梅洁看了哈哈大笑，说要挂在客厅正中央。
在这段酸溜溜的文字中，自吹、狂妄、委曲和阿Q情结兼而有之。他说：“前些年我毫无理由地受到大批中国文人的长时间围攻”，又自喻为“清弦一曲”，把他人的大量批评硬说成是“列座无言”，有如凤凰飞来，鸦雀无声一般，大概是热昏了头。这个文化不离口的人竟然把自己送给他人的字说成是“见赠”。请翻看一下连中学生都熟悉的《唐诗三百首》，其中有“酬程近秋夜即事见赠”一首，何谓见赠？如弄不清楚，请看注释。如果你怀疑《唐诗三百首》的注释错了，那就请再看一下《刘禹锡集》，里面至少有十处是对他人“见赠”的酬答。这难道又是“死文字”，被余秋雨错用而变成“活文字”了吗？如果说，上面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余秋雨的狂妄，那就看下面这一段。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有一篇“阅读大地”，他把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作了极简单的对比后写道———
说到这里我想概括一个图谱，佛教是一种智者文明，印度教是一种土著文明，伊斯兰教是一种外来文明，三者最终的顺序是：土著文明第一，外来文明第二，智者文明第三。这顺序令人深思。写到这里，已经傍晚，霞光下的山岭变成了一道道的剪影。当年附近那些高等学府，也会有不少人凝视过这个剪影吧，他们有几个预见到了这样一个文明顺序？这是多么奇妙的立论？这是多么奇妙的逻辑？本来不过是主观地、极简单地排了个第一第二第三，就被他说成是概括出来的“图谱”。且不说他这“图谱”是否科学、正确，只要看看他那无比狂妄的心态就够了。余秋雨在这个异国异地只呆了一天一夜，就悟出了千百年来全人类都没能悟出的真理。而且，他一说出来就不容置疑，就是定论，就“令人深思”。最狂妄的是他质问历史，当年有“几个”人能预见到“这样一个文明顺序”？这种狂妄，不仅表现为欺负古人的霸气，更多的是一种叫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气，却打着“文明”的招牌！余秋雨经常抱怨中国的文人和他过不去，说穿了，只要批评了他的错误，就是嫉妒。他要么“漠视纷争”，要么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如同四川那种一扭头就变脸的戏一样变来变去。最近，金文明先生出了一本书，指出余秋雨文章中一百多处错误。余秋雨说读此书是“抬举”了作者，所以不看此书。其实呢，明眼人一看即知，余秋雨是既不肯认错，又无法否认那些明显的错误，所以采用“鸵鸟政策”，把脑袋扎进沙子里去，能保全面子就不顾屁股了。
自《文化苦旅》出版后，余秋雨暴得大名，我也曾很钦佩他，并在8年前发过两篇文章，赞美他的成就与才能。不料，自《山居笔记》之后，他自己并无江郎才尽之感，却迫不及待地再出书，以至错误百出，又不肯接受批评。这样一来，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为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非但笔墨官司无法避免，余秋雨的修养与文德也愈露馅愈多。余秋雨写“小人”的心态入木三分。1999年，我曾私下写信给余秋雨，指出他关于马寅初的一段历史全说错了，他在回信中撒谎不脸红，委过于人不手软，我至今还不认为他是小人。但不能做到闻过则喜，反而闻过则气，虽非“小人”，属于小家子气则是无疑的了。后来，又有一位柳叶先生读了拙文，写了一篇《既生余，何生金》的随感，发在9月1日香港《信报》的“上海通讯”栏内，文笔诙谐，妙趣横生，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特连类选录于此。 既生余，何生金 柳 叶
余秋雨遇到金文明，好像前世冤家。
八月初余秋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又被金文明咬了一口。也怪余秋雨自己不争气，短短千字文，居然有多处破绽。这篇题为《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的文章是为他自己的《文化苦旅》线装版写的序言，文中说到他为新书刻了几方闲章，其中一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并解释说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古籍，《南史·王弘传》：“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和《后汉书·张纲传》：“豺狼当道，不问狐狸”。金文明纠正说：前一句《南史·王弘传》里根本找不到，正确的出处应当是《南史·王融传》。王融是王弘的曾孙，两人相隔三代，余先生张冠李戴了。后一句原文应该是“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两处引文有差错，只能说明余秋雨写文章不够严谨，但金文明指出的另一错误却真叫要命了。余秋雨在文中说，有一个作家向他索字，他就写了几个字“见赠”。这“见赠”二字，“实在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低级差错”。在古代汉语中，“见赠”的“见”不能理解为“看见”，而是用作表被动的虚词，动作的受者是“我”。“见赠”就是“赠送给我”，只用来表示别人对自己的馈赠，赠送给别人东西，怎么能说“见赠”呢？这可能又是余秋雨运用“古词变义”理论活用“致仕”的另一例子。金文明的文章被贴到网上后，有几个网友的跟贴很有意思，其中一位说：“饶了余秋雨吧。人家皮再厚，哪经得住这么一回回揭！”另一位说：如果余秋雨作檄文讨伐金文明，肯定要引孙权写给曹操信中的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再有一位代余秋雨感叹：“既生余秋雨，何生金文明！”
这位金文明也真不是省油的灯，得理不饶人。前几天在上海的一次编辑会议上，金文明离题大谈批余“战绩”，还称他手上另有骇人听闻的“重磅炸弹”，将在《石破天惊逗秋雨》增订时补入。（2003年《信报》“上海通信”）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杂文名家陈四益先生《“咬”家》一文，后经《报刊文摘》摘要转载，迅速传遍南北，深得读者好评。照录如下： “咬”家 陈四益
因为有了个刊物叫《咬文嚼字》，专为文章挑错，也确实挑出了不少名家与非名家文章中的错误。原其初心，大概也如《文章病院》，无非叫人写文章要注意取字用词的正确、文法的规范，兼及内容的准确等等。在文字错误和常识性错误普遍化的今天，有此一刊固然大好，但也因此引得议论纷纷，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高兴的写信致谢，欢迎继续“咬嚼”，不高兴的以为小题大做，多此一举，甚至以为这里一咬，那里一嚼，就会影响文化的创造。于是有了“咬家”之称。“咬”而成家，多有不屑，但若无此一“咬”，积错成习，生出一批“错家”来，岂不更有碍于文化的创造？其实，说因为有了“咬家”，便会影响文化的创造，本也是危言耸听。中国的“文化创造者”早已自由得不为任何成法所拘了，哪里还在乎“咬家”的咬嚼！现在喜欢讲强势、弱势。媒体也有强弱，电视或许要算最强的了，观众动辄论亿。你那里咬文嚼字，他那里我行我素。你说《长恨歌》里写的是“春寒赐浴华清池”，他偏要读作“春寒赐给华清池”，人家当皇帝的要把华清池赏给妃子，你管得着吗？你说那与史实不合，他说我就是要气死历史学家，史书上没有的就不兴有吗？几千年间事，史书装得下吗？说不定是修史的忘了写呢！强势媒体不在乎错误连篇，靠一家小小的《咬文嚼字》哪里纠得过来。套一首鲁迅的诗：造错者众，纠错者希；漏其大半，纠其孑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我倒真希望“咬家”的咬，真能妨碍错误文化的“创造”，可惜势单力薄，多半是做不到的。
说他做不到，还有另一个原因。崇敬名家，人情之常，在遣词造句上，名家处于强势。因此，名家的错儿，实也难纠。其实，文章家并不就是学问家。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文章好极，传诵千古，但若论学问，则舆地之学未精，把“赤壁之战”的古战场来了个大搬家。就是学问家，也会有误记或出错的时候，何况还有许多因技成名、因艺成名、因捧成名或因别的什么成名，连文章家也够不上的也在大出其书呢。出错本也难免，若一经发现或别人指出，立即纠正，于己倒并不失什么面子，于人则可免一些谬种流传。只是名家未必有此雅量，碰上文章家自以为也是学问家或本非文章家而一旦得名就膨胀得以为无所不能的主儿，要纠就难了。你要纠他的错，他会说你出于妒忌或反说你错纠，说不定还装模作样要开一串书目，叫你好好补一补起码的常识。遇到这种时候，名气往往能够唬人，殊不知无论开多少书目或使用什么现代规则，“致仕”也不能活用为求官，而金圣叹大哭的也决不是大明王朝。不过，经这样一唬，不知又有多少人要信讹而疑真了。如果名家真能对“咬家”心存顾忌，从此不再信马由缰，弄出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真是阿弥陀佛。可惜他们大概不肯，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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