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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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南方周末》刊出金、余论争的前些日子，我看到一则消息：余先生为香港学生推荐10本必读书，其中有一本是《礼记》。我还注意到，余先生早在写《十万进士》之前，就写过一篇散文《夜航船》，开头即写到：“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余先生“巡睃”两字用得很传神，也很精确。我敢说，他没有把这部“小百科”大概地翻阅过一次；不然的话，对该书目录之“卷七政事部”下的小标题“致仕”，是不会没有一点感觉的。该书“致仕”部分有一则对“乞骸骨”词条的解释：“汉宣帝时，丞相韦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但凡读过此类文字的人，就不难看出，“致仕”与“获得官职”，蛮拧。再说《礼记》吧，既然是为他人推荐的“必读书”，那余先生最起码是“必读”过一次了。然而也未必。《礼记·曲礼上》有：“大夫七十而致事。”注曰：
“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礼记·王制第五》有：“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礼记·曾子问第七》有：“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等等。“致政”即“致仕”。而“致事”一般同“致仕”讲，即“还禄位于君”；偶或也当“请官假”讲的；极个别的情况下还当“汇报工作”讲，如《周礼》之《大宰》和《小宰》中的“听其致事”和“岁终则令群吏致事”，可就是没有当“获得官职”讲的。如果余先生没有通读过（或者竟没有读懂）《礼记》，却给别人推荐为“必读书”，岂不是不懂装懂、欺世盗名？如果通读了，而且大致读懂了，为十万进士“争取科举致仕”之“硬伤”而极力回护，无乃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众所周知，余秋雨先生在散文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但同时，他的散文中像“科举致仕”这类“硬伤”亦时或有之（据金文明统计，仅《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本散文中的“伤痕”即有百处之多）。那么，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余先生在《夜航船》中曾经写过：“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套用一下，余先生不知道“致仕”（其实也是常识）倒也罢了，知道了还振振有词、强作解释却是不够明智的。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连余先生推荐的“必读书”《礼记·儒行第四十一》亦强调：“过言不再，流言不极。”所谓“过言不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说错了话，发现之后就不要再说了。难道名家大腕儿承认自己的错失就会颜面尽失吗？难道改正错误比谬种流传还要丢人现眼吗？为什么捍卫错误比捍卫真理所花的气力还要大呢？要知道，做“乌贼鱼”是缺乏自信的，也是没有风度的，而且还传播着一种恶劣的文风。
（载于2003年8月18日《山西晚报》）
8月20日，前些日子上海复旦大学附近一家民营的“左岸书屋”门前树起了一块招牌，上写“本店三不卖”，其中不卖之一，就是余秋雨的书。《中华读书报》今日发表河北读者贾永生的文章《左岸书屋“三不卖”》，对此作了精辟的评论。转录如下： 左岸书屋“三不卖” 贾永生
在上海复旦大学左侧的左岸书屋，赫然打出了“三不卖”的招牌：“本店三不卖，一不卖余秋雨，二不卖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三不卖奶酪”，这一大胆而新奇的举动震动了社会各界。
“左岸”是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文人汇聚的文化区，名声颇响。上海左岸书屋“三不卖”实际上在标示一种价值取向与文化倾向，在导引一种读者阅读心理与审美趣味。一位酷爱读书的大学生直言不讳：“……从1995年前后的《文化苦旅》开始，余秋雨就成了国内文坛的一种现象式人物，……余秋雨本人也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亮相，颇有以‘文化’自诩的味道。到了这时候，就觉得看他的书也显得俗气了。”这位读过余秋雨所有作品的大学生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左岸书屋经营者陈某原为复旦大学毕业生，他所以这样做，是煞费苦心的，他也摸透了读者的需求。有的读者公开在“二不卖美女作品和身体写作”下加了小注：“好好呆着，别叫啊，喊的，闹心！”并用箭头指向《有了快感你就喊》。不少读者不约而同地指出：
《谁动了我的奶酪》书是炒起来，吹起来的，专赚中国读者的钱，根本没有那么神。左岸书屋三不卖，是对三种文化现象的摒弃，也是对鱼龙混杂的图书市场的一种匡正，有些独标逸韵的味道。从这“三不卖”的背后，我们深悟出读者的眼睛越来越雪亮了，读者的审美趣味越来越高雅了，文化图书市场一切媚俗、恶俗之举不受公众欢迎了。左岸之举，引人深思。
8月23日，《文艺报》发表陆涛声的文章《我看〈给余秋雨指错〉》。作者信口雌黄，毫无根据地对我进行了恶意的攻击。特摘其主要论点，由 进行批驳。
我看《给余秋雨指错》 陆涛声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10节 “硬伤130处”
读2003年7月2日《报刊文摘》三版《给余秋雨指错》一文得知，有位叫金文明的先生，写了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指出余秋雨所著书中有“硬伤130处”。未见到金先生这本大著，仅仅看了选摘的10处。大名鼎鼎的余秋雨在著述时应用历史常识竟闹了这么多笑话。《报刊文摘》称，由金文明大著《逗秋雨》“近日引起传媒关注”，在所摘短文《指错》后边注明是“综合第25期《新民周刊》、6月18日《新闻晨报》”，倒真可以称得上“石破天惊”了。
无论多大的学者、作家，大脑可装的现成知识，与人类知识的海洋比，都只是一二滴水。宋代震古烁今的大诗人文学家苏东坡，出常识上的错误也不止一次，他批评王安石“吹落黄花满地金”句，不知黄州地方的菊花凋谢就会落瓣，以致被王安石贬至黄州实地接受教训；他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都把黄冈的赤壁错当曹操兵败的赤壁（曹操兵败的赤壁在武昌县西），两篇名作都是错认“假”赤壁做真赤壁的文章，竟还受万世瞩目；他跟佛印和尚打赌，曰“愿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遭佛印“四大皆空，五荫非有，内翰欲于何处坐”相讥，错解“四大”，不知“皆空”，输了玉带，在镇江金山寺院墙留下了玉带门，苏学士玉带至今犹陈列在寺内……这些每一桩错的程度，要比余秋雨的严重得多；造成的自然影响，比余秋雨的错误要大百倍千倍甚至万倍。我们又该怎样看待东坡居士呢？自宋代至今，有谁专门写本书大出苏学士之丑了？《中国作家三千言》中收了一位叫余德庆的作家一言：“不慕小聪明，但求大智慧。”笔者在想：是不是大智慧者往往“若愚”，容易小处疏失呢？……
金文明指错，如果真是仅为出余秋雨的丑，或是以挑战名人显示比名人高明而求扬名，那就是品位太低心理太阴暗了。退一步说，即使不带那样的“私贷”，这种指错，也是利微弊大。笔者历来对仅以“学富五车”为资本者难以诚服。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靠知道茴香豆的“茴”字草字头下边的“回”字有四种写法，支撑“长衫顾主”心理而“尊”于“短衣帮”。孔乙己的精神状态，是中国传统文人典型的精神状态的高度提炼，也是传统的学问的主要价值取向……这种偏重于看书多、知道现成知识多、善于考证甚至善钻牛角尖的“做学问”风气，在当前学界依然很盛行，孔乙己嫡传的徒子、徒孙、徒曾孙们队伍似乎还十分庞大，有相当多的人还在用大量的智力、精力、物力、财力重复历史，重复现成知识，搬用茴香豆的“茴”字草字头下边的“回”字有四种写法而换来学者、教授的头衔；而不是注重于审视、清理分辨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精华、封建性糟粕，不是深入研究、解释当代文化得失，不是用以预见、展望未来，不是投注于文化品质及对民族性格改善和优化。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新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在做学问，但有多少人在用自己做的学问推动社会进步？”（《读者》2003年第13期《言论》）谢教授问得触及本质，但比较委婉，实质上是说做真学问学者不多。当今的学问，该着重落脚于形而上思想、精神、灵魂的研究，从中西方文化的比照中审视现有思想文化，寻找和确认先进文化的正确定位，推动或至少有益于社会进步、现代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基本的要求，金文明先生不该不知不懂的。当然，不是说余秋雨不能批评，鲁迅都可以批评了，何况余秋雨。问题是批评的出发点、批评的学术价值和批评的社会效果。如果金先生真想从做学问的目的出发而又有一定的学术思想，认为余秋雨的学问观点，文化思辨有错误，能从形而上的角度作科学的理论分析，只要客观、公正，笔者以为批评得再尖锐再严厉也可以。 （原载2003年8月23日《文艺报》）
按：陆涛声在这篇文章中扮演了两种角色：一个是保爷，一个是打手。
“保”就是保余秋雨，为他的大量文史差错作辩护。陆涛声根本不看早在今年6月初就已出版的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只扫了一下《报刊文摘》转载的几百字的指错短文，便仓促上阵了。这说明他根本不想从学术上弄清是非，完全凭感情出来为余秋雨帮忙。他一上场，便说了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类的知识是无法穷尽的。“无论多大的学者、作家，大脑可装的知识，与人类知识的海洋比，都只是一二滴水。”不言而喻，这些话的潜台词是：任何人都会有知识缺陷。余秋雨的文史差错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但仔细地想一想，陆涛声也许会感到，自己的话经不起反驳。余秋雨的差错毕竟有一百多处，怎么能全盘否认呢？于是他立即把苏东坡拉来垫底，举了这位宋代大文豪的三次失误，一次是不知道黄州的菊花会落瓣，指摘王安石的诗句“吹落黄花满地金”错了；另一次是把黄州赤壁误认为三国时吴、蜀联军大败曹军的战场；还有一次是用错了佛教“四大”的典故。陆涛声以此为据，给苏东坡上纲上线，说他“这些每一桩的错，要比余秋雨的严重得多；造成的自然影响，比余秋雨的错误要大百倍千倍甚至万倍”。苏东坡的差错和影响真有这样严重吗？这完全是陆涛声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且不说苏、余二人差错的数量，一个只有三处，一个则多达一百余处，根本不成比例。就其性质而言，苏东坡的失误，属于植物学、地理学和佛学等比较冷僻的专科知识，是由他闻见和涉猎的局限造成的，并无弄虚作假的成分，因而情有可原；而余秋雨的差错，除失记误用以外，往往牵强附会，故意曲解，甚至随心所欲地篡改史料，在读者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文全部的立论基础纯属子虚乌有。为了证明王安石晚年一心要归隐天柱山（“潜山”的别称），余秋雨竟然把他为道士陈景元所写的“庐山归去来”改成王安石自己的“潜山归去来”。这种作伪的行径，实在闻所未闻。尤其严重的是余秋雨还在他的《台湾演讲》中，凭空编造了一个马寅初的两“呜”神话来愚弄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混淆视听，流毒海外，被马老的亲属痛斥为“胡说八道”、“作风恶劣”。这就涉及人品和文德的问题了。（参阅本书11月30日的记述和2003年第六期
《文学自由谈》发表的金先生新作《从两封来信看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陆涛声如果了解了这些情况，也许就不会挖空心思地为余秋雨的严重错误开脱了。“打”就是打金文明，对金先生进行不择手段的攻击。他说：金文明指错，如果真是仅为出余秋雨的丑，或是以挑战名人显示比名人高明而求扬名，那就是品位太低心理太阴暗了。退一步说，即使不带那样的“私贷”（按：“私贷”不知何意，但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这里不想指出，免得又挨“品位太低心理太阴暗”的恶骂），这种指错，也是利微弊大。这段话一上来就用了“如果”二字，说明其立论的依据纯属假设。假设的东西怎么能当作既成的事实来大张挞伐呢？要知道，检察机关在立案侦查的过程中，即使发现了某人的一些疑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将无罪推定为有罪的。你陆涛声拿得出金先生写《石破天惊逗秋雨》是为了“出余秋雨的丑，或是以挑战名人显示比名人高明而求扬名”的证据吗？我谅你是拿不出的。要是拿得出，你就不会说“如果”了。既然如此，你又凭什么敢给金先生下“品位太低心理太阴暗”这样贬损和诬蔑他的断语呢？设想有个人当着你的面说：“如果陆涛声强奸妇女，那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淫棍，该把他抓去坐牢。”听了这种诬陷，你会不加痛斥甚至把他告上法庭吗？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你没有强奸妇女，当然不会容忍别人根据“如果”的推导而强加给你“淫棍”的恶名的。陆涛声先生，请你仔细想一想，你对金先生用的“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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