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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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表示，大陆文化界有一种要不得的现象，就是借骂名人出名。而他在多年前卸下校长职位后，成为一个“没有靠山”的名人，正是最好的目标。对于金文明提出的一百三十多个问题，余秋雨决定以沉默回应。他形容自己“就像是一个老教授被拉上台批斗，面对前头几万个摇旗呐喊的群众，问他是否承认错误”，这时候老教授该怎么办？“当然是不说话 ”。 你逗秋雨，秋雨斗你 陈宛茜
早就听说余秋雨被揪出文章里有一百多处错误，且出版了简体字版。起初我兴趣缺缺，想起近几年中国书市兴起的批判风潮，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一个个冒出来，紧咬某位成名作家，一批成名，跻身作家之列，张牙舞爪，令人反胃。我一度怀疑该书作者金文明也是同一挂的，大概是指控余秋雨担任“文革打手”的后续火力。直到今年八月远景发行台湾版，透过《联合报》报道，我好奇地在网络搜寻相关资料，读到金文明的访谈，读到书摘，读到余秋雨的答辩，终于了解如果被批斗的中国作家集拢为一张箭靶，余秋雨会成为箭靶红心的原因。在余秋雨强词夺理的答辩中，在余秋雨扣帽反咬的回应中，我看到文化人很坏的一面。虚矫有余，虚心不足。浪漫的文风，傲慢的作风。且看余秋雨对于误用“致仕”一词的辩解。
余秋雨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中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显然，余秋雨把“致仕”当做“获得官职”的意思来使用。从字面看来，“致”是“获得”，“仕”当动词用是“当官”，当名词用是“官职”，合起来就是“获得一官半职”，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问题在于“致”又有“归还”、“辞去”的意思。自古以来，“致仕”只有一解，就是“辞去官职”。
台湾学子何其有幸（或不幸？），联考引导教学，高中国文课本的作者栏不得不细读，“致仕”两个字前后出现好几次，于是我们明白它的意义，指的是古代官员年老退休。有过则改，无则加勉，本来用错字词、写了别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看余秋雨如何回应：
“……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例如我们今天写‘行走于大野荒原之间’，不必考究在古代经典中‘大野’是指山东巨野县北的湖泽。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建议金先生去认真读一读。”呜呼，硬拗到这种程度，胡适不从坟墓里跳出来再死一次才怪。如此让人叹为观止，咱
《古文观止》也不用念了，从此字词大解放，语文大翻新，国文老师放假去，作文不必再批改，一切依字面的意思，想当然耳，跳过约定俗成的过程，自己认定了就算，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且看以下句子：“我的母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每天忙着房事，她讲话口吃，常含着那话儿吞吐。”
误用成语君莫笑。余秋雨昭告我们，“要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这不就是范例吗？
顺着阅读余秋雨其他的辩驳，只读到满纸怨怼。自己错了没有？没有。都是出版社的错，校对不精，害他背了黑锅；都是电脑打字的错，很多冷僻字造不出来，用了别字；都是金文明的错，有些孤本秘笈，金文明没读过，少见多怪；都是读者的错，“书中列出的文史错误，许多只是‘文献考证版本的不同’，然而一般读者‘一乏对照版本，二无充分的文史背景知识’，很容易便被作者唬弄了。”（2003。09。03联合报）都是其他批评者的错，文史差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而且“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总之，都是别人的错，就算自己有错，外人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中国文化的不幸。真的都错在别人吗？好奇心起，本来不想看的书，买了。还算好看。没有原先担心的红卫兵杀伐气焰，反而透过金文明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的文字，上了一课文史补充教材。
第七部 台海回响（2003年9月初——9月中旬）第3节 余秋雨作品史实错误的争议
金文明这本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引用170种古籍，举出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有几则说实在的，或一时疏忽，或手民误植，情有可原；有些本有争议，无可厚非。但扣一扣，却仍有太多则错误。其中不少属于文史常识，已脱离“细节”的层次，失手之处，足以暴露出作者文史底子不足和态度粗率的毛病。例如，尧的女儿兼舜的老婆“娥皇、女英”，变成舜的女儿；例如，道士吕洞宾变成道家始祖（把道教混同道家，是另一个大错）；例如，“不能设想，古希腊的雅典没有亚里士多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偏偏法国大革命时期，雨果还没出生。
这一则更离谱：“一次他（阮籍）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天啊，魏晋时期哪来的山东省？《晋书》原文但说“东平”，到了余秋雨笔下却变成“山东的东平”，为什么？余秋雨还写了一位名叫“钱 常”的人物。钱 常如何如何，写得非常顺手。但钱 常是谁？不是谁，正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国君钱 。这个“常”字怎么衍生出来的？金文明翻遍史籍，找到答案，原来《龙华志》一书有句：“吴越忠懿王钱 常夜泊海上。”“常”是副词，钱 是主词，被接龙成为历史新人物钱 常，就这样一路常到底。然而，不管余秋雨犯的是大错小错，不管是自己的错或别人的错，都不影响他的散文名家的地位，毕竟余秋雨是文学作家，不是历史学家，他赖以起家的，是散文，不是论文。文学评价容或有争议，却不因引据失误而身败名裂，何况许多余秋雨所引用的中外书籍，所参考的文史资料，一般读者连听都没听过，遑论旁征博引。坏就坏在余秋雨以倨傲的态度拒谏在先，以抹黑的手段还击在后。殊不知百科全书、辞典字典也会有错，又岂能独责作家、学者？碰到读者私下去信或公开为文指正，上策是闻过则喜，知错则改，疏漏难免，谢谢赐教，不仅展现气度风范，也结交诤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不亦快哉？中策是摸摸鼻子，为了面子，不声扬，偷偷改。（金文明在书里坦诚交代，这些错处，“只要余秋雨改正了，这本书也就没必要出了。”）下策是不认错，硬拗，反击，抹黑，扯一堆阴谋论。不幸余秋雨即行此途。甚至把台湾出版金文明的书，视为“把文化大革命送到台湾”。这和贪污入狱就高喊“政治迫害”的台湾政客有何两样？
余秋雨接受《联合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对于金文明提出的一百三十多个问题，决定以沉默回应。但愿如此。先前余秋雨的辩驳，反击力道强劲，说服力量薄弱，反而内伤加重。本想露两手却露出马脚，本想发泄不满却反泄了底。正应了一句玩笑话：你不说，人家怀疑你不懂，你说了，人家确定你不懂。不如不说。
据《联合报》报道，尔雅发行人隐地建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再版时刊登一小篇“说明文字”，余秋雨还在审慎考虑。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依余秋雨的行事风格，若早从善如流，根本不会惹出这么多的风波，如果要他说明，把硬拗强辩印在书里，明文“入宪”，对自己、对书籍、对出版社，恐怕只是更大的伤害。
（2003年9月3日台湾《联合报》）
余已成为高中生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 曹铭宗
有关余秋雨作品史实错误的争议，国内历史学者认为，余秋雨写的并不是历史作品，不必去挑剔史实错误；但常以历史写作的作家则指出，作家写的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论述，但如果写到与历史有关的文章，应该要自我要求考据清楚。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孝悌表示，他初读《文化苦旅》，看到余秋雨对江南的描写，非常感动，文中有历史、有文化，可以感觉此人长期浸淫于此；但余秋雨被捧成明星，后来的作品就“太轻了”，变成“文人的感喟”，只是在市场上具有文化气息的商品罢了。李孝悌说，因为不再期待余秋雨的作品中有历史，余秋雨也没说自己是历史学家，所以也就不会想去批评；余秋雨是文化散文家，不是历史学家，所以他写到的历史，“大家不要看得太认真！”
李孝悌指出，历史书很难，国外有不少能写得有深度又普罗的历史学家，但国内一直缺乏这样的人才，“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不出来，就不要怪余秋雨写不好。”本身也是作家的《历史月刊》总编辑东年表示，余秋雨写的是文学作品，历史考据不必那么严谨；如果《历史月刊》要刊登余秋雨的文章，也会放在谈到历史文化的旅游类。不过东年说，作家对忠于史实应该要自我要求，小说家也要依据历史文本，像他常以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档案为材料写历史小说，对此一时期的历史一定“尽可能的弄清楚”。
本身是散文作家的政大历史系教授彭明辉（吴鸣）则指出，他写散文，如果借助历史，一定会考据清楚；史实错误有其判定标准，余秋雨作品确有很多“常识性的错”，却还从错误中去推论，去做“过度的夸大、浪漫”，完全违背了清代学者戴震所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道理。
彭明辉说，他很担心余秋雨作品对高中生的影响，近年来他主持历史系入学口试，发现余秋雨已成为很多高中生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史实之误 让历史课去解决 曹铭宗
国文老师在意想像的呈现编者不能擅改文章可在“教师手册”说明
余秋雨的文章被收录在教科书，也被指定为课外读物，针对余秋雨的文章被人挑出多处史实错误，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馆长蓝顺德指出，教科书如果有史实错误的争议，国立编译馆会提醒编者，编者也有责任及意愿去考虑、勘酌修改；但如果争议之处是学术界尚无定见者，则国立编译馆会尊重编者的决定。高中国文课本有五六种以上的版本，根据记者询问台北市高中教师及学生，余秋雨《文化苦旅》书中的《柳侯祠》、《三峡》等文章被收入课本中，《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则常被很多老师指定为课外读物。蓝顺德表示，即使余秋雨的文章被认定有史实错误，但如果该文章是被收录在国文课本，并不是历史课本，问题就没那么严重；编者在不能擅自改动文章内容之下，可以在随国文课本送给国文教师参考的“教师手册”中说明。
一位高中国文教师说，他在教授《柳侯祠》时，强调的是文章“文学想像”的呈现，并不会去考据史实问题。
9月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记者黄涓的报道《批余秋雨书“登台” 〈文化苦旅〉面临苦旅》。
9月8日，《现代快报》刊登陈克艰的文章《余秋雨与“新文言”》。转录如下： 余秋雨与“新文言” 陈克艰
听说余秋雨先生自诉寂寞，不免有点吃惊。余先生不是当今沪上大名鼎鼎的文章写手么，怎么还会寂寞呢？李白诗云：“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位被陆游看不起，讥评为“浅陋有索客之风”（《老学庵笔记》卷六）的“坎 人”虽然识度甚浅，名心特重，毕竟还知道臭皮囊般的住世之身，不可能万物皆备，也不应该样样都要；寂寞与留名，就像鱼与熊掌，两者碍难兼得，他也就负责地做了选择：不甘寂寞，只要出名。当然，中外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又有名、又寂寞、连寂寞都有名的例外，但那是凤毛麟角的大圣人，孔子、佛陀、苏格拉底，二三子而已，余子谁堪共酒杯？莫非大众化的时代真是无所不能，中国已几千年、世界已几百年不见圣人之迹，市场经济的大潮刚刚涌动，忽然就推出一个了？耳闻不如目验，于是取来《文化苦旅》也“感觉”一下余秋雨。余先生确实为文很能作秀，某些段落写得赏心悦目，如果他并不假借“文化”、“学术”、“历史”这些沉重的东西又把它们弄得很轻的话，那么他的信口开河也许会有趣一些，他的自我倾诉也可能就自然一些。总之，读其文想见其人，与评论家所塑造，以及他本人所帮造的“余秋雨”形象，实在相去很远。
解释这种现象，可以一个关键词概括：“新文言”。新文言不是文言，新文言的高手背得出几篇《古文观止》是大可怀疑的。新文言也不是白话，白话主要是谈话，但如果有谁像余先生那样对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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