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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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最近才读到金文明的书的。细细读了两篇，这才弄明白，原来余秋雨先生的疏漏和硬伤并非如有些媒体所示，全属于常识性的。诚然，把“道家的始祖”说成是“吕洞宾”，把娥皇、女英说成是“舜的女儿”，把雨果与法国大革命扯在一起，这些错误确是“常识性”的。然而，为了凑足朱熹的卒年正好在800年前，以显示自己的讲演的隆重，竟不顾历史事实，硬要朱熹提前1年死去；为了自己少费一点麻烦，在换算古代年月时，只将年份改为公历，而月份和日期却原封不动仍保持旧历，结果成了一个“土洋结合”的拼盘：凡此种种，就决不是“常识性错误”所能说得通的了。至于提出“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论断，则更不是余先生常识欠缺；恰恰相反，这是他的一大发现。可惜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了一得之见，便匆促立论，以至于落了个“画虎不成反类犬”。
平心而论，金文明是难能可贵的。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坚忍不拔的求实精神。凡余先生的常识性错误，他都一一考核、纠正；而那些非常识性错误，他更是深究细考，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歇手。即以“梅妻鹤子”的林和靖为例吧。余秋雨说他有妻有子，其实倒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来自现代学者曹聚仁和明代学者杨升庵，他们都说林和靖有老婆和孩子。据此，余秋雨写道：“曹聚仁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可以信赖。”在一般读者看来，文章做到这个份上，应该说是无可挑剔、不容置疑的了。然而，金文明却偏偏没有被蒙住。他探本溯源，发隐掘幽，不光查到了余秋雨作为“依据”的曹聚仁和杨升庵两种考证的由来，而且查证了《宋史·林逋传》，翻阅了与林和靖同时代的梅尧臣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原文，从而找到了林和靖“不娶，无子”的铁证。到这一步，照理可以罢休了，但金文明仍咬住不放。一番穷追苦索之后，他终于揭开了比林和靖晚出生二百年的林洪冒充“和靖先生之子”的真相，挖出了杨升庵等著名学者之所以出错的根子。
实中求真，疾假如仇，这便是金文明的治学之道。为了给余秋雨改正一百三十多处差错，他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多达二百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有五百多张。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出来了；别人不愿做的事，他做到了。余秋雨的书仅《文化苦旅》这一本，十年来就印了近五十万册；金文明为之纠正了那么多差错，将使多少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免遭误导呵。即此一端，可谓功德无量！然而，金文明的“功德”似乎还远不止此。今日之下，正当学术界急功近利、浮躁虚夸之风愈演愈烈之时，金文明为我们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清风。这股清风之所以“清”，一言以蔽之，就“清”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上！古往今来，“实事”人皆见，“求是”谈何易！然而，金文明却用自己不寻常的实践，在学术界高高举起了一面实事求是的旌旗。他的实践使人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学问；他的实践也使人们明白，在学术上如果真有所谓“克星”的话，那么，实事求是乃是虚夸浮躁的克星！9月12日，香港《信报》发表岑逸飞先生的文章《中国式文化闹剧》。转录如下： 中国式文化闹剧 岑逸飞
写文章犯错，等闲事，加以修正便是了。出版一本书，犯错更多，人名、地名、出处以及错别字等，总是很多，作者总是走漏眼，是惯性犯错，需要别人的法眼协助。所以任何出版，需要“校正”，这种工作不能由作者自己去做，因为当局者迷，难找错处。外国的出版机构，较少犯错，因为重视“校正”。中国人的出版物，一向有所谓“校对”，那是将排印好的，与原稿核对。但校正不同，还包括挑出作者错漏加以纠正，这就需要专才，聘用这样的人才要付出颇高薪金。
西方文化一向讲求认真精确，出版机构会毫不吝啬以高薪礼聘校正，中国文化马虎成风，不觉得错漏是大问题。一般手民之误，交由薪金微薄的校对负责；至于校正一职，交由编辑兼顾。但编辑多是编务繁重，对校正工作难免敷衍塞责。
校正工作需要专心致志，往往一字之微，也见学问，那已不是校正，而是考证。特别是中国文字源远流长，歧义极多，汉儒研读古籍，为找一个字的确义，便要花两三万字的说明。这样一来，读书写文都举笔维艰，一写便错。
宋儒不走这条寻章摘句之路，转而大谈义理，时见空疏之弊。读古籍只感望文生义，处处是陷阱。《孟子》一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其中提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之类”，其中的“折枝”一向解作“折断树枝”，错了千多年，直到清儒才确定“折枝”是指“按摩”。其实，汉儒和宋儒不应势成水火。这有如一队球队，有人打前锋，有人作后卫，要分工合作。出赛的时候，前锋和龙门同样重要：一方面是创发探索；另一方面是补遗纠错，是两条路线的互补，而不是斗争。
人谁无错，圣人也有错，何况是凡人？认错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中国人有死不认错的传统，所以才有“金文明余秋雨事件”。余秋雨难得找个肯做免费校正的专才，两人合作本是双剑合璧，蔚为盛事。但首先是出版机构难辞其咎，加上双方出言不逊，甚至看热闹者喝倒采的心态也有问题，变成一场沙尘滚滚、刀光剑影、血泪斑斑的廿一世纪中国式文化闹剧。
（2003年9月12日香港《明报》）
按：岑逸飞先生文章的题目，让人看了有点“不分是非”之感。两个中国文人打笔仗，就一定是“文化闹剧”吗？如果要说闹，那也只是余秋雨这个文化大腕在闹。金先生从学术上有理有据地指出他那么多无法否认的文史差错，他都死不认帐，还要用影射的手法对金先生进行恶意的攻击、诬陷和嘲骂。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金余之争”说成“文化闹剧”，显然很不妥当，应予纠正。不过，岑先生关于“任何出版，需要‘校正’”；“校正工作需要专心致志”；“人谁无错，圣人也有错，何况是凡人？认错没有什么大不了”之类的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我都赞成。文中有个典故，岑先生讲错了，顺便纠正一下。他说：
《孟子》一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其中提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之类”，其中的“折枝”一词，解作“折断树枝”，错了千多年，直至清儒才确定“折枝”是指“按摩”。查一下原书，“折枝”出于《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所说的“折枝”，显然指人们很容易做到却不肯去做的小事。这种小事具体又指什么呢？东汉训诂家赵岐说：折枝，案摩，折手节、解罢枝也。少者耻见役，故不为耳，非不能也。（见《孟子章句》）
另一位训诂家刘熙注《孟子》说：
折枝，若今之案摩也。（见《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论》李贤注引）案摩，即按摩。按摩时需要将人的手足关节屈伸揉捏，让疲劳的肢体放松下来，得到休整和恢复，所以说“折手节、解罢（疲）枝（肢）”。赵岐和刘熙都是东汉末年人，说明汉儒早就已经将“折枝”解释为“按摩”了，哪里需要“千多年”以后的清儒来“确定”呢！ 9月15日，《上海电视》2003年第37期发表记者木叶的文章《余秋雨，女……》。转录如下：
余秋雨，女……
木 叶
本以为金余之争已告一段落，谁知大陆余烟尚未散尽，烽火又在海峡那边燃起。披露此信息的文章还称：《文化苦旅》引进台湾十年，前六年每月销量达一千多本，后四年每月也有四百本；但随着《石破天惊逗秋雨》在台湾推出，《文化苦旅》销量迅速下降到仅两百册左右。说不清这些数字确否，但有人关注与争论不是坏事。批余的文与书已不少，似乎很时髦（批人成时髦这本身便很有趣），虽也指出余文的几处硬伤，但多局限于其文革时的事和“文化口红”等问题，《石》则是梳理考辨其散文中文史问题的专著，洋洋二十万言。恕我孤陋，这样对一个人的“咬嚼”还头一次听说。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2节 如何秋雨服文明
大一时读《文化苦旅》常会流泪，好友胡君亦然，后来则不。于是两人便开玩笑说“余秋雨散文应在封面上注明———谨供大一学生阅读”。这个故事曾对几个朋友讲过，之所以再次提及，是想告诉大散文的开拓者余先生，读者在进步，而你虽一直在“山居”在“行走”，但起色不大，有原地踏步乃至退步之嫌。不敢断言这和其文中的问题或对待问题的态度有直接关联，但真的想不通，他为什么放言：“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如果说这里还有一些读者意识和特立精神，后来，面对媒体时便不够理智了，把学术问题引向岔路口，“金文明……给全国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余秋雨不认为人家的学问有多高，对所指出的问题也近乎不屑。不知他至今是否看到或仔细看了《石》，但至少面对人家指出的一些史实差错该给个明确的态度，如“叶昌炽”被写成“叶炽昌”；思想家朱熹卒年从1200年变成1199年，莫名少活一年，而1883年去世的画家马奈竟活到了20世纪……
人要面子，名人更要面子，文化名人尤其要面子。余秋雨不想正面认错也不足深罪，而且金文明所指出的126处“差错”的确不无可商榷者，再有，谁能保证金文明一点自我炒作之嫌也没呢？
但同样可以问一问，认一个错会令余秋雨的“千丈声誉”落下一丈吗？又是否会使他两眼间的距离减少一毫米？就连鲁迅、钱钟书这样的大家也有过文史差错，但谁曾像余秋雨这般拒谏呢？为文者可以天马行空，但历史已在那里，只能从尊重史实开始。否则，多年后说不定冒出个学者型的大散文家会著文称“余秋雨，女，有名句传世———秋风秋雨愁煞人”。
9月22日，香港《信报》发表陈耀南先生的文章《如何秋雨服文明》。转录如下： 如何秋雨服文明 陈耀南
人在南洲而谈说禹域文事……代价之一，便是说什么都可能流为明日黄花。不要紧。“菊残犹有傲霜枝”，黄花在秋雨中摇曳，也别有胜致。对胜致无心欣赏的，可能是近日的大作家余秋雨了。
余秋雨天分之高，文笔之巧，只一本《文化苦旅》便令人口服心服。不过，他的文德之坏、文品之劣，被金文明一一揭露得“石破天惊”，谅想他自己即使勉强口硬，心也不得不服。人家摆事实、讲道理、公道自在人心，不是花言巧语就可以骗尽天下耳目。“致仕”之余，又继之以“见赠”（详见九月一日本报柳叶先生“上海通讯”栏），看来秋雨真是经不起日晒风吹，章法大乱了。
最近才蒙港友寄赠《石破天惊逗秋雨》，后知后觉，不要紧，一口气粗览下去，津津有味。理据充分，剖析精微，行文健锐：“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余秋雨，这次真是在高明行家的手上惨败得一塌胡涂了！其实是败在他自己的品德与性格上面。浮夸、卖弄、粗疏、骄傲。狂妄地论断对方“不是搞学术的人”———人家条列考释数以百计的错谬之处，何尝是“广大民众无法判断”的讨论？为什么不可以放在“公共媒体”？何必要拉父亲、妻子来博同情，可怜兮兮地问“我到底可以怎么办”？
或者余秋雨是由衷地问。那么，他当然有许多选择———
第一：羞愤交集，神经或免疫系统大损———他看来暂时不会。第二：不退不让，继续崖岸自高“死鸡撑板盖”———勉强挣扎于浮沙烂泥，定必愈陷愈深，终于没顶。第三：买凶或亲自杀死对方———可惜他不是隋炀帝。文明世界法网难逃，搞不好还当场反丧于对方之手。第四：立即退隐，闭门苦读十年（或以上），然后重出江湖。这一点，陷溺于文人恶习、习惯于心高气傲、纠缠于名缰利锁的他，恐怕也难做到。而且，气质未变，树敌只有更大、更多。第五：彻底反省、痛切忏悔、脱胎换骨而为谦卑服善，童叟无欺。这样最好，也最难：除非他有扫罗（后来的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奇遇，蒙恩悔改。如此，他会成为文学史上最光辉的榜样———他可以吗？ （刊载于2003年9月22日香港《信报》）
同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谈《咬文嚼字》。9月23日，湖南岳阳《长江信息报》发表著名作家李元洛先生的文章《磬声敲破一林秋———读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转录如下： 磬声敲破一林秋———读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元洛
不久之前的溽暑之中，山西一位编辑朋友寄来一本近来被许多媒体炒得很热的书，即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此书今年6月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印出。朋友是一个性格极为温和憨厚的人，但他在附言中也不禁写道：“余秋雨为文作派令脾气再好的人也会生气发火的。热月火天不宜读。”不过，陶渊明老先生早就说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了，何况是这样一本颇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期待的书？我未能记取友人的忠告，既来之，则读之，一书读罢，不觉已一雨成秋。
金文明是一位学术有专攻的资深编审，著述颇丰，藏书2。5万册，1996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他的这一册咬文嚼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共计22万言，一分为四，从“人物史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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