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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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味。无贬意）的人，穿一条裤子上街（在没有两条裤子的情况下），像狼和狈一样相扶而行（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毛篇》记载，狈依狼而行，这是同类之间互相帮助的佳话，并无贬意），都可以。但在是非之争的问题上，窃以为不能只凭哥们儿的义气，还得分一分是非。譬如狼要跳河，狈就得用力拉它回来，不能跟着一块儿跳下去。这是谁都明白的事理。张教授的悖理之处，就是在“致仕”正解和误用的是非问题上，不但没有拉狼一把，反而扮演了与狼共同跳河的“狈”的角色。说得直白一点，你是在鼓动人们乱造乱用错误的词语啊！我不知道张教授是哪个国籍的人，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不应该不知道，多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而斗争，大力提倡社会用语的规范化。怎么能明知有错，还要强词夺理地为错误辩解呢？譬如中国有个成语叫“对牛弹琴”。某人说：“给无理可喻的无赖讲道理，是‘对猪弹琴’。”“对猪弹琴”显然用错了，但如果按照张教授的高论来为其辩护，这个“创造性”成语马上可以通行无阻：　　　　
　　　　一、某人用错了“对猪弹琴”一辞，正确的写法应当是“对牛弹琴”；　　　　
　　　　　　　　　　
　　　　　二、任何人都知道，猪和牛同样是畜生，听不懂音乐，因此谁都懂得，这个新成语的意思还是“不看对象说话，白费劲”，没有误导；三、对不讲道理的人去讲道理，确实不会有效果，某人的判断没有错。如果这种歪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同类成语如“对狗弹琴”、“对猫弹筝”、“对虾吹笛”、“对鸡唱歌”等不能创造出来呢！此外，关于书中用词用典的差错主要应该由谁来负责的问题，张教授说话的腔调也跟余秋雨一样，充满了“创造性文化族群”的狂傲和无理。这里也打个比方。张五常教授口授一篇文章，打字员把他的大名“张五常”错打成了“张无常”。张教授未看原稿，就寄到出版社去了。碰巧接稿的责任编辑不知道张五常的大名，只感到作者署的名字“张无常”有点怪，也没核一下便发排印刷了。结果书出来，张教授看了很恼火，去电查问，反遭责编一顿抢白：“你原稿上是怎么署名的？你自己打的是‘张无常’，现在又说叫‘张五常’，如此反覆无常，叫我们怎么办！”　　　　
　　　　看来书稿中原有的差错，第一责任人应该是作者。让文字编辑或研究助理来当冤大头，是毫无道理的。前一阵子余秋雨这么做了，马上引来一片斥骂声，说他“缺德”、“没良心”、“太没有道德了”，实在咎由自取。不知道这种得名获利时心安理得、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作派，是不是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中固有的特色？　　　张教授说：我没有翻阅金文明的整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但抽样检查，他说余秋雨的错———武断地接受了是错———都不大重要，因为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有些错得相当搞笑，颇为尴尬，可能比我误把广州作虎门略为严重，但不足以推翻余大师论点。　　　　
　　　　　　金按：我不知道张教授翻阅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究竟是大陆的简化字本还是台湾的繁体字本？他的“抽样检查”，到底抽了哪几篇？你没有全部看过，怎么能得出“余秋雨的错……都不大重要，因为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的结论？举个例来说吧，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那篇《寂寞天柱山》，其中主要谈到李白、苏东坡和王安石三位历史名人，所有的立论基础都是错误或不存在的，有的是曲解史料，有的是篡改文献，糟蹋古人，愚弄读者，手段十分恶劣。这篇文章属欺世之作，是无可救药的废品，只能整个抽掉。还有一篇是《台湾演讲》中的《何处大宁静》。余秋雨在报告时临场发挥，讲了一个马寅初的两“呜”神话，更是彻头彻尾的胡编乱造，连马寅初的次子马本初先生都斥之为“胡说八道”、“作风恶劣”。我根据读者来信提供的材料，写成一篇《置若罔闻，蓄意愚弄———从两封来信看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对其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严肃的批评。这样的问题还能说“不大重要”？“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不辨是非、曲意回护到了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地步，实在是有失学者的身份和道德的。这些批评文章已经收入台湾版增补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中。张教授如果以前没有看过，那么就请你再去看一看，相信你是会改变以上观点的。　　　张教授说：余秋雨算是错得多还是错得少呢？很难说！如果用上金文明的学博心细的准则来量度，今天香港的每份报章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美国的报章高明多少呢？很难说！二十多年前高斯在美国某传媒会议中说：不知哪份传媒刊物说的哪一句是可信的！闯了祸。正规学术文章呢？也很难说。高斯作《法律经济学报》的主编时，就请了助理，审查准备发表的文章的资料实据，往往摇头叹息。我自己在行内以慎重知名，但资料的可靠与否不易查考，防不胜防。这方面，认真做学术研究的人永远生活在恐惧中。　　　　
　　　　　　金按：在我摘引张五常教授的几段文字中，要数这一段说得最荒唐。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附录一：两个索引”的“说明”中指出：余秋雨三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中的文史差错共126个，前两本占了绝大部分，有121个。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中国图书出版的主管部门规定，图书的差错率（包括文字排校差错）不能超过万分之一，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约23。5万字，差错65个，《山居笔记》约21万字，差错56个，差错率分别达到万分之二点七和万分之二点六，显然都属于不合格产品。何况这些差错大部分并非一般的文字排校差错，而是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差错，其性质更加严重。我在拙著前言中已经举例说明，由于余秋雨是个文化明星，他的散文走红全国，畅销海外华人地区，而且一版再版，不肯改正那些已经多次为学者指出的差错，因而在读者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负面影响。许多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忧虑和痛心。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和“教授”的张五常先生，怎么会心定神闲地置身事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呢？我不知道他的学者良心到哪里去了！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9节　用了三个“很难说”

　　　　张教授在这段话中一连用了三个“很难说”，究竟“难说”些什么呢？其实他的所谓“难说”，早已通过几个例子明明白白地直说出来了：余秋雨的126处差错，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以香港的报纸为证，说“如果用上金文明的学博心细的准则来量度，今天香港的每份报章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这里，张五常在以谣言惑众，我首先得辟谣。香港的报纸我虽然看得很少，但刊载我的文章或发表有关我的报道的，我都认真地看过。例如：2002年3月22日的《大公报》，发表过我的《林逋究竟有没有妻儿？》；2003年7月22日———25日的《信报》，分四天连载我的《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7月28日和8月4日的《明报》，分别以接近整版的篇幅刊发余秋雨的访谈《我到底可以怎么办？》和我的回应文章《咱俩可以一笑泯恩仇》。这些文章，都是三四千字以上的长篇大论，除了一二处文字排错外，哪里找得到更多的差错？不信就请你张五常去找来查一查。你要为余秋雨开脱，当然可以，但不能用制造伪证的手法来欺世惑众。你把香港所有的“报章”都说成“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差错，不是在公然败坏人家的名声，往他们脸上抹黑吗？退一步讲即使哪一份报纸哪一个版面上出现了较多的差错（请注意这是假设），也不能作为余秋雨可以出126处差错而拒绝批评、坚持不改的理由。说得不客气一点，你是在怂恿余秋雨更加肆无忌惮地粗疏治学，浮夸为文，在邪道上越走越远。　　　　
　　　　文章里会不会出文史知识的差错，主要是由作者决定的。作者的学问功底深厚，写作时态度严谨，一般就不会出错，或者说不会出大的差错。反之，大量出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余秋雨散文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完全是由于他浅薄的学问功底和浮躁的治学作风造成的。我的老师、中国著名词学家胡云翼教授生前曾告诫我说：“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端正学风。只有学风正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打好深造的基础，克底于成。朝三暮四，浮光掠影，心猿意马，急功好利，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张斌教授，已经85岁高龄，还在一丝不苟地严谨治学，笔耕不辍，为我们后学者树立了做人为文的榜样，使我终身服膺，受惠无穷。返观张五常先生这种毫无原则地为余秋雨差错辩护、开脱的态度，居然还要自诩“在行内以慎重知名”，叫人怎么能相信呢！　　　　
　　　　　　　　　　
　　　　　11月初，2003年第11期《杂文月刊》出版，发表了袁诹先生的文章《“中华文化的不幸”》。转录如下：　　　　
　　　　　“中华文化的不幸”　袁　诹　　　　
　　　　　散文大师余秋雨先生出版的书中有差错，不是大师的金文明先生出了一本书指出其差错。其实，出版物的差错是由作、编、校、印多种环节造成，可作分析；而且金文明先生也并没有全盘否定大师地位的意思。所以，本来事情很简单，余先生可以看看金先生的书有多少含金量，你说对了我就改———这样做对余先生来说并没有多大损失，大师还是他的。然而，余先生没有这样做。他在没有看过金书的情况下，就对金的批评作全盘拒绝。余先生不仅拒不认错，而且对指错纠错表示了极大的鄙夷不屑。他以大师的腕力甩出了一顶“咬嚼派”的荆冠之后，又以大师的口气说，“我感受到‘咬嚼派’对于年轻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损害实在太大了”，“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在余先生看来，他可以信口雌黄把古代的文史细节说得活灵活现让人接受，而谁要是与他较真便是“个人的不幸”、“中华文化的不幸”了。大师为文，大笔挥挥，文思泉涌，才气排空而来，很可以让人艳羡的。然而，“码字”这活儿毕竟也有规律，这规律对大师非大师一视同仁，大师再大，也不能不遵守这个规律。就说“致仕”这两个字，分开单独看，诚然各自有“很多含义”，但这两个字组合到一起成了“致仕”，就只有一个含义———古代的官员退休。在古代是这个含义，在现代还是这个含义，别无另义。这个词大家也并不很陌生，在早些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那阵子曾被一再提及。余秋雨先生用错了就是用错了，再辩解也没用。如果那些辩解竟然让人信服了，大家普遍认为大师说的总没错，那才真正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了。金余之争，本是多余之争。如果一方指错，一方实事求是地对待，双方就能心平气和地讨论，也就无从争论了。既然争开了也就争开了，大师与非大师完全平等，谁对谁错，可以具体分析，客观标准还是有的。然而，想不到有些人会忽发这样的想法，即认为余秋雨是上海的一块牌子，不能倒，要保。这个想法真是愚蠢至极。为了要保牌子不倒，连错也一起保下来，那结果只能是本来不至于倒的牌子倒真正要倒了。其实，并不存在保不保余秋雨的问题；保不保，完全是一个虚设的命题。大师也是人，也会有错，有错改了就行。当代中国不需要圣人，如果硬把余秋雨先生奉为圣人，有错还死争没错，那就真正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了。　　　　
　　　　7月29日《解放日报》一版刊登一篇《何必“逗咬”》，显然是旨在保余。该文认为“学术之争，向来很难用‘正确’与‘错误’进行批判的”。话说得不错，但简单的文史差错是谈不上学术之争的，它倒往往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比如，该文提到“一本名为《石破惊天逗秋雨》的书”，其实这书名就搞错了。金先生的书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用的是李贺的诗句，原诗也是“石破天惊逗秋雨”。在这里，同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学术”可“争”。如果你一定要说“石破惊天”一样可通，否则便是“损害”了“创造性思维”，而且你的说法大行其道，那就真正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了。　　　　
　　　　11月26日，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周刊》发表孙光宣先生的文章《夏其言：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转录如下：　　　　
　　　　　夏其言：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　孙光宣　　　　
　　　　　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曾任《文汇报》特派记者，解放以后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离休后担任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他因为和唐纳是老朋友，连带认识了蓝苹（江青）。夏其言为人忠厚正直，解放以后免不了与人谈论唐纳、蓝苹那段旧事，因此“文革”一来，就犯了“恶毒攻击”罪，受到张春桥的点名，被长期关押，受尽了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担任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负责写作组系统的清查工作。2000年夏其言因病住进华东医院治疗。同年岁尾，我致信问候，并向他讨一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他当即在12月21日给我写了回信，信中有一段提到了余秋雨先生：“你要的那本《回忆录》，我已告诉我女儿，叫她尽快印（刷）挂（号）寄给你。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