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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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作家毛志成的文章,对当前“万事通”式的名人和学者提出了批评和忠告,立论精辟,发人深省。
6月21日,《山西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记者唐前的报道《金文明挑错余秋雨》和书海出版社副总编王灵善《吹毛求疵又何妨》、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陈玉龙《我们都有可能是受害者》两篇评论文章。现将王、陈二位的文评转录如下:
吹毛求疵又何妨
书海出版社副总编 王灵善
其实,学问的博与专,古来就是一对矛盾,正所谓博通者失于疏漏,专精者隅于寡识。余秋雨先生是一位大家,不仅靠书来传名,且四处讲学,又在人气颇旺的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上做文化知识测试的评断官,在一般人看来,其文史知识之广博,似乎海内无人能出其右。但学问广博的余先生,也难免时有“疏漏”的通病:把唐代的吕洞宾说成是道家的始祖;让明初的沈万山住进了后人建筑的沈厅;未曾结婚的林和靖有了妻子和孩子;无行文人金圣叹成了大明的忠臣。这些细微的错误虽然无关宏旨,但错误就是错误,作为大家的余秋雨也没有权利向读者传播错误的知识,哪怕是细微末节,金先生或许是一位专抠“知识细节”的学者,即使他写不出余秋雨那样气势恢弘的散文,但指出他人的知识错误,特别是纠正风传极广的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知识差错,正是一个学者的良心与责任所在。作为散文大家、著名学者的余秋雨先生没有权利不让别人批评自己文章中的知识细节错误,即使是吹毛求疵,也应认真对待;即便是自己文章中有细小的过错,也应该纠正。以个人的愚见,余先生的书再版,理应认真对待批评意见,对书中的知识细节错误,都应予以纠正,或做出合理的说明。这也是一个学者、一个作家的道义与本分。
读了金文明的这本考辨之书也不必因此就否定余秋雨先生的文史功底,特别是不能因此否认余秋雨散文的阅读价值。余秋雨的散文,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会受读者青睐,一版再版的《文化苦旅》,在各地新华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仍然赫然在目,这是读者的选择;但余先生的书有错误,读者也应该有知情权。金文明的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可视为读余秋雨散文的资粮,特别是在余先生不愿意或没有来得及据此对自己书中的知识细节错误予以订正或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读一读金书,相信读者会有收益。
我们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 陈玉龙
金文明先生在他的前言中记录了余先生在《敬告全国读者书》中的一段话:“他们(指批评者)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能对得起广大读者!”金文明先生在分析个中原因时这样写道:一是他根本不知道有错;二是他虽然事后知道有错,但估计“非专业人士”未必看得出来,而看得出来的“专业人士”又不大会读他的书,即使读了也未必肯特地撰文指出,让他难堪。于是,他就干脆不去作丝毫改动了。
这就让我在感到脸上一阵紧似一阵地火烧的同时,又有了脊背上一阵紧似一阵地发冷的感觉。要知道,我正是金先生所归纳的“非专业人士”的那一类人,而如我一般的读者又何止成千上万,面对那上百例文史差错,我等还真就“未必看得出来”。手捧余先生的大作,我们当然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什么。我们首先是在承认了自己的无知的前提下才想从余先生的书中去学点什么,这是我等绝大多数读书人读书的真正目的。真要去考证史料的真伪、正误,那倒大可不必劳心费神地去读这样的文化散文,直接从史料中去考证史料不就得了。直等看了这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我突然就有了一种从梦中惊醒的感觉,原来自己也是这样的无辜,平白地就成了错误知识的受害者,而此时,我还捧读着余先生的另一部大作———《千年一叹》。
金先生在他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中除了点评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以外,并没有额外地点评到这一本无论是地域还是史实都离我们更为遥远的《千年一叹》,以我的知识涉猎范围,也就更无从判断个中虚实了。在惊悸之余,为了心灵免遭涂炭,想了一想,在余先生的书没有作重大修订之前,还是放起来为好。
6月22日,《上海新书报》用整版篇幅,发表记者慕峰对我的采访专稿《金文明———给余秋雨“上课”》,对“金余之争”的缘起和我学术生涯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作了客观的报道。照录如下: 金文明———给余秋雨“上课” 慕 峰
一百多处文史差错惹急了金文明
唐代的吕洞宾,成了道家始祖;明初的沈万三,住进了后人筑造的沈厅;未曾结婚的林和靖,有了妻子和小孩;感佩清帝的金圣叹,成了大明的忠臣……
著名散文大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所收录的历史大散文中,竟出现一百多处文史知识差错,让文史功底深厚的专家、《咬文嚼字》资深编委金文明先生急了!火了!凭着中国书生特有的意气,决定给余秋雨上一课。2002年6月金先生开始动手写书。
其实早在四年前金先生就开始关注余氏历史大散文中的文史知识差错。他说,大约是在1999年初吧,我拜读了余先生的《山居笔记》中一篇近三万字的《十万进士》,其中有“争取科举致仕”的句子,把中国古代文献中历来表示“辞官”的“致仕”错误地理解成“获得官职”,于是撰一小文发表在1999年第4期的《咬文嚼字》上。从那以后,金先生每有发现,便用卡片记录下来。按照金先生最初的想法:把这些差错列成一份勘误表寄呈给余先生,希望他经过审阅以后,把其中能够接受的意见接受下来,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出修订版时加以改正。但不久后的一次交锋,让金先生打消了自作多情的想法。
与余氏的第一次交锋
1999年初,一篇名为《〈秋雨散文〉中的一处小疏忽》的来稿寄到《咬文嚼字》编辑部,作者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读者徐如顾,徐认为,余秋雨在《西湖梦》(收入《秋雨散文》)中写到:“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这一提法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林和靖“少时多病,未婚娶”,与《辞海》(1989年新版)“终身不仕,也不婚娶”相左,对余秋雨散文中的常识性错误提出了婉转的意见。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4节 编辑部为慎重起见
编辑部为慎重起见,刊发前特地先寄给余秋雨过目,不久余秋雨即寄来了《答徐如顾先生》,不仅对徐的意见全部予以驳回,还以长者的口吻教训起徐如顾这位“非专业的年轻人”来:“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余氏对批评者的傲慢和霸道暴露无遗。《咬文嚼字》决定将两篇文章一起刊发。不久,余秋雨助手致信编辑部,声称余不再从事文化工作,《咬文嚼字》不必再寄了。 126堆碎石子
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引用了170种古籍资料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考证,金文明写成一本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发现并指正余氏散文中的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绝大多数指正都有史料依据,有些差错不仅仅是一般的细节问题,而且是余先生整篇文章立论的基础。金先生说:我也是秋雨散文的一个热心的读者,十分喜爱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也不想吹毛求疵。放眼远眺余氏散文是个华丽的大草坪,但走近一看却藏着一堆堆的碎石子,心里实在不舒服。余秋雨两本文集才不过40多万字,差错倒有120多个,其差错率竟达到了万分之二以上。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类出版物中,即便不算破天荒,也是极为罕见的。 一本没人敢要的书
书写出来了,金先生也傻了眼,这本属于正常学术讨论的书居然没人敢要。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退休后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的金先生,可以说与上海出版界的渊源颇深,竟在上海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肯出这本书。原因不外乎余秋雨是名人,而且是上海出去的文化名人,上海不少出版社都靠着余秋雨吃饭,谁肯把自己吃饭的家什砸了?一耽搁,又是3个月。无奈之下,在上海生活了六十多年,无限热爱自己家乡的金先生,开始把眼光投向外地。
山西出版人拍板出书
上海没人敢要的书稿,在山西却受到了重视。山西书海出版社在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后,立即与金先生联系,索要了一部分书稿。书海出版社总编辑在看过这部分书稿后当即拍板,并立刻将选题上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半个月后选题就批下来了,只要求“不涉及人身攻击”。2003年春节刚过,这部书稿便正式开始运作。因为涉及名人,出版社与作者都十分认真和投入,如果不是非典,这本书早在半个月前就能出版。
嗜书如命
大概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像金先生那样嗜书如命的。读大学以前,他在一所小学工作,没有多少钱,就用两种办法获得需要的书籍,一是抄书,仅《尚书》,金先生就抄了三种版本;二是淘旧书,每逢周日,金先生经常带着作为午饭的大饼油条,早早地来到上海福州路旧书店门前等开门,一直到日落西山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文革”中,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于是金先生就在干校里抄书,花了3个月抄完了16万字的《左传》。
70年代进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后,金先生有了条件,几乎读遍了秦、汉以前的古籍。有好事者为他借的书做了一番统计,9年中共借阅了2000多册书。金先生说,这是我一生读书最多的时候,我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大量的知识,也奠定了今后治学的根底。
“文革”后,百废待兴,刚刚“上马”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手中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的两部学术书稿《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但一时找不到人审读。上海古籍社的老社长李俊民先生说:“让小金去审吧!”金先生拿到这两部书稿,经过三个多月的认真查核,纠正了不少抄写笔误,提出了近百处修正的建议,还提供了详尽的资料依据。王力先生基本上都加以采纳,并6次来信表示感谢。书如期出版了,金先生与王力教授从此成了忘年交。 20000册藏书赢得“上海十大藏书家”美誉。
1996年,上海首次举办十大藏书家评选活动,时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年届花甲的金先生以20000多册藏书,博得了“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的美誉。20000多册藏书,要是换成古代的线装本,又何止汗牛充栋。
如今,经济并不很宽裕的金先生每月平均买书300多元,当然常常有例外,如上个月他又忍不住买了1500元的两套大型古籍索引工具书。家里的藏书猛增,现在已达25000余册。金先生自豪地说:“中国古代比较重要的典籍我基本上都有了,有些还不止一个版本。”
这就不难理解,为了工作之需,金先生常常不惜工本购买有关的参考书。譬如审读一本名为《玉》的精美画册,因为有几处不甚了了,金先生竟买下了定价1700元的《中国文物鉴赏大辞典》,而他所得到的审读费不过200元。这当然是因为金先生治学严谨,也与他酷爱图书有关。 三读余氏散文
以前因为有些书找不到,无法证实余氏散文中的一些似是而非之处。近来,金先生开始第三次阅读余氏散文,又找出了十余个错误,续写成了三篇文章,准备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修订时补上。金文明先生再次对余氏散文进行严密的考辨,仅仅为了给余秋雨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忠告,给一代文化名家上一堂十分必要的课,同时也给百万余秋雨散文的读者,做出有益的提示。
6月10日,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已装订成册后,印刷厂有位年轻工人先睹为快,发现书中第198页上有一处差错,马上告诉责任编辑,并电告在上海的金先生。那处差错是将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的作者“倪匡”错成了“任匡”,“卫斯理”也错成了“卫理斯”。由于各地催着要书,本版已无法改正,连印勘误表也来不及。金先生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说:“我过去从来不看当代科幻小说,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这是我知识上的一个盲点。但我应该请教一下身边年轻的编辑,他们肯定知道。这是我的粗疏。”
金先生特通过本报,敬告全体读者,并向倪匡先生深表歉意。书海出版社领导也表示将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关于书名的由来 金文明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本书的取名,其实并无深意。原想就用现在的副题“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但朋友们说:这句话太直了,没有一点文采和诗味,还是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