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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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正如吴先生在《回顾与前瞻》中所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柳红女士正是从这个角度介绍了吴先生的经济思想发展与学术成就。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吴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重要意义。
吴先生被称为“吴市场”；这个称号反映了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吴先生的思想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他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理解吴先生学术思想的钥匙。
吴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进入经济学界的；曾工作于人才济济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这里；他有过热情、奋斗；有过困惑；甚至被定为“中右”；也受过极左思想的影响；批过孙冶方；但他的学术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起点对他以后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明白计划经济下的经济运行。他相信过这些；但从旧阵营出来；反戈一击才更有深度。我想这是他市场经济改革思想的来源之一。二是孙冶方、顾准这些学者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吴先生这种经历的人并不少；但有吴先生这种成就和追求的人并不多。吴先生能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做出重要贡献；始终坚持市场化大旗；除了他的品格和能力外；还得益于他开放的眼界。他在耶鲁大学潜心钻研当代经济学；他与苏东经济学家的交往；都使他的思想更为成熟；更能不断创新。柳红女士忠实记载了吴先生思想发展的历程，真实而感人。吴先生从没有掩盖自己批孙冶方的历史，并公开为此忏悔自己。柳红女士写的传记如实记下了这一点，使我们更了解吴先生坦荡的胸怀。这正是一个正直学者的品格，也是他成功的道德基础。
对于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每个人都了解一点。谁都知道他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企业家们更多地了解他对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改革的观点，公众知道他对股市与基金黑幕的抨击。但很少有人全面了解吴先生的贡献。柳红女士写的传记对吴先生市场化改革的整个思想与贡献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既有在“计划与市场”中旗帜鲜明地为市场化改革辩护，设计改革方案，探索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以及对股市与基金黑幕的抨击；又有对科技发展的思考和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警示。吴先生也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但我们从媒体不能全面深入了解吴先生的思想。网络泡沫、基金黑幕、股市风险都曾是媒体的热点。读了这本书你才会了解这些争议背后的背景，以及吴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与他整个思想的联系，才会知道他的那颗心为什么火热。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涉及的许多事，我们并不陌生，但读了这本书，才会有更多的思考。
柳红女士写的这本书以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这就避免了传统传记写作的一些弊病，使我们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吴先生的思想与贡献，并从中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当然，作为一本传记，如果再加上吴先生的经历时间表与主要著作目录就更好了。
（柳红：《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浪漫主义的臆想——
读《西部开发十年可成》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把经济学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希腊书
信式的，即“非常正规化、理论化和数学化”的著作，这种作品即使有深刻的思想也只能供专业人士交流，难以让大众接受；第二类动态报道式的。充斥着“经济新闻和统计数字”，这类文章以不变应万变，让人生厌；第三类飞机场式的；即经济学快餐读物，可读性强，但大多言之无物。或者是用危言耸听的手法预言危机；或者煽情地许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温世仁先生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就是这第三类作品。
温世仁先生作为台湾成功的企业家关注西部开发，他领导的企业（英业达集团天津分公司）与甘肃古浪县黄羊川镇合作，也为西部做了实事。他到西部各地考察演讲，为西部开发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其热情令人敬佩。他的这本“飞机场式”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也不乏思想闪光及给人启迪之处。但这本书也与所有“飞机场式”作品一样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仔细读来这个美好的未来却是一个乌托邦。
温先生认为，西部在十年内可以达到东部发达地区生活、知识与收入的水平。这就是西部开发十年成功的标准。全书都是围绕为什么和如何能实现这一目标展开的。
温先生认定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依据是深圳这些地区的成功事例和西部的有利条件。西部的有利条件如何转化为成功是一个大问题；但与深圳的类比并不科学。
深圳的确在十年之间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也在十年中发展起来了，但这种成功的事例并不一定会在西部重现。这就在于东西部的差异之大远远超出了温先生的想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安这一带在汉唐时繁荣过以外，西部一直是落后的。自从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部转移之后，东西部的差异更大了。鸦片战争之后，东部又领开放之先，在与世界经济的交融中迅速成长。东部有良好的工农业基础、人力与物质资源，又有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一旦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迅速繁荣起来是正常的。但一直落后的西部，经济起点就远远落后于东部，而且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弥补的。东西部的起点大大不同，决定了东部十年能做到的事，西部未见其也能做到。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东部的迅速发展得到了政府有力的扶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曾提出过发展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同步地得到发展。因此，必须先找一些条件好的地方重点扶植，让它们先富起来；然后用这些已成功的发展极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把东部深圳这样一些地方作为发展极，给予优惠政策重点扶植，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说东部发展十年已成是有特殊性的。这种成功的经验并不全适用于西部。因为后发展的地区不能像先发展的地区那样普遍得到种种优惠，而且；有些优惠（如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加入WTO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西部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条件远远落后于东部；发展环境又不如东部；尤其是观念落后；十年可成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西部开发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要比东部难得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扎扎实实地进行西部开发。许诺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固然可以煽动起人们的热情；但发展经济靠的不是一股热情；而是实干精神。否则诺言没有实现；希望变为失望；对西部开发有百弊而无一利。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是温世仁先生的老师；温先生的这本书也颇有乃师之风。这就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像；而缺乏务实精神。托夫勒是信息时代的鼓吹者；温先生也把西部的迅速开发寄托在网络身上。网络时代能否像农业与工业一样成为一个主导经济进步的时期；仍无定论。严肃的经济学家很少谈“网络时代”这样的话；他们对网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仍持谨慎态度。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谈到电脑对经济的作用时指出“电脑的贡献还不能是转变性力量；它们还不能使美国回到作为一个世纪中几十年间持续的强劲增长”。近年来网络的衰退证明了这一点。网络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尚且如此；对落后地区更不用说了。温先生把西部开发寄托于教育发展是对的；但把教育寄托于网络却有点简单化了。且不说在西部普及网络不像温先生的公司资助黄洋川一样容易；就是普及了也无法替代正规教育；即使在网络发达的美国；网络教育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从温先生的经历来看；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也难免有一些外行话。例如；他认为如果西部开发50年才成；就没有人去投资了；因为要等50年才有收益的投资；没人去做。这就混淆了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和整个地区的发展。其实正因为西部落后；有利的投资机会会更多；投资一个项目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获益；不用等到西部开发成功。但这个项目的成功；并不等于西部开发达到了温先生的成功标准。在经济学中；投资项目成功的评价和整个地区的开发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温先生得出的西部开发50年才能成功就没人去投资的结论也不对。其实即使西部开发十年成功；要投资者等十年才有收益；也没人去投资。
温先生的这本书恐怕连经济学快餐都谈不上；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又没有什么实际资料；只有一些零星的事例和随想式观感；再加上大胆的幻想。这是一本未来学著作。一些严肃学者把未来学说成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这也许太挖苦了一点。但这类著作中那种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学风的确值得我们警惕。
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干精神；普及式经济学作品更需要严肃认真的学风。这正是我评论《西部开发十年可成》这本书的动机和想说明的问题。
（温世仁：《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一版。）
探索哈耶克思想的演变
——读《哈耶克论文集》
哈耶克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他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和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法律、立法与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序言中曾指出，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我曾力图以一种适合于当代问题和当代思想的形式向当代的读者重述传统上的各种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或原理”，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对“以后发现的一些缺点作些许弥补”。与前一本书相比，后一本书“阐释较久系统，撰写更为困难，观点也更具个人性和更具原创性”。
第二部分 闹市读书第7章
但这两本书的时间跨度为25年，作为一个思想家，在这一时期中哈耶克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知识立场转换和理论观点修正与完善的过程。如果说《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这一期间思想演变的两极，这25年间发表的论著，就是这两极之间关系链。哈耶克在这一期间所写的论著主要收集在1967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1978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这两本论文集对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是极为重要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还没有中文本，英文本读起来也颇为不易，要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邓正来先生是国内研究哈耶克思想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文本的译者。他把能反映哈耶克思想发展的重要论文选编为《哈耶克论文集》，并翻译出版。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哈耶克论著颇多，要从中选出代表他思想演变的论著颇为不易。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所选的论文极为妥当。邓正来先生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选出了23篇论文。这构成了《哈耶克论文集》的主体。
邓正来先生之所以把这两本论文集作为重点是因为：第一，哈耶克在这两部论文集中对此前简单论述过的；但又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观点做了更详尽系统的解释。比如；社会秩序分类学、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框架、有限民主与无限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等；在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中都极为重要；这些观点在这两本论文集中得到更详尽的解释。第二；对某些已经阐明的观点做了相当重要的修正。比如；对“欧洲大陆法治观”的否定与放弃；并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普通法的法治观”等。第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对最高权力进行分权的制度安排的解释；确立了规则研究范式；详尽阐发了规则检测“一致性”和“相容性”的否定性正义标准等。
在从这两本论文集中选出的23篇论文之外；邓正来先生又收入了两篇极为重要的论文。一是《自由秩序原理》的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二是《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跋；“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在前一个跋中；哈耶克明确地说明了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这就澄清了一些学者把哈耶克的思想混合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误解。后一个跋之所以重要在于，哈耶克把《法律、立法与自由》作为自己最后一部系统性著作，希望在这个跋中“以期用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阐明那个在我的整个事业中始终指导着我的道德进化观和政治进化观”。我们从这篇跋中可以理解制度进化观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意义。邓正来先生选入这两篇文章是极有眼光的。
《哈耶克论文集》包括四部分：“第一编，政治学和法学”，“第二编，哲学和社会科学”，“第三编，经济学和历史学”以及“附录”。看过目录你就会发现，在这本论文集中，经济学论文只有两篇，即1962年发表的“经济学、科学与政治学”，以及1968年发表的“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哈耶克被认为是经济学家，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邓正来先生在有23篇论文的选集中只选两篇经济学论文是出于两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