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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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第8章
三
治理一个国家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套制度。制定出一套正确政策，靠的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民主决策制度。美国的确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但美国的经济政策大体上没有严重错误，靠的不是这些经济学家而是制度。民主的决策制度并不能保证总是产生正确的政策或最优政策，而是可以减少政策的失误，使政策不犯根本性错误，或者有了错误也可以依靠制度得到纠正。
民主决策制度的核心不是多数原则而是权力的相互制衡。在美国的经济决策中有两个相互制衡的决策者：决定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和决定财政与其他政策的政府和国会。美联储是独立决策的，不受政府和国会的控制，这样它就能对政府和国会的决策起到制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面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卡特总统和国会认为，应该首先解决经济衰退，采用扩张政策。但以沃尔克为首的美联储认为首先应该实现物价稳定，所以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使经济衰退更严重（失业达到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物价迅速下降，并迎来了8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制衡作用，恐怕美国也难以有80年代的繁荣。当然，制衡作用也并不总是一方拥护的另一方就反对。更多的时候是双方的结合。但这种制衡作用可以使政策失误减少，并消除重大失误。
就政府与国会而言也存在制衡关系。财政政策、贸易政策或最低工资法政策由总统代表政府提出，由国会讨论通过后，由总统签署并实施。这种程序使政策制定的时间要长一些，但减少了政策失误。总统作为政府的代表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政策的。国会议员则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各自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出发来考虑政策。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利于一些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另一些利益集团。在国会讨论一项政策中，也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争论，相互妥协，并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当国会最后以多数原则通过一项政策时，表明这项政策代表多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这种政策往往是一种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形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平衡。这种平衡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重要的。在国会讨论中，还有一个重要力量是院外游说集团，他们代表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向议院申诉或施压，对于实现最后各利益集团的平衡也是有帮助的。最后总统的签署则是对国会讨论结果的审批，因为当总统从整个社会角度认为国会的结果有问题时，仍有否决权。
在外人看来，这种民主就是议员无休止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其实这正是民主的决策过程，争吵是各自为自己的利益集团争取利益，动了感情大打出手也不足为奇。正是有了这个争吵过程，才有政策的失误减少。如果国会总是一致通过，大家和气一团，那就难免错误了。而且只有在极端的独裁之下才会有一致通过——去年伊拉克的萨达姆是以百分之百的票当选的，这有一点民主的影子吗？只要看看伊拉克人民所受的苦难，就知道这种一致同意是什么了。
专家治国在本质上仍是人治的思想。在计划经济下，一国经济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中央计划者的能力。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人治。当我们看到那些不懂经济计划者有计划地浪费资源，做出种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时，往往不是把这些错误归之于制度，而是归之于人。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善良的愿望：如果是专家来制定政策就不会有这些错误。专家治国的思想之所以在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东欧等国特别盛行正在于此。计划经济是独裁制度在经济中的形式。任何独裁制度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无论这个人是多伟大的专家，作为一个人他也会犯错误。何况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上帝一般全知全能的专家。
市场经济的优点就在于千百万个人和企业分散独立地作出决策。他们之中有些人会做出错误决策，但就整体而言不会犯重大、系统的错误。在这种经济中，涉及整体经济的政策是由民主制度决定的。任何专家都只是这个决策集体中的一个螺丝钉。既然是制度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专家就不能治国了。经济学家总爱讲“经邦济世”，似乎当了经济学家就可以为民造福。我总觉得这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或者说是为自己做广告。在市场经济的决策中，经济学家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学家不能治国。从这种意义上说，曼昆即使不能胜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都不会对美国经济有多大影响。
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打破经济学家治国迷信的时候了。
四
我们说经济学家不能治国并不是否认他们在制定正确经济政策中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并不仅仅是玩经济学这种智力游戏的，他们受到政府与公众重视，能活跃于政坛之上，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了解经济学家能在制定政策中起什么作用，首先要界定什么是经济学家。《兰登韦氏大学英语辞典》给经济学家下的定义是“经济科学中的专家”。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是指经济理论研究，即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专家”指有一定造诣的人。所以经济学家严格说来是以研究经济科学为生并有一定造诣的人。按这个定义，以下几种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第一，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第二，从事企业经营的企业家与管理人员；第三，在媒体上谈点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但并不系统研究经济学的人；第四，涉及经济学，但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其他专家，如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如果从事经济学专业（如教员），但没什么造诣，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Economist的另一种译法）。只有从事经济学研究又有一定造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按这个定义并不等于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就是经济学家（例如得到博士学位去当官或管理企业），经济学家应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又要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些人主要是高校教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给经济学家作这样一种限制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泛经济学家”时代。只要有官位就是经济学家、博导，只要能在媒体上侃一通也是经济学家，甚至还要加“著名”二字。我想说的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这种经济学家的作用首先是研究经济理论，推动经济学的进展。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政策，但它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可以指导政策制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从理论上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结论是，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固定汇率下相反。90年代美国采用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正是根据了这种理论。任何一种政策总有理论指导，不是正确的理论就是错误的理论。所以，经济学家提出并不断发展正确的理论是重要的。
其次，经济学家要用经济理论教育其他人。一个官员，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公民，并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但如果他们要作出正确的决策，一定要了解经济学。传授与普及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他们讲课和写文章写书正是完成这种职能。经济学家的这种工作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学水平，也为作出正确决策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经济学家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也可以批评政策。他们的政策建议也许不完全切合实际，但无疑可以作为政策的基础，或若干种选择之一。他们的批评也难免书生气十足，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但对改善政策不无好处。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比建议还重要。经济政策只有允许批评，才会不犯重大错误。对于一种政策经济学家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赞扬，有批评，这才有利于民主决策。这里用得上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当然，也会有少数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如果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对现实的透彻了解，同时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就可以在制定政策中起到更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专家治国，而是在民主决策中发挥专家特有的作用。例如，凯恩斯、格林斯潘；以及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过职的伯恩斯、海勒、托宾、费尔德斯坦、萨默斯等。他们的成功不仅在于有良好的经济学修养，而且也在于他们完成了从经济学家到政策制定者或顾问的角色转变。如果曼昆能完成这种转变，他也就能成功。我们祝他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位子上一路走好。那时我们读他的《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就会有更多新意。
市场经济成功的希望并不在经济学家身上。但如果我们有一批严谨治学的经济学家，有一批懂现代经济理论又了解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甚至有少数具有政治家素养的经济学家，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进步更快，弯路走得更少。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章
谁都知道约翰·洛克是哲学家和法学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经济学家？
最早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而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实践者。最早的经济学也不是用数学公式包装起来的理论，而是一些直白的经验总结和政策主张。但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的祖先——重商主义的经济学。介绍经济学家还应该从这些被称为重商主义者的经济学拓荒者开始。
人类自有经济活动以来就有了经济思想，无论是中国的孔子、管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许多令今人叹服的经济思想。但他们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起点，适应这一时期需要而产生的重商主义则是经济学的开端，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流派。在今天看来，重商主义 。
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舍尔1931年出版的两卷本《重商主义》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者的理论也许太肤浅，但他们的确是经济学的拓荒者，没有他们的奋斗，也不会有今天成为显学的经济学。
重商主义者并不是以经济学为生的专业学者，他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更多地来自实践，而不是书本。他们的出身、经历并不同，而且也没有生活在同一时期。他们活跃的年代从1500年到1776年间。重商主义并不是他们自封的，而是18世纪中期由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米拉波创造的。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有英国的托马斯·曼，是一位英国纺织品商人的儿子，自己也是成功的商人，并当选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他在1630年左右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是重商主义的经典之作。出生于比利时而在英国经商成功的杰勒德·马利尼斯以《古代商业法典》而闻名。他写的是古代商法，表达的是重商主义观点。英国处理税收、进出口业务的官员查尔斯·戴维南特也以《论东印度的贸易》一书成为重商主义者。法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是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部长科尔伯特，他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者，他促进国内贸易的许多政策被称为科尔伯特主义。另一位以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而闻名的蒙克莱田也是重商主义者。还有许多这一时期的商人、官员、银行家等被划入重商主义者，例如，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化名W。S。），意大利的银行家卡鲁菲和达旺查蒂等，甚至著名的约翰·洛克和成为古典经济学鼻祖的威廉·配第也被作为重商主义者。洛克和配第已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人物。
原始积累是重商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我们不为哪一个重商主义者立传，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的。作为经济学家，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与以后的经济学家一样，即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增加财富。这反映在托马斯·曼《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第二章“使英国变得更加富有和增加我们财富的手段”这个标题上。他们与以后经济学最本质的差别也在这两个问题上。以后的经济学家把产品作为财富，增加财富之路是发展生产，而他们把金银作为财富，把对外贸易顺差作为财富的来源。
经济学拓荒者尽管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有所不同，但作为重商主义者，他们都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只有作为金银的货币才是财富。金银与财富是同义语。
财富来自对外贸易的顺差，即来自出口大于进口。但不可能各国都有顺差，即贸易中一国之获利必为另一国之损失，因此，倡导民族主义，并主张用强大的海军和舰队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对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料免税，但对本国能生产的制成品和原料保护，并严格限制原料出口。
殖民化和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
反对阻止国内贸易的各种通行费、税收和其他限制。这就是实行国内自由贸易。
实现这些政策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