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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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因素引起的差别分离出去后剩下的才是由歧视引起的。贝克尔用市场歧视系数来衡量歧视引起的差别。他建立了一个两社会（白人国W与黑人国N）模型来分析歧视。如果这两个社会互相不歧视，则通过贸易实现了各自利益最大化，如果相互歧视，不进行贸易，双方都受损失。所以，歧视不仅损害了被歧视者，而且也损害了歧视者。在社会中，如果雇主在雇用工人时对黑人歧视，他就要出高价雇用白人，从而降低了竞争力。如果顾客歧视雇用黑人的企业，他们就必须为此支付高价。所以，以利润为最大化的雇主不会有歧视。歧视来自愿意为自己的偏见付高价的顾客，以及政府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消除歧视在于充分的竞争、立法保护民权，以及顾客偏见的消除。贝克尔关于歧视引起歧视者与被歧视者双方损失的观点，对推动美国民权运动和立法保护民权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从60年代开始，贝克尔把经济分析用于犯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缘于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贝克尔开车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学生的口试，由于迟到要决定把车停在停场还是停在有罚款危险的街上。他计算了得到罚单的概率，罚金的数目，以及停在停车场的费用，觉得值得冒险把车停在街上。结果他还没得到罚单。于是，他研究犯罪与惩罚的经济分析。贝克尔所说的犯罪包括非法停车这样的违法行为。贝克尔的分析涉及五种关系：犯罪数量和违法成本之间的关系；违法数量和量刑之间的关系；违法、逮捕、定罪数量与执法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定罪数量和监禁或其他形式惩罚的成本之间的关系；违法数量与用于防范的私人支出之间的关系。贝克尔用数学模型分析以上关系，并得出了对付犯罪的社会政策的最优条件。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大概最令社会无法接受的是贝克尔关于出生率的研究。1960年贝克尔发表了名为《出生率经济分析》的文章。他把孩子比之为耐用消费品，用成本…收益方法解释出生率的变化。他认为，决定出生率的关键是抚养孩子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直接支出的成本（购买衣物，教育等）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为抚养孩子而放弃的收入）。传统社会中出生率高是因为收益（作为家庭劳力）大于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极低。在现代社会中生孩子的收益（家庭欢乐或传宗接代）少了，但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正是现代社会出生率低于传统社会、高收入家庭出生率低于低收入家庭的原因。也许用成本…收益来分析抚养孩子这种社会行为有点太惊人了，但他的结论解释了出生率的本质特点，不得不让人敬佩。　　　　
　　　　　　　　对出生率的分析成为贝克尔经济学中最重要贡献——人力资本理论——的出发点。1964年，贝克尔发表的《人力资本》一书成为这一理论的经典之作。人力资本指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如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能带来收益。他建立了计算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效应与收益率的方式，并进行了检验。他证明了，人们收入差别的最基本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人们的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失业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他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收入分配模式、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失业持续时间等问题。现在这一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国经济增长差别、国际贸易、以新技术为先导的新经济等广泛问题。　　　　
　　　　　　　　1965年，贝克尔发表了《时间配置理论》，建立了时间经济学。他认为，人的时间用于工作和闲暇。工作是有酬劳动，闲暇包括一切无酬活动。这两种时间的分配取决于工资率。工资率上升会引起两种相反的效应——用工作代替闲暇的替代效应（因为闲暇的机会成本高了）和用闲暇代替工作的收入效应（闲暇是一种正常物品，其需求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劳动供给。这对解释节省家务劳动（闲暇）和发明（如快餐或各种家用电器）的经济意义以及妇女劳动力参工率提高等问题都有理论意义。　　　　
　　　　　　　　70年代后贝克尔发表了《婚姻理论》、《家庭论》等著作，把经济分析用于婚姻、家庭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问题。在社会学家看来由人性或爱情决定的婚姻，在贝克尔看来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预期婚姻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才会结婚。家庭也与企业同样是一个生产单位。他用这种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一夫一妻是典型的婚姻制度，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地位的决定，离婚等问题。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4章

　　　　当贝克尔闯入社会学等领域时，社会学家指责他“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除了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舒尔茨等少数人外都指责他不务正业。但在80年代后他逐渐被接受。1986年他由于对出生率与家庭的研究被国家卫生研究署授予功勋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聘他为教授。1992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的主要贡献是“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看来经济学帝国主义已得到肯定，其始作俑者就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功臣。　　　　
　　　　　　　　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贝克尔实践了这一点。话经济学人　　　　
　　　　一本书主义　　　　
　　　　　　　　特里夫·哈维尔莫　　　　记得一位中国作家曾倡导一本书主义，认为一个人一生只要有一本站得住的书就可以了。1957年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名利思想受到批判，这位作家也成了大右派。现在回想起来，这话真不错。一位成功的学者，著作并不在多，只要有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或者一篇论文就可以。挪威经济学家哈维尔莫，正是靠一本只有100多页的书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特里夫·哈维尔莫（Trygve　Haavelmo）1911年出生于挪威，就读于奥斯陆大学，毕业后在计量经济学奠基人、首届诺奖获得者弗里希建立的经济研究所工作　。1939~1942年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到芝加哥大学执教，并于1941年完成了使他获诺奖的博士论文《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1944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杂志》）；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和考尔斯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1947年后回国，在奥斯陆大学任教，直至1979年退休。哈维尔莫个性腼腆、孤僻，不喜欢夸夸其谈，宣传自己，更很少出现于公共媒体，因此，在专业圈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在专业圈内，他极受尊重。获诺奖，一般人感到惊讶，但专业圈里的人认为是众望所归。　　　　
　　　　　　　　哈维尔莫的成名之作哈维尔莫获奖就是由于《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这本并不大的书。但这本书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指出，授予哈维尔莫诺奖，是“表彰他对经济计量学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这本小册子如何奠定了经济计量学的基础呢？　　　　
　　　　　　　　能称得上是奠基，一定是解决了经济计量学中的关键问题。弗瑞希和丁伯根想借助于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把经济学变为经验科学，创立了经济计量学。20世纪30年代，经济计量学建立之后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整体经济涉及个人或企业的加总数。即使不存在测度的误差，加总数如此之大，人们也永远无法指望；有关这类涉及加总数经济关系的理论能达到完全被可用数据证实的地步。因此，困难就在于如何决定什么情况能被认为是“足够好”或“更好”的证实结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识别问题。二是经济学家几乎无法，或者说永远无法进行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的受控实验。现有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果和所有经济变动，都是众多不同行为和关系的产物，而且这些行为和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的。这就引起验证理论的困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检验问题。换言之，如何用所观察到的数据明确地识别、估算和检验基本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计量学遇到的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计量学无法成立。　　　　
　　　　　　　　一本书主义哈维尔莫的奠基作用正在于解决了这两个难题。他认为，只要能用概率论系统地表述经济理论，这两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就是说，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可以从随机样本的经验观测值中得出有关潜在关系的严密结论。哈维尔莫指出，根据单个方程来解释经济现象，错误就是难免的，在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正确的方法是用联立方程组来表达经济关系。他证明了，数量统计方法为什么以及如何被用于经济理论的估算、检验及预测。　　　　
　　　　　　　　在《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中，哈维尔莫解决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经济计量学中运用概率论；如何解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问题；以及如何从经济计量学转化为经济理论。这三个问题中就包含着识别与检验这两个难题。　　　　
　　　　　　　　在哈维尔莫之前，经济学家们仅仅用简单的统计方法，以回归分析为主，包括弗瑞希在内都对运用概率论持怀疑态度。哈维尔莫证明了，要使经济理论能被检验，必须用概率论来表述理论。因为经济决策是千百万个人与企业做出的，会受到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经济学家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必定包括随机项。这样，就要运用统计推断方法，并通过概率分布来进行经济理论的估算和检验。研究经济的困难还在于经济行为相互之间的依存性。这样，我们就无法观测到孤立的经济关系，只能观测到以其他关系为条件的关系。困难在于从大量的模型中选出哪一个。这就是识别问题。哈维尔莫称之为对具有若干不同结构的模型进行估算的联立问题。他运用概率论框架，对孤立估算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单一关系的偏差，提出了一种普遍有效的表述与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哈维尔莫力图转化经济理论的各个部分，使之适于新经济计量方法的应用。　　　　
　　　　　　　　哈维尔莫的这种贡献被称为“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论革命”。尽管他还有其他贡献，但现在被人们记着的就这一点。尽管他也有其他著作，但作为经典的就这一本。哈维尔莫的成功证明了一本书主义。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这样一本书，都奉行一本书主义。但社会要为少数经济学家实践一本书主义创造条件。现实中，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要在不长的时期内有若干篇文章，或多少万字的著作。在这种体制下，有能力以一本书彪炳于历史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以数量对质量了。许多人都期望中国有人得诺奖，但出精品的环境在哪里呢？这正是我想重提一本书主义的原因。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的悟性　　　　
　　　　　　　　康托罗维奇头上的皱纹是由于思考数学问题，还是为用劳动结论解释资源社会理论而头疼？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关键不在于得过什么学位，或读过多少书，而在于有没有悟性。我这里所说的悟性是指能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发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并具备分析与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前苏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就是这样一个有悟性的人。　　　　
　　　　　　　　康托罗维奇（L。V。Kantorovich；　1912~1986）是一位数学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他20岁左右时发表的《新变方法》、《近似保形映射的新方法》等解析函数论著引起数学界关注。1934年，年仅22岁的他就任列宁格勒大学数学教授，1935年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由于数学研究的成就获斯大林奖金，195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4年当选院士。1965年由于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获得列宁奖金。在国际数学界，康托罗维奇名声甚大。获诺贝尔奖以后的康托罗维奇依然没有笑容　　　　
　　　　　　　　康托罗维奇进入经济学也是一种偶然，但由于他卓越的悟性而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37年，他担任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所副所长时，设在西伯利亚的全苏胶合板托拉斯中心实验室，向该所数理经济研究室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们有八台制造胶合板的机床，生产五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每台机床都能生产这五种胶合板；但生产效率不同；如何能使这种胶合板在保持一个固定比例的情况下，分配每台机床各种胶合板的作业时间，使总产量达到最大。研究室的许多人认为这一问题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而康托罗维奇却从这个貌似简单而平凡的问题中看出了其重要含义：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从一个平凡问题中悟到了其背后的重要启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超人之处。发现并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他成功的第一步。其实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包含在无数平凡小事中的，悟性正在于能抓住这一点。　　　　
　　　　　　　　发现问题仅仅是成功的起点，更重要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在技术与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可以提高生产率。胶合板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方法中找出最有效的一种，但这需要大量的计算。在胶合板问题中，如果采用一般的排列组合法，就有成千上万个方程组，这样的计算任务难以完成。康托罗维奇知道，要解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必须找出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他的贡献正在于通过解决胶合板问题而发明了解乘数法，创立了线性规划理论。1939年，康托罗维奇发表的小册子《生产计划与组织》中的数学方法正是对这个研究成果的总结。这时他年仅26岁。　　　　
　　　　　　　　经济学家的悟性解乘数法与传统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不是先求总生产函数，而是把各种可能出现的生产函数及给定的资源条件系统地归纳成约束条件，用目标函数代替成本函数。这样，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的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康托罗维奇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不仅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