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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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求解目标函数的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康托罗维奇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不仅解决了现实问题，而且推动了线性规划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0年之后，美国数学家丹泽和豪尔维茨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在我们常用的单纯形法。从实际问题出手，但不以仅仅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问题的解决创立一种新方法和新理论，这正是康托罗维奇的高明之处。　　　　
　　　　　　　　在此基础上，康托罗维奇在资源的最优分配和利用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客观制约估价论（与西方的影子价格理论相似）。这一理论包括：第一；客观制约估价的经济含义。为了有效利用生产要素，找出实现某种目标的生产要素最适组合，就要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客观估价。由于使用一单位某种要素而节约的劳动，或节约一单位某种要素而多消耗的劳动，就称为对该要素的客观制约估价。这类似于用机会成本估算影子价格。第二，客观制约估价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实现性。第三；客观制约估价在经济中的运用。　　　　
　　　　　　　　康托罗维奇属于前苏联经济学中的数理学派。他们建议用数学方法实行经济计划，改进经济计划。他们的重要观点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生产决策分散化的成功取决于存在一个合理制定的价格体系；包括一个惟一的利率。围绕这个中心，他用数学方法研究了最优化规划的动态模型，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影响，投资效果定额的确定等问题。康托罗维奇由于对线性规划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以及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与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共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之所以强调康托罗维奇的悟性是因为，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与西方经济学无任何学术交流，诸如机会成本这类最常见的概念也不知道。但他仍然得出了与西方经济学中含义相同的结论，这是何等不易。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在前苏联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反对，他写于1942年的《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1959年才出版。西方同行是从流传出去的打印稿中才了解到他的成果。康托罗维奇也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解释他的成果。这是前苏联专制体制下的悲剧。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5章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　　　　
　　　　理性预期大师卢卡斯　　　　　　　　
　　　　　　　　当一个人的理论被自己的行为所否定时，那将是十分尴尬的。美国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遇到了这种尴尬的事情。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卡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们可以做出理性的，从而是正确的预期。然而在现实中卢卡斯却做出了不理性的错误预期。卢卡斯1982年与原来的妻子丽塔·科恩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科恩提出离婚的条件是，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0月31日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有权分享一半，如果在此后获奖她将不再分享。这就要卢卡斯对自己获奖的可能性进行理性预期。他认为，即使自己能获奖，在1995年前获奖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诺奖委员会在同样做出贡献的人中往往优先考虑年长者。在有可能获奖的人选中他并非长者。于是他同意了妻子的要求。不幸的是在1995年10月31日前的20天，他获奖了。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协议将100万美元的奖金分给前妻一半。为此，卢卡斯后悔不迭，认为前妻简直是个料事如神的女巫。理性预期大师做出了非理性预期，当然要成为媒体“爆炒”的花边新闻。　　　　
　　　　　　　　卢卡斯名著的中文本当然媒体的炒作并不能成为否定理性预期理论的依据，卢卡斯在这点小事上预期的失误也并不说明理性预期的概念错误。相反，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说明理性预期理论的重要，以及他对这一学派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理性预期理论的形成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中继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革命之后的理性预期革命。它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理性预期大师的尴尬人们早就认识到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可惜对经济主体形成预期的方式却了解很少。凯恩斯在《通论》中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但把预期作为非理性的、随机的，这就无法分析预期对经济的影响。1956年，菲利普·卡甘在分析超速通货膨胀时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概念，强调了过去经验对形成未来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预期的失误来修改对未来的预期。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用这个预期概念重新解释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卢卡斯的计量经济学专著在短期中当人们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不一致时，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但当长期中人们调整预期使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时，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但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动态经济中，仅仅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足以完全决定预期，要分析复杂的经济还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预期形成方式。　　　　
　　　　　　　　理性预期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默思在分析证券市场时提出来的，指预期值与实际值一致的预期。卢卡斯发展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这就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在经济学中被冠以“革命”二字者是指开创性的贡献。　　　　
　　　　　　　　卢卡斯重新解释了理性预期的两点基本含义。一是人是理性的，在他们形成对未来的预期时，不仅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且尽可能最有效地运用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包括经济运行机制、政策决策方式以及相关经济数据的信息。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充分利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二是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预期值和实际值是一致的，人们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这就是说由于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人们会做出一时的预期错误，个别人也会总犯预期错误，但绝不会所有人总犯预期错误。由此看来，卢卡斯对自己获诺奖的预期失误仅仅是个别人一时的错误，与理性预期这个科学概念并不矛盾。媒体记者炒作也许是不懂，也许是懂而装不懂。　　　　
　　　　　　　　卢卡斯由理性预期这个概念中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是政府无效论。如果货币和财政政策按固定规划来调节经济，例如衰退时扩张或繁荣时紧缩，那么，这种政策将是无效的，因为公众了解这些政策规则，能形成正确的预期，并做出及时的反应，使政策失效。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刺激经济是因为货币量增加引起物价上升，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了生产。但如果公众做出理性预期，知道衰退时政府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引起物价上升，他们就会提前要求提高名义工资。这时，实际工资没有减少，刺激生产的作用不存在，政策就失效了。　　　　
　　　　　　　　如果政府不按固定的规则决定政策，而是采用随机性政策，　　卢卡斯的论文集由于公众没有预期到这种政策变化，会起到作用。但公众会犯个别的、偶然的预期错误而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所以，他们迟早会调整自己的预期使政策失效。由于公众能做出理性预期，这种随机性政策在长期中并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现实中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这种随机性政策冲击。这就是西方一句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永远欺骗一少部分人，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由以上得出，无论是固定规则政策还是随机性政策都起不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政策无效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失业和通货膨胀都不存在交替关系，想运用政策以高失业换取低通胀，或者以高通胀换取低失业，最终换来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因此，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向公众公开信息，让市场调节经济。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所以，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批判，对8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经济政策自由化也有相当影响。在理论上，理性预期的概念已得到广泛运用。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消费理论、李嘉图—巴罗等价论（政府征税与举债的影响相同）等理论都在现代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　　　　
　　　　　　　　卢卡斯的这点轶事是记者炒作的，无非是要给这本不平静的世界再增添一点刺激。这无损于卢卡斯的地位。近年来卢卡斯转向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甚至有人预测卢卡斯有可能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与现在的妻子南茜·斯多克情深恩爱，如果卢卡斯真的再次获得诺奖，记者们又会炒作什么呢？话经济学人　　　　
　　　　怪杰芒德尔　　　　
　　　　　　　　芒德尔的照片也颇有点与众不同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刘心武写过一篇题为《我爱每一片绿叶》的小说，讲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员由于个性怪僻而受歧视的故事；提倡对人的宽容。从道理上说，即使再有个性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但现实中，无论中外，有怪僻个性的人总难容于其他人，要被歧视。经济学界现成的例子就是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　　　　
　　　　　　　　芒德尔出生于加拿大，受教于麻省理工学院，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获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早在60年代，芒德尔已蜚声经济学界，连待人苛刻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承认他“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严谨治学而闻名”，“他对于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分析仍然是欧洲货币体系形成讨论中主要的参考文献”，“他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文章影响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是每本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必选内容。”（《兜售繁荣》，中文版，第80页）从80年代起他多次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直到1999年欧元出现才获奖。这固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他的个性怪僻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直至他获奖后《纽约时报》仍称他是“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许多报刊也在炒他古怪的一面。　　　　
　　　　　　　　说芒德尔怪是指他的行事风格不同于常人。克鲁格曼在《兜售繁荣》一书中描述了他有悖于常人的行为。本来芒德尔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学术上已造诣颇深，又培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这样一批已成为大腕的学生，但突然在1971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毫无名气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以后在那里呆不下去，又到哥伦比亚大学，但“他那时离群索居，不与学生和同伴交往。”　　　　
　　　　　　　　克鲁格曼说，“事实在1970年左右，芒德尔以各种方式偏离了常规学术界，有些溢于言表：他开始留长发，常常唠唠叨叨自言自语；另一些则更为重要：芒德尔不再在通常的学术交流会和讨论会上露面，而开始在自己塞纳附近开办的凌乱、门庭冷落的小酒吧中召集讨论会。更重要的是芒德尔完全摒弃了自己以往的学术研究风格；1970年后他发表寥寥，他发表的论文也是过去的同义反复，批评那些具有他年轻时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兜售繁荣》，第80~81页）怪杰芒德尔　　　　这是至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完整的芒德尔（也译作蒙代尔）著作　　　　
　　　　　　　　芒德尔被经济学界冷落还与他和供给学派的关系相关。1971年，芒德尔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元与政策组合》的文章，主张提高利率保护美元，减少税收刺激经济。这篇文章引起广泛争论。1974年5月在华盛顿一次讨论世界经济的会上，芒德尔又重提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引起供给学派的拉伐和温尼斯基等人的重视，拉伐正是受此启发而提出了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学派理论与政策。　　　　
　　　　　　　　供给学派这些人都是学术界无名之辈，他们需要一杆大旗，拉伐把芒德尔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于是他们极力吹捧、拉拢芒德尔，组成了由拉伐、温尼斯基、巴特利和芒德尔为核心的“四人学术小组”。70年代中期，他们每周都在华尔街交易所附近的“迈克尔第一”餐馆聚会，讨论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和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问题。拉伐等人通过一系列活动吹捧芒德尔，把他作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芒德尔也不拒绝，乐意把自己与供给学派联系起来。供给学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评，芒德尔的名声自然受到不利影响。直至他获得诺奖时，《纽约时报》仍然说，“他的影响从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到欧元的创造”。《华尔街日报》也称他是“里根时代供给经济学之父”。　　　　
　　　　　　　　芒德尔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实芒德尔尽管提出过减税的观点，也参与过供给学派的一些活动，但并不属于这个学派。克鲁格曼公正地指出，“芒德尔本人在标以供给学派特征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中作用甚微，”“他本人的观点能否冠之以供给学派还很成问题。”（《兜售繁荣》，第81页）其实供给学派是利用芒德尔的学术地位“拉大旗作虎皮”去吓唬别人，芒德尔的半推半就则使许多人把他划入骗子供给学派之列。　　　　
　　　　　　　　芒德尔还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喜欢独立在乡间别墅看电视饮酒，连信也懒得看，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成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当选为西部经济学会主席忘了出席就职典礼和演讲，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时懒得看稿复信。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久而久之就被认为古怪了。　　　　
　　　　　　　　也许是怪僻的名声太大吧，有些不怪的事也被认为怪了。芒德尔对绘画、艺术都有兴趣。他在意大利锡耶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