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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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东西是拉伐的学生坎托的论文《税率，生产要素之运用以反市场生产》（用坎托、拉伐和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乔尼斯的名义发表于他们自编的《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一书中）和供给学派另一位干将保罗·罗伯茨1984年出版的《供给学派革命》（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的译本）。前一篇文章企图建立一个供给学派的理论模型，可惜在我这个对经济模型造诣不深的人看来都浅薄的不值一提。后一本书不是理论著作，是叙述供给学派的记述性作品，毫无学术价值。因此，供给学派经济学从来就未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供给学派（Supplyside）本来是嘲讽他们的，拉伐曲线也是弗里德曼在嘲笑拉伐之浅薄时用的。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供给学派之所以在80年代红极一时，并不是理论上有所突破，或有经邦济世的真经，而是炒作出来的。
炒作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是一些政界和新闻界人士，除拉伐外，包括提出过减税法案的众议员杰克·肯普、《华尔街日报》副主编温尼斯基，以及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伯茨、诺尔曼·图尔等人。温尼斯基说服了《华尔街日报》主编巴特利，使该报社论版成为宣传供给学派主张的基地。这家报纸影响重大，在炒作供给学派中起了重要作用。拉伐奔波于各地进行演讲，同时，又通过肯普等人向国会议员推销他们的主张，并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里根总统也是供给学派的信但使得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是里根接受了这一套思想。里根早在1946年时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的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等于白干。这使他对高税收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正合他意。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卡特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认识到了要能在竞选中得到支持必须另找出路。于是，他就把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并在上台后制定了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被里根采用是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当权者青睐的东西无论多么狗屁不通，都会红极一时的。
里根上台后，拉伐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创办了拉伐公司，从事投资咨询，最兴旺时有客户200家左右，年收入达到250万美元。个人名利达到了，对国家呢？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总体上是好的，但哪有供给学派什么功劳呢？经济衰退了那么多年，按正常周期性波动也该往上动了。要说供给学派的“功劳”，大概就是财政赤字大大增加——如果每张债券为1000美元，里根上台时所有债券摞在一起，高度有67英里，里根下台时已达到100英里了。
怪不得尽管美国80年代经济不错，各界对拉伐和供给学派评价甚低。老布什称供给学派为“伏都教经济学”（Voodoo教——海地的民间宗教，被天主教指责为邪教）。世界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没有收入拉伐、供给学派之类词条，理由是它“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是“一个经济思想大杂烩”。
炒作经济学家的事还仍然会有，但仅靠炒作成功者不会有。话经济学人
卢森贝的悲剧
提起卢森贝，年轻人恐怕知道的不多，但文革前学过经济学的人不会陌生。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是经济学说史的标准教材，讲这门课的老师也是言必称卢森贝，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崇敬也是应该的，卢森贝的确才华横溢，学识丰富。从他1879年出生来看，应该在十月革命前上过大学。但主要学术活动还是在前苏联成立之后。当时苏联成立了红色教授经济学院和红色教授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学院，以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卢森贝受命讲授政治经济学史，但当时这门课的体系是资产阶级建立的，教材也是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当然不能用。于是卢森贝就按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编写，1934~1936年，出版了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1940年为了适应大学生用又缩写了一卷本《政治经济学史》。这两本书是我常读的。应该说，资料相当丰富，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自己创立一个经济学史体系，又读了这么多书，用资料来充实，这么巨大的工作主要由他一人完成，令人不得不敬佩。
卢森贝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极为深入，大概在当时的苏联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他写的《资本论注释》是我上大学学《资本论》时的必读参考书。这本书为我解决了读书中的不少困惑，也给了许多启发。它不仅解释了难读的一些内容，还在深入思考、学习方法等方面给了读者指点。看来他本人对《资本论》的了解无人比拟。与当时流行的日本人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相比，卢森贝的书显然高出一筹。
60年代中国大学生学的标准教科书，也是国内编写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范本
卢森贝1950年去世，比斯大林晚三年，一生主要生活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之下。但他是少数幸运者之一，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他的许多著作出版于大肃反的30年代。可见迫害知识分子之事并没有影响他。早在1920年他就是苏共中央委员。并获得过劳动红旗勋章。一个以教书为生的学者能有这种殊荣在前苏联也是凤毛麟角了。
但我读卢森贝的书时，总感到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以他这样的才华和学识研究经济学史，应该是世界级大师。可惜他的影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圈子里，还是靠前苏联的武力输送出去的。在西方，很少人知道他，也几乎没人读过他的书。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研究经济学史的专家也很少提到卢森贝了。其原因我想还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史》尽管是谈历史，但也是一本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书，这样，就缺少了科学意义。可以红极一时，但却难以留传下来。
卢森贝的悲剧《政治经济学》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的。经济学史本来应该刻画出整个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但卢森贝是按马克思主义来划线的。“一批一扬”，即反对马克思的批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扬之。与此无关的许多内容就都删掉了。以主观需要来为客观历史划线，岂不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了吗？在这套书中许多对经济学发展十分重要的人物和思想都不见了。其次，这本书只写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从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全没了。卢森贝的学术生涯从20年代开始；30年代写出了这本书。边际效用学派等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能不写。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以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态度作为标准，把经济学分为古典的和庸俗的。对他归为庸俗的是一批到底，把他们的许多贡献全抹杀了。我这本书中写到的萨伊、西尼尔等人就是例子。许多中国人研究经济学史的风格也由此而来。就文风而言，也是苏式党八股，与中式党八股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中式党八股本来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声炮响送来的。
当然，我今天这样评论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并不是苛求前人，我理解那一代人的苦衷。包括卢森贝在内的那一代人的悲剧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个人，要责怪造成这种制度的斯大林之流。
俄罗斯是不乏人才的，即使在沙皇统治之下也出了罗蒙诺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下，没有这种大师了呢？这正是我写卢森贝的悲剧想探讨的。
专制制度总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对付知识分子的。正面的引导是，听我的话，当我的驯服工具（仅当工具不行，还必须驯服），抛弃良知，为我服务，即有胡萝卜吃。不听我的话，则有大棒侍候。杀几只不听话的鸡，猴们就想吃胡萝卜了，所以，必须阉割自己。经过阉割的学者还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专制者最怕的是学者自己的思想。领导告你鹿就是马，你偏要引经据典论证鹿不是马，这不是找死吗？领导还是需要学者的，学者引经据典论证鹿的确是马，能使领导更自信，也使对领导有深厚阶级感情的群众更相信。卢森贝没有吃过大棒；阉割了自己，用历史来证明维护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吃到了胡萝卜，恐怕还不止一根呢——生活享受、地位、名誉。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贝是个悲剧人物。
我不把卢森贝当做一个人，而是当做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专制之下人才和思想被扼杀的符号。康托罗维奇对资源配置最优化研究成绩斐然，但他不得不用劳动价值论去论证他的成果，说明他的成果又一次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之伟大。一个数学家去搞什么劳动价值论是什么滋味？康德拉杰夫提出什么证明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长周期理论，只好不明不白地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了。这两个人其实殊途同归。对学者来说，肉体死了和思想被阉割了，有什么差别呢？
专制之下是没有思想家和新思想的。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史的研究应该有充分的自由。经济学史是一门历史，非要用什么思想去指导，非要先入为主，这还是真实的历史吗？
愿卢森贝的悲剧成为一去不返的往事。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8章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前苏联“解冻”。人们开始认识计划体制的弊病，改革之幕正在徐徐拉开。推动这场改革的是赫鲁晓夫这个毁誉参半的人，而在这场改革前哨战中打先锋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
1962年9月9日，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企业改革方案——经济核算的计划管理体系，并把利润率与奖金挂钩，作为新计划体系运行的激励动力。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推动了前苏联经济的第一轮改革高潮。利别尔曼的改革思路是改革计划管理的内容以及计划制定方法。
过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的，企业毫无自主权。利别尔曼要求改变这种模式向企业放权。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下达：按品种的产量计划；交货期计划；以及计划赢利定额。企业按这三项计划要求，再制定出全面的生产计划，包括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工资、产品成本、积累、投资和新技术等。这就是说中央计划部门只管大事；至于企业如何完成这些计划是企业自己的事，中央计划部门不必过问。这就是向企业放权。
在产品量、交货期和盈利定额三项指标中，利别尔曼进一步强调，其核心是赢利定额指标，即利润率指标。利润率指标是考察企业最中心的综合指标。中央计划部门按生产部门（行业）制定利润率指标，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企业的赢利情况与奖金直接挂钩。这样企业就有了积极性。这就是向企业让利。但为了防止企业一味高利润的现象，利别尔曼还主张把产品品种作为企业获得奖励的前提。
计划制定方法主要是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前苏联计划模式中，计划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用产品平衡法制定出来的。利别尔曼建议计划的制定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由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第二个过程是企业具体的生产计划制定。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第一个过程按生产部门纵向制定计划，第二个过程按企业之间的供销关系横向制定计划。利别尔曼还主张通过经济组织和合同制度的发展来缩小纵向计划，扩大横向范围。这就在计划之下使企业通过横向计划在市场内发生联系。
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另一个缺点是不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利润。利别尔曼认为，计划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企业的利益包括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利别尔曼反对那种企业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也就应当是有利于每个企业的。反之，不利于社会的，对任何企业的集体来说应当是极不利的。”利别尔曼把利润作为企业最主要衡量指标的建议正是以这种社会与企业利益一致论为基础的。利别尔曼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指标简化了计划工作，刺激企业降低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不该忘却的经济学家 赫鲁晓夫的改革探讨是利别尔曼文章出台的背景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利别尔曼认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商品交换的关系，给企业一定的独立地位。不仅消费品，生产资料和资金都要作为商品，按一定的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的买卖就是我们所说的“拨改贷”。这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体现为由商品交换调节的供货关系，以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交给国家应交的以后由企业自主支配。
在这次讨论之后，前苏联在1965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经济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个思路。但70年代后前苏联增长速度下降，这就引发了1979年后的改革，这就是后话了。
在围绕利别尔曼建议的争论中，以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经济与组织研究所成员和常在该所主办的《工业生产经济和组织》上撰稿的人为主形成了西伯利亚改革学派，简称西伯利亚学派。这个学派除利别尔曼外还有阿甘别江、阿巴尔金、布尼奇、波波夫等人。19世纪80年以后阿甘别江和阿巴尔金成为该学派首领，主张激进改革。他们的改革思想对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到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阿甘别江还作为戈尔巴乔夫直接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