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学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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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用就是要使气从理，情从性，一切是天理流行，整个是一“知能”呈现。换言之，作为“正”的那“道德主体”之光，整个要披露出来，以化情化气，总之是化物，而把它的障碍性、对立性消除掉，使情气通体为精神的情气，使物通体为精神所润泽所贯注的物。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知格物”。“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皆得其理，则事物皆在良知天理的贯彻中，因而得成，因而得正。这就是“良知天理”的繁兴大用（成物），而其所成之物亦就是实现良知天理之资具。此就是儒家的本末圆融之“盈教”，而为辩证发展所证实。这在禅家，名之曰随波逐浪，经过截断众流、盖天盖地后而来的“随波逐浪”，这表示一种大而化之，圆通无碍的境地（佛家宗旨虽别，而功夫的辩证发展则同）。黑格尔名之曰“绝对”，表示“合”的圆融绝对（程明道说动亦定，静亦定，亦就是本贯末、物从心的绝对定境）。这绝对不是“原始谐和”的那个绝对，而是再度谐和的绝对，经过“否定之否定”而成的绝对（此就是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而不就是赤子之心）。原始谐和的绝对，经过自觉而成为对立，这虽是破裂，亦实是予那绝对以提炼。把那浑然一体的绝对中的夹杂，通过自觉而予以淘汰，把主体性提炼出来，把客体性提炼出来。经过这一提炼，然后再予以消融，则主体性亦不是对立中的主体性，客体性亦不是对立中的客体性，而绝对亦不是原始谐和的那个绝对。经过否定以及否定的否定，皆有淘汰，皆有保留，这就叫做“奥伏赫变”（Aufhèben）。
以上就是辩证发展的纲领，使辩证之所以成为辩证的基本概念之确定意义，皆予以确定的说出，决不可随便移动，胡乱比附。
三
以上所说，是就个人的道德实践说。黑格尔从精神发展上讲辩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最恰当。但西哲传统，对于个人的道德实践以及心性之学，都不及中国儒学之深而密。黑格尔虽能讲精神的辩证发展，虽亦含有儒家道德实践中良知天理心性主体之涵义，但究不特别专注，亦不特别彰著，而常贯通着“知性”及“客观精神”讲。这也正恰好。我们现在本儒家道德实践（建立圣贤学问树立圣贤人格），贯通于黑氏的辩证发展中，把这个“本原形态”特别彰著出来，然后再看它如何贯通于“知性”及“客观精神”。关此，本文不能多说，我只简单予以点出。
复次，道德的实践，经过思想主体之转出而通于自然以致其广大，复须转出客观精神来，以通于历史文化以致其人文方面的广大。道德人格，圣贤人格，是独体的：有主体精神与绝对精神（天地精神），而不显客观精神。此须良知天理从独体的道德人格中之道德主体再委曲自己降下，来转而为“政治的主体”（political subject），要自觉地成为一个“政治的主体”。这一步自觉也是对于良知本觉的神智妙用之否定，因这个否定而成为政治的主体与政治的对方之客体。在这种主客体的对立中，国家政治法律才能积极地建立起来，因而能实现客观的价值，这就是义道之客观的实现。这是一种客观精神。经过这一步曲折，道德实践不只限于个人，而且更致其广大于客观的组织：良知天理不只实现于独体人格，而且实现于整个人文世界。国家、政治、法律是良知天理的客观实现，经过政治主客体的对立，而要求综合起来的客观实现。在以前之只注意道德人格中，国家、政治、法律是出不来的。在各个体没有经过反省自觉而成为“政治的主体”时，则国家是不会重新组织起来，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正式国家（黑格尔即说中国以往的“统一”是一个僵化而硬固的统一，没有经过各个体的自觉而重新组织起来的统一，所以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政治亦不会是有宪法常轨制度基础的民主政治（中国以往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此是普通所已认知的。我亦曾说：中国以往只有治权民主，而无政权民主。此两义相连而生）。而法律亦不会是双方约定，互相遵守，而有客观实效性，代表理性客观化的法律（此所以黑格尔说：中国以往的法律只是些某种抽象的东西，固定的东西，没有经过“各个体之成为政治的主体”之允可，所以法律是停在主观的状态中，而不能表示理性的客观化）。这其中之重要关键是在：以往的精神表现是停在独体的道德人格中，没有转出政治的主体自由，而成为政治的主体。（详论见拙作《平等与主体自由之三态》一文，民主评论社，人文丛书本。案：该文已收于《历史哲学》中。）良知天理之表现，若只在圣贤人格，道德人格，而转不出思想主体，则必流于孤峭而孤穷，而不能产生文化上的富有大业，而孤穷至极，亦必流于其自身之否定。所以人的良知天理，精神本体，必须在不断的转进中，保持其创造性与活泼性。而我们贯通历史发展之大流看，则以往宋明理学之表现圣贤人格，道德人格，亦只是一形态。历史发展中某一阶段停在那里，而良知天理之创造性不会停在那里。它虽是要冷静下来而转为思想主体，委曲自己而成为政治主体，但是它要自觉地如此。这种冷静与委曲，亦是良知之用，亦是良知天理合该如此。这在精神表现之辩证发展中，必然要贯通地有机地发展出来。
在精神表现中转出思想主体与政治主体这两个形态，其中之头绪繁多，吾以上只略言，未能细讲。但若能握住辩证发展之理路，必能一一贯通起来而无遗漏。由此，你将进入历史，而建立你的“历史之精神发展观”；你更可以普遍化于宇宙历程，视整个宇宙为一精神表现之发展过程。关于此两层，本文可不深论。但是，有一点须注意，即“辩证的综合系统”（在有机发展中建立者），必以“超越的分解系统”为根据。这两者都须要有极大的智力与极高的智慧，方能言之无碍。在西方哲学中，康德作“超越的分解”于前，黑格尔作“辩证的综合”于后。虽不能无小疵，而大体规模已具。吾本文所言，以辩证的综合为主，而实有一超越的分解作背景。指出黑氏之缺点，而保留其精华；提之以儒家学术为纲领，而吸取黑氏之骨络以充实此纲领。中西学统之会通，足以救护人类于不坠。以此学为纲领，方能领导时代，觉醒人类。
第三部分 人类自救之积极精神第15节 水浒世界
吾尝云：《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请言《水浒传》。
《水浒》境界颇不好说。从其中的故事及人物而言之，较有凭借。然亦正因此，较易限定。一有限定，则《水浒》境界便不是《水浒》境界。酸腐气，学究气，市侩流氓气，皆不足以言《水浒》。吾常以为只从文字观之，亦可以悟。读小说者，总是先急于了解其中之故事，道说其中之人物，然后再进而解析其所表示之思想或意识。吾言《水浒》世界，岂不类于解析其思想或意识？是不然。如是，正是落于学究气。吾不知其是何思想，吾亦不知其是何意识。久而久之，吾亦不觉其中之故事，吾亦不想其中之人物。吾只随手翻来，翻至何处即看何处。吾单看文字，即触处机来。吾常如此而悟《水浒》之境界。《水浒》文字很特别：一充沛，二从容。随充沛而来者如火如荼，随从容而来者游戏三昧。不从容，不能冲淡其紧张。
游戏所以显轻松，三昧所以显静定。其文字之声音色泽，一有风致，二极透脱。惊天动地即是寂天寞地。而惊天动地是如是如是地惊天动地，寂天寞地是如是如是地寂天寞地。如是如是，便是《水浒》境界。吴用说三阮撞筹，是那样地清机徐引，三阮之兴发上钩，是那样地水到渠成。吾不觉有来有往，吾只觉步步是当下。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其惊险可怕，阴森狠毒，令人透不过气来。然而其文字一经从容回环，便令人透过气来，便觉无处不停停当当，洒然自足。其令人洒然自足处，不在报应，而在描述潘氏之干号。“话说妇人之哭有三种。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潘金莲乾号了几声”云云，此就是《水浒》之从容也。其如是如是之境界，大抵由此等处烘托出。
若问其如是如是是什么东西之如是如是，则曰若可以说是什么东西之如是如是，便不是如是如是。此所以说单由文字亦可以悟之故也。
如是如是之境界是“当下即是”之境界。而当下即是之境界是无曲之境界。明乎此而后可以了解《水浒传》中之人物。此中之人物以武松李逵鲁智深为无曲者之典型，而以宋江吴用为有曲者之典型。就《水浒传》言之，自以无曲者为标准。无曲之人物是步步全体呈现者，皆是当下即是者。吾人观赏此种人物亦必须如如地（as such）观之。如如地观之所显者即是如是如是。
他们这些年强力壮之人物，在消极方面说，决不能忍受一点委屈。横逆之来，必须打出去。武松说：“文来文对，武来武对。”决不肯低头。有了罪过，即时承认，决不抵赖。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们皆是“汉子”。汉子二字颇美。有气有势，又妩媚。比起英雄，又是一格。禅家常说：出家人须是硬汉子方得。他们只说个汉子，便显洒脱妩媚。《水浒》人物亦是如此。承认犯罪，即须受刑。受刑时，决不喊叫。“叫一声，不是打虎的好汉。”在消极方面，他们是如是抵抗承当。在积极方面，他们都讲义气，仗义疏财。消极方面是个义字，积极方面亦是个义字。义之所在，生死以之，性命赴之。天下有许多颠连无告者、弱者、残废者、哀号宛转无可告诉者，此种人若无人替他作主，直是湮没无闻，含恨以去。大圣大贤于此起悲悯心，伊尹之任亦于此处着眼，《水浒》人物则在此处必须打上去。所以他们常闹事，人海生波，与圣贤之悲，伊尹之任又不同。但无论如何，此皆是替颠连无告者作主之一方式。而《水浒》之方式乃是汉子之方式。武松替兄报仇，实是替残弱之武大作主。其兄弟之情甚笃。武大在潘金莲眼中看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打团团转，三打不回头的人物，而在武松看来，却口口声声是兄长，决无轻视他的意思，只是系念他是个弱者，常被人欺负，临别时，嘱他晚出早归，武大哭了，遂说：即不出门亦可，只在家坐地。武大说他兄弟的话是金子言语，我只信他。像这样一个诚实人，可怜虫，若无人作主，便是昏了天地。我每于此起无涯之悲痛，深深之怅惘。天地生人，真有许多不仁处，好像全无心地于不觉中夹带来许多渣滓，漂流道旁，像个蝼蚁，像棵干草。此种人物不必说被欺负，即其本身根本上便是可怜虫。彻头彻尾即须有人替他作主，以参赞化育之不及，以弥补天地之缺陷。不必到他被践踏了，被残害了，才为之作主，才显出他的可怜。我有许多最亲切的事例作印证，我无可奈何，天地亦无可奈何，我只有悲痛。我的怜悯之感，常是无端而来的。佛说众生可悲以此。
他们这些不受委屈，马上冲出去的人物，你可以说他们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他们，罪过无大小，义理无大小，你对不起他，你欺负了他，你就是错了。一错永错，便无甚可说的。你若说：忍耐点吧，则在他们这种无曲的汉子，不能有忍耐。隐忍曲折以期达到某种目的，不是他们的心思。他们没有瞻前顾后，没有手段目的，而一切皆是当下即目的。然而人文社会就是有曲屈的。像他们这种无曲的人物，自然不能生在社会圈内。“水浒”者即社会圈外，山巅水涯之意也。普通说逼上梁山，好像是某种人一定把他们逼出去。实则还是从“对他”的关系上而看的。因此便有反抗暴虐，压迫被压迫阶级之说。须知此就是酸腐气，学究气，武松、李逵不见得领你的情。你这种替他们仗义，是可以令他们耻笑的。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被压迫者，他们并没有那种龌龊的自卑感。他们明朗而俊伟，所以是个汉子。现在的人必得以自己的卑鄙不堪之心把武松杀嫂的故事写成潘金莲恋爱的故事，直是污辱圣人。他这种“当下即是”的汉子，本性上就不是社会圈内的人物。社会圈内总是有缺陷。政治经济教育俱平等了，而人与人间未见得即无争吵打架之事。所以这是人性问题，并不是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这些人并不能从事政治，亦不事生产，亦不能处家庭生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东西南北走天涯。而又理无大小，罪无大小，一有不义，即时打去，而且一打常泛滥而不可收拾。试想此等人如何能处社会？在社会的立场上说，必是闹乱子；而在他们的立场上说，却是硬汉子。吾尝思其故，此中确有一面真理。此面真理即构成所谓《水浒》世界。盖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只有上帝是如此，而上帝是真理的标准，本是在人以外的。现在《水浒》人物，是人而要类似上帝，自然非在社会圈外不可。自社会人文上说，要做到当下即是，是不容易的。《水浒》人物的当下即是，不是人文社会上的，乃是双拳两脚的野人的，不曾套在人文化成的系统中之汉子的。孔圣人不能用拳打足踢来维持仁义。他有《春秋》之笔，有忠恕之道：从委曲中求一个“至是”。如是乃有文化。孔圣人是人与神的合一者。既是合一，则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必在极高度的道德含忍中呈现。王学所谓“全体是知能呈现”，程朱所谓“天理流行”，岂不是纯直无曲，当下即是？朱子临终时说：“天地生万化，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这个直却不容易。这个直是随孔圣人之圣人之路下来的。如是，吾人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孔圣人，二者之外，还有一个《水浒》世界。这《水浒》人物，既不能是上帝，因为他是人；又不能是孔圣，因为他不能处社会。所以只好在山巅水涯了。金圣叹即于此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