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水北:韩少功归隐乡野之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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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型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刮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式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
老五就总是穿上这么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没有换洗，一定是穿得过于多功能，他的西装已像硬硬的铠甲，而且是成人铠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长得几可护膝。我问他为什么买得这么大。他兴冲冲地说：“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
他不过是买衣时想多谋几寸布。
端午节，我应邀去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身为陪祭的主宾之一，我必须穿上我家没有的西装。主人倒是很热情，马上从某照相馆给我借来一套，让我临时换上。可惜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仅把我捆成了一个粽子，而且热得我满头大汗，似乎我一面对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紧张和羞愧。
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谭谈先生，都对我的满头大汗都投来同情目光。不知是谁递给我擦汗的纸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他们付之一笑。
10 特务
庆爹在地坪里歇凉，觉得我迁居山乡很奇怪，便想起了一个故事。
他年青的时候当过民兵队长，曾奉上级命令，每天晚上到山顶上放哨，提防台湾方面派飞机来空投特务。当时刮着春夏之季的东南风，台湾方面曾放出大气球，空投过来一些传单、饼干、美女画片什么的，并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反攻大陆”即将开始。
老庆很想接到饼干白糖什么的，但什么也没接到过，倒是有一天在树从中发现了一个人，推了一把，发现对方面色铁青全身冰凉，这才魂飞魄散抱头鼠窜。死者是个女人，四十来岁，左耳根有个痦子，身上没有搏斗或强奸的痕迹。她没有背筐或挑担，看上去不像农民；也没戴手表或者插钢笔，不像是干部。衣袋里只有几块钱和一张废汽车票，从票面上也看不出汽车的起止地点——这是事后才知道的。
老庆没命地跑下山。后来县里人武部和公安局的都来了，没查出个结果。老庆带着民兵负责保护现场，轮流守着这个女尸，一直守到尸体渐渐发臭和生蛆，才获准将一堆腐肉草草葬在山上。那几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呵。老庆是队长，不能不带头勇敢，不能不在天高月黑的夜晚上山去，哆哆嗦嗦地捏住一杆梭标，守住一堆正在生蛆和发臭的肉，听着大山上各种野物的叫声，还有枝叶在风中唰唰唰的狂啸。有一天夜里，大雨瓢泼，他全身水洗一样，泪水、尿水、雨水以及禁不住的冷汗一起流淌。
不知是不是出于幻觉，电光一闪之际，他发现死者已经坐了起来，吓得当即一声大叫就晕了过去。他说死说活再也不当民兵队长了——这是后话。
死者的来历一直没有个说法。据说附近没有失踪者，公安局通报了全县、全省乃至全国，但各都也没有发现左耳根有个痦子的失踪者。即便在台湾海峡十分紧张的时候，对所有可疑人员排查最为严密的时候，事情还是成了一桩奇怪悬案。
我后来听说，这个世界的悬案其实很多。我一位朋友的妻子，并无精神性的病，有一天去工厂看望女儿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不知去了哪里。我一位朋友的老师，在受到政治迫害最厉害的时候还活得很正常，倒是在平反复职以后的一天，骑着一辆自行车出门，从此人间蒸发，十多年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亲人们反复寻找也不知下落。有专家告诉我：这样的失踪者不在少数，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他们毫无理由舍弃自己的家，却事实上舍弃了。他们也许像山上那位神秘来客一样，被一座远方的大山召唤而去，在罕见人迹的密林里选定了归宿。
她的名字永不可知。我只能说，她也许是命定的漫游者，是上帝派来的特务，对大地进行某种隐秘的调查，对自己神圣的使命守口如瓶。
11 怀旧的成本
房子已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一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青砖便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墙体得以神投气合。
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
大概两年多以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青砖已经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友，受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我接到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兴冲冲飞驰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竟大失所望。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一经运输途中的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乎的渣团。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砖一捏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圈恐怕也不牢靠。而且砖色深浅驳杂，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仔——莫不是要给炮兵们盖迷彩工事？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惭愧自己的大意，很不好意思地说，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工艺已经失传。他买的这窝五花仔，还是在邻县费尽了口舌才请窑匠特地烧出来的。
老工艺就无人传承么？
他说，现在盖房子都用机制红砖，图的是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红砖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凭老工艺自然赚不到饭钱。
我说，那就退货吧。
他更急了，说退货肯定不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人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
建房一开局就这样砸了锅，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窑匠那里打了水漂。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只得权宜变通，分付工匠们拿这些砖去建围墙，或者铺路，或者垫沟。伪劣青砖既然成了半废物，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风而来，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砌阶基——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熟，只是不好说什么。
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我这才知道，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一旦成本高涨，传统就成了富人的专利，比如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
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感多与过去的事物相联，欲望多与未来的事物相联，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这就是欲望。但一个人思念母亲，决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也纯属不可思议，因为那还是母亲吗？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记忆和心疼吗？——这就是情感，或者说，是人们对情感符号的恒定要求。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以及旧的表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
然而，人终究是人。人的情感总是要顽强复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冬眠的情感种籽破土生长。也许，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等，把文化母亲变成高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买单。
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然是双重打击：
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价格隔离线之外，无法靠近昂贵的母亲。
12 开荒第一天
手掌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把钯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短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钯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
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从那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最大的恶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一分队！钯头！箢箕！”
这是哈佬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队长，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佬应该已经年迈，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声音宏亮震耳。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就像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黑暗，光明会重新让人怀念。当知青时代的强制与绝望逐渐消解，当我身边的幸福正在追踪腐败，对不起，劳动就成了一个火热的词，重新放射出的光芒，唤醒我沉睡的肌肉。
坦白地说：我怀念劳动。
坦白地说：我看不起不劳动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刚干上三分钟就鼻斜嘴歪屎尿横流的小白脸。
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没着没落的心慌？会不会在物产供养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连海德格尔也承认：“静观”只能产生较为可疑的知识，“操劳”才是了解事物最恰当的方式，才能进入存在之谜——这几乎是一种劳动者的哲学。我在《暗示》一书里还提到过“体会”、“体验”、“体察”、“体认”等中国词语。它们都意指认知，但无一不强调“体”的重要，无一不暗示四“体”之劳在求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几乎是一套劳动者的词汇。然而古往今来的流行理论，总是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和卑贱者的别号，一再翻版着劳心者们的一类自夸。
一位科学院院士肥头大耳，带着两个博士生，在投影机前曾以一只光盘为例，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就是知识经济的意义呵。
我听出了他的言下之义：他的身价应比一个臭劳工昂贵百倍乃至千万倍。
可在一斤粮食里，如何计算他说的知识？
在一尺棉布里，如何计算他说的知识？
问题不在于知识是否重要，而在于1：99的比价之说是出于何种心机。我差一点要冲着掌声质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你们把院士先生这个愚蠢的举例写进光盘，光盘就一定增值么？
我当时没有提问，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我没想到鼓掌者都是自以为能赚来99％的时代中坚。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