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5-清代衙门图说(选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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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卑言轻，责任与地位的极不相称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州县治，天下无不治
造福莫如州县
清代人经常说，州县官才是真正的治民之官，而他们的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包括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都是“治官之官”。晚清的方大湜（ｓｈí）在《平平言》中说道：“兴利除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
清朝皇帝对州县官在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有清楚的认识。雍正帝把州县官看作“吏治之始基”，他形象地比喻说：“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抚，其栋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县，其基址也。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苟州县之品行不端，犹基不立，则室不固，庸有济乎！”他还多次强调：“县令乃亲民之官，最为紧要。得其人，则一县之事无有不理。不得其人，则一县之事必多废弛。盖以县令于百里之内，民事可以周知，若果实心办理，则古人所谓无一夫不获其所者，乃力所能为，非空文也。”有作为的封疆大吏都很看重做官是否由州县官起家。林则徐为江苏巡抚时，经常对僚属说：“吾恨不从牧令出身，事事由实践。”曾国藩总督两江时也说：“做官当从州县做起，才立得住脚。”
就州县官的职责而言，包括司法、税收、治安、教育、公共工程、邮驿、风俗礼仪、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乾隆时官修的《清朝通典》将其职责概括为：知州“掌一州之政治，以县之地大而事繁者升而置之，所统辖一如县制”；知县“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清朝同以往一样，每县设知县一人。据《光绪会典》等书记载，全国总计有1342个县，因此全国有1342个县太爷。品级比县高，职能完全相同的还有厅、州，全国共有78个厅，129个州。厅的长官是同知或通判，分别是正五品、正六品。州的长官知州为从五品。
清代继承了以往王朝的做法，依照户口数目、赋税数额、地理位置及事务繁简、民风强弱等要素，将州县划分为若干等级。由于州县等级的不同，在官员的设置、品秩和任用方式等方面也有差别。自雍正六年（1728）始，清廷采纳广西巡抚金（ｈóｎɡ）的建议，将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县官缺，分别按照冲、繁、疲、难四字标准，划分为简、中、要、最要四等。“冲”是地方冲要，“繁”是事务繁重，“疲”是指民性疲玩，“难”是指民风强悍难治。凡属于冲、繁、疲、难四字均占者为最要缺，如江苏苏州府为最要缺，苏州府所属的吴、长洲、元和三县均为四字县。占据三字者，如直隶正定县占冲、繁、难，为要缺。占据二字者，如直隶盐山县占繁、难二字，为中缺。仅占一字或四字皆不占者，如直隶庆云县，为简缺。一般说来，最要缺、要缺和中缺为题缺、调缺，简缺为留缺、选缺。如果地方大员认为某个县应该升降等级，必须上报中央核准批复。
州县官的任用有一整套法定程序，各类缺位空出时，分别按不同方式任命。题缺空出时，由该省督抚在应升、应调官员中题补；调缺空出时，由督抚在本省现任官员中拣调；留缺空出时，准许督抚在分发本省候补人员中任用；选缺空出时，先由各省督抚任命合格人员署理，然后再由吏部确定有关人员前往接替。督抚委任调缺、题缺、留缺人员，均为署理，报请吏部批准后方为实缺。
根据任职地方的不同，清代又将地方府州县缺大体划分为两类，即在内地任职的“腹缺”和在边远地区任职的“边缺”。在内地任职，五年无过失，按例即可升迁。而在两广等地任职“烟瘴缺”、云贵川等地任职“苗疆缺”，只要三年没有过失，即按例升迁。此外，江苏上海、浙江海宁、广东东莞等“沿海缺”，山东德州等“沿河缺”，其任职升迁视同“边缺”。
尽管州县官缺实行分类管理，吏部也要求按章程办事，但大权实际操在督抚手中，因而那些热中升迁的官员，一味逢迎上司，以求速化，视官如传舍，不但谈不上吏治民生，背后还隐藏着跑官卖官的巨大黑幕。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大挑八仙”以貌取人
“大挑八仙”，以貌取人
州县官的出身主要有两类，一是“正途”，即常规途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经国子监培养）、荫生（恩荫、难荫及特荫）；另一类是“异途”，即非常规途径，包括吏员、生员、捐纳、军功等。
清代知县的“出身”确实关乎吏治好坏。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根据乾隆十年的《缙绅全书》统计，知州中监生（在国子监就读，包括恩监、荫监、例监等）所占比重最大，达278％，进士229％，举人139％；知县中进士446％，举人223％，监生127％。另一位学者徐炳宪没有统计比例，但他根据自乾隆二年恩科始，到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统计出进士除授知县的总计有4871名。这说明“正途”出身尤其是进士、举人选任州县官的占了多数。清代官场有这样的谚语：
要为名高点翰林，主事也可显才能。
发财最好当知县，惟有中书最冷清。
这则谚语是说中进士后士人的几种出路，很显然，在朝为翰林，外放做知县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士人皆知“发财最好当知县”，但比较而言，科举出身的官员，秉持道德操守，兼有济世救民情怀，因而不会出大格。相反，捐官出身的知县，就是为发财而来。
一则笔记记载说，山阴人蒋渊如对知县一缺垂涎已久，但苦于捐官的钱太多，于是和他的几个友好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在一起商量，大家凑钱捐官。并按照出钱多少确定缺位。他们还约定，蒋做县令，唐做刑名师爷，陈做钱粮师爷，王做管钱漕的家丁，吕做门稿。并商定将所有收入放到一起，按照出资多少分配。几个人随即签字画押，歃血盟誓。几个月后，蒋果真得到一个县令的缺位，而且是一个肥缺，其他几个人遂跟随蒋某人一同上任。按照以前的约定，蒋每日高坐堂上，对唐、陈待以师爷的礼节，而将王、吕二人视为仆役一般，王、吕也欣然接受，毫无怨言。五个人通过舞文弄法，每年敛取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三年考绩，蒋尽管因贪被革职，但已与其他四人满载而归。
举人授知县的分为拣选（以应升之员选补）和大挑两种。由于举人多年甚至十几年不得州县实缺，乾隆时期开始实行大挑之法，每六年举行一次，由三科不中的举人参加，十人取五，一等用知县，二等用学正、教谕等官。
据《清稗类钞》记载，大挑时有一套办法，仪式也很郑重。一般由皇帝指派王大臣任大挑官，地点在内阁举行。最初是十个人为一排（也称一班），后来由于参加大挑的举人实在太多，因而改成二十人为一班。参加大挑的举人按照顺序站好后，先挑出相貌魁伟的三个人，列为一等，唱（拉长声音叫人的名字）三个人的名字，表示用作知县，这也是大挑中的幸运者。三人兴高采烈出去后，再唱八个人的名字，这八个人纯属陪衬，不派任何差事，因此俗称“八仙”。“八仙”出去后，剩下的九个人不再唱名，全部任用为教职人员。九人出去后，下一班进来，依次循环。
大挑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论相貌，可以说是以貌取人。但这里的“相貌”融入了“品”的内涵，与我们通常对人的第一感官印象差不多。这个“标准”就是俗称的“八字”，即“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前四个字都能被选中，也是所谓“吉相”。“同”是面方长，即“国字脸”，被排在首选之列；“田”是面方短，这种人有匀称的美，被认为做官“四平八稳”；“贯”是头大身直长，即所谓魁伟型，被认为能够压得住场；“日”字型是胖瘦长短适中，但全身端直。后四个字被认为不是“吉相”，因此都不中选。“身”是体斜不正，这种人做官被认为不稳当，也就是做不长；“甲”是头大身小，被认为“向下栽”一类；“气”是单肩高耸；“由”是头小身大，即小脑袋人。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首县十字令”
“首县十字令”
在全国一千三百多个知县中，最难做的莫过于首县了。过去把省治或府治所在县称为首县，该府所属的其他县，要尊称首县为“首台”，这位“首台”大人在该府所属的十几个州县中，居于“领袖”地位；如果首县在省会里，他的地位也就成为全省州县的“领袖”。但这个“领袖”是最不易做的，以致官场有句流行的谚语，即“前生作恶，知县附郭”。
嘉道时期从知府做起，一路做到总督巡抚的梁章钜，晚年写了一部《归田琐记》，他在该书“首县”里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件事：他在衢州府城小住，同驻一城的西安县令一再向他讲，首县是万万做不得的，并引述官场流传已久的谚语：“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据梁章钜考证，这句谚语流传甚久，宋漫堂《筠廊随笔》已经记载，说其先人文康公从阳曲县令做起，经常向他讲这句话。梁还说，近来有人写做“首县十字令”，刻画入微，字字传神：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这十字令都不难理解，只是有人疑惑“认识古董”四字似乎空泛，梁章钜说这是不了解江南的情况。南方各大省州县官在办理“交代”，即前后任交接的时候，全凭首县对钱粮仓库进行核算，有的州县官在任时有亏欠，卸任时只好将平常收藏的“重物”交来充抵。梁说他曾在知府万承纪处见到英德石山一座，兼具“皱、瘦、透”之美，无疑是石山中的上上之品。而且，上面还有著名书法家赵翼的亲笔题款。梁问石山的由来，万知府说：这是在丹徒任内办交代时抵了四百两银子。梁还在知府袁培处见到一大幅山水画，是宋朝人范宽所作，也是交代时抵了五百两银子。梁据此反驳说：“假如首县不认识古董，遇到州县官交代时拿来这些‘重物’，又怎能判断真假呢？像十字令中的第十字‘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也只有江南那些处于交通要道的‘要缺’‘最要缺’才有，而那些偏远苦瘠的地方，即使是首县，也还是攀跻不上的。”
清代乾隆时期有两大才子，人称“南袁北纪”，“北纪”即纪昀，“南袁”就是袁枚。这位袁大才子曾在谚语所说的“恶贯满盈，附郭省城”的江宁做知县，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为大官做奴”的日子，愤然辞职回家。他的好朋友很不理解他：正值人生辉煌时期，又是进士出身，两江总督尹继善又很赏识你，应该不愁仕途前程。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六《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中道出了他辞官的真实原委和个中心曲。这是一篇理解清代基层行政组织中“做官难”，做附郭省城的首县“难上加难”的难得文献。袁枚说自己并非看不上小小县令，也不是久在知县的位置上，升迁无望才“有所激而逃”。世间的事总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做官也一样，有可久有不可久。以汉朝的循吏而论，他们专城而居，推行道化，生荣而死哀。而京兆、三辅多豪强，兼之供张储偫（ｚｈì，储备之意），这就是不可久做的官。江宁类似古时京兆，民事较少，但迎来送往，供亿纷纭，实在强人所难。袁枚不改文人习惯，天性起得晚，但在省城做知县，把夜晚当白昼，每天起床时，若能听到鸡鸣，就是万幸了。他感到若“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而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做奴耳”。
像袁枚这类进士出身的知县，并非没有治世之才，但负笈就学时的救世情怀，都在这让人无法忍受的“供张储偫”中剥蚀得精光殆尽。每天踏霜犯露，惶惶不可终日，不过是“为大官做奴耳”！是什么魔法一样的力量逼迫他们如此呢？“供而善，则报最在是；供而不善，则下考在是。”毕竟天高皇帝远，只有那些大官才真正掌握他们的仕途升迁。而仕途升迁的“标准”往往就在于“供之善”还是“供之不善”。一切对上负责，这种带有致命缺欠的制度预设使为民父母的州县官无法履行应该承担的职责。“一纸蹂躏若子孙”，嘉道时期的古文派大家管同这句话，道出了专制制度无法修补的缺欠。作为“首县”，他们无疑承担了更多的制度“负载”，在浓缩基层行政长官万般苦楚的同时，也放大了这种制度的弊端。袁枚的结论是：“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丧所守，必大招夫违俗之累而祸厥身。及今，故宜早为计也。”他们只好怀着万般无奈，及早从官场抽身而退。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上下“交结”的另类“潜规则”
上下“交结”的另类“潜规则”
本来，首府、首县同其他府县一样，具有征收赋税、审理案件等“刑名钱谷”职能，但因为衙门设在都会或府城，因而又经常被省府大人唤去当差。久而久之，有两件不成文的重要事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一是到京城告状及上诉案件发给本省重审时，省级大员们往往将这件差事交给首府去处理；二是州县“交代”时，多由他们代上官主持。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职责要远比一般州县重。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沟通省—县之间的桥梁。省级大员有什么不便自己出面做的事，也通过他们去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