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5-清代衙门图说(选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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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日记》有“毛长随、王长随”等记载，他认为这是清朝各级衙门中大量存在的“长随”一词的最早由来。　　　　
　　　　长随的种类颇为繁多，可以说，有多少种吏役就有多少种长随。《长随论》多按“出身”划分长随，有超等长随（暂随）、特等长随（且随）、次等长随等，而将上宗长随、次宗长随、下宗长随名为“孳随”。按其职能来分，有负责把门的“司阍”或“门上”，有负责文书签转的“签押”或“稿案”，有管仓库的“司仓”，有在公堂值勤的“值堂”，负责通讯的“书启”，掌管印信的“用印”，负责税收的“钱漕”，以及“管监”、“管厨”、“管号”、“跟班”等等，名目之多，甚至地方官自己都说不清楚。　　　　
　　　　如果长随管理或参与的仅仅是地方官的家庭事务，那他们就不会成为衙门中举足轻重的一类，恰恰相反，他们所参与管理的绝大多数都是衙门行政事务。故此，因长随和掌印官亲疏关系的不同，以及分管事务的差别，他们也自然地被划分为三六九等。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富贵双全”的门政大爷

　　　　“富贵双全”的门政大爷　　　　
　　　　在众多的长随中，能够称得上“大爷”的只有两类“岗位”，一类是门政大爷，一类是签稿大爷。他们是长随中的第一档次。至于“大爷”称号的由来，是随官老爷挣来的。平民百姓总是怕官的，惧怕中要透着敬畏，当官的才舒服，衙门里的人才显示出高人一等，是人上人。大爷的称号也应该从这里去考虑。　　　　
　　　　门政大爷有个雅号，叫“富贵双全”。也就是说，“司阍”或“司门”这类人要讲出身，有关系，靠山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来的。当然，官老爷的信任是首要前提。讲出身，就是要有来历，有资历。清代州县衙门里流传“两榜出身”的故事：先当过老爷的“跟班”，再当过签押房的一员，这就是“两榜出身”，最后当上“司阍”，便被称为“进士门上”。如果只当过老爷的“跟班”，就是“一榜出身”，只能算是“举人门上”了。这就是衙门里的“贵”。门政大爷的“富”是通过收门包来实现的。　　　　
　　　　俗话说，“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打官司的人要跨进衙门这道门槛，第一道关就要给门政大爷送红包。否则的话，他们会以种种理由将告状的人拒之门外，比如今天不是“放告”日、老爷公出在外之类。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广西人覃老贵，因为他的父亲覃必俊受屈杖毙，赴总督衙门控告。总督衙门的守门人以今天不是放告日为由，将覃老贵拦在门外。覃老贵因父死情悲，今又不得上告，悲愤之下，在总督衙门前用刀自刎。案件发生后，两广总督巴彦三视为寻常案件，并不重视，而且回护他的长随门丁。乾隆帝为此传旨申斥巴彦三，指责他应该立即收阅呈词，“亲提按问，使小民冤抑得伸，方不负封疆大员察吏安民之任”，“试思总督衙门与朝廷体制，孰为尊严”？话虽这样说，但最后对巴彦三的处分也仅以罚俸了事。官官相护，皇帝老子也如此。　　　　
　　　　“门包”的历史，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考证，始于东汉时期。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不理朝政，每日在宅中玩耍，来客为了求见他，必须先给看门的送门包，才会被通报。看门的因此富致千金。后来，送门包成为衙门通行的惯例。州县长官到上级衙门办事，同样也要送门包。门包的多少也约定成俗，一般而言，大多是一两银子。门包的发展是所谓“门敬”，通常在逢年过节时，为了进一步沟通和上级衙门之间的关系，表达谢意，下级衙门的官员要给上级衙门的门房送“门敬”。“门敬”的数量多少不等，但一般是门包的十几倍或几十倍。　　　　
　　　　主官对司门的要求较高。据《长随论》记载，司门“各事皆管，宜知官府天性，要识土俗民情，且知该境乡村、集镇、城郭区图，邻县界址，驿递差徭，各宗事件”。同时，“一要顾官考成，二要防自己干系”。还要通时事，明舆情，明晓《大清会典》，熟谙各宗事件及衙门规矩。据此看来要求还真是不低。　　　　
　　　　门政大爷可以具体区分为“司差门”和“司执帖门”两种。“司差门”负责照应衙门各道门户启闭出入；老爷有事出门，唤齐轿马跟班；官员或公差过境，要预先报知老爷，再分派当值的吏役人员帮着找公馆，备灯彩，送酒饭，以及照应夫马。司差门通常与“书差”打交道较多。因此，州县官上任伊始，将访察书差何人能办事的事情交给司差门去办。司差门要做到“见面观其情形，心中自有方寸”。书差并不低于长随，“书乃读书未成，差系农民拨充之役，故云书差，称坐衙门”，长随乃是站衙，所以比书差“尊贵”，因其替官办事。“司执帖门”有传达的意思，凡是拜会求见老爷的，要先将手本或名帖送上。《长随论》讲到，凡人投书要问来历；来客拜官，会与不会；送礼收与不收；荐函回不回复等，都是“司执帖门”经常处理的事项。“司执帖门”是看帖待人的好角色，往往根据手本或名帖的尺寸大小，用材讲究，判断来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是否有必要立即向老爷报告。折冲俯仰，辞色应对，也是“司门”的必备功夫。《长随论》讲到司门的职守时说：官场如戏场，官前红黑之别，劝君一样相待。意思是说，山不转水转，不要看人下菜。　　　　
　　　　既然叫“门政大爷”，终究要体现“政”的内涵。据说，周武王的门铭是“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如果州县官能够“门无留客”，那无疑会受到百姓的称赞。因此，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看官先看门”，这里的“门”就是受雇于官员的“司门”。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假门上，真签押”

　　　　“假门上，真签押”　　　　
　　　　长随中被称为“大爷”的另一种角色就是在签押房拿总的“领班”，俗称“稿签”，又称“稿案”，是长随中的“领袖”，历来被称为“大席”，即最重要的岗位。这类人物关系到州县老爷的仕途前程，因此，如果不是老爷的“贴心豆瓣”，是不能充任的。衙门里有“假门上，真签押”的说法，就由此而来。道理很简单，门政大爷要的是面上功夫，而稿签大爷身处机要位置，“签押房如同军机处”，凡一切公事以及钱物进项，从门房交给稿签，因此他“无物不览，无事不知”。除了要精通衙门内外的规矩外，还要有真本领，比如知晓律令文件，明白公文款式，分清轻重缓急，刑钱要清楚不乱，懂得利害关系。哪件事派给谁，陋规怎样用，以及各方应酬、办案顺序等等，都由这位大爷管着。除了具备以上一些“硬工夫”外，还要照顾到各方利益，让幕友钦佩，要书吏悦服，方足以担当此职。因此成为长随中最重要的职位，即所谓“大席”。　　　　
　　　　通常说来，门政大爷要办事，也要走稿签大爷的门路，至少要把“出息”“进项”的一部分拿出来孝敬稿签大爷。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也比门政大爷要高，因此，“高明之士，愿充签押不当门上”也就很自然了。　　　　
　　　　为了在“门上”或签押房弄到更多的钱，两类大爷通常会“紧密合作”。比如说有个乡绅要霸占一处产业，拟好了状子，给门政大爷使上了钱，门政大爷就得把这些钱拿出一部分送给稿签大爷，以便早些安排老爷批阅或升堂。清代州县衙门中经常有“有案无传，有传无送，有送无讯，有讯无结”的事情发生，大多是因为稿签大爷从中做了手脚。　　　　
　　　　除了稿签外，签押房中还有发审、值堂、用印、号件及书禀五种人，这类长随的职责可以从其名称上获知。发审、值堂、用印属于“中席”。因值堂长随经常跟随州县官出门，因而又名“外堂”，外堂做得称职，就会晋升为门上。号件、书禀收入不高，却又辛苦，是长随中的“小席”，因此，“大席”稿签要经常设法补贴号件、书禀。凡省会首县地方大缺，司签不少于十人：稿签、发审各一人，其他各二人。论收入，号件要比书禀高，这不但因为号件事繁，更因“诸色公事皆由号件过目”。号件因每天与往来公文打交道，因而熟能生巧，自然而然便明了各式公文款式。进入稿签“大席”之前，必须先从号件做起，号件是稿签的副手，故每有稿签出缺，即以号件充补。　　　　
　　　　大爷下面，全称二爷，其行当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驻省办”—坐省长随（1）

　　　　“驻省办”——坐省长随　　　　
　　　　在清代几万人的长随队伍中，有一类专门用来和上级衙门搞关系的人，他们被称为“坐省长随”、“坐府长随”，这或许是后来“驻省办”、“驻市办”的“先驱”。最初的坐省长随及坐府长随，或是为接待到任官员而设，后来其职能演变为传递信息，为上司办事等。《长随论》说，凡坐省家人，须用省中土著之人，取其熟习声音相通之意，其各上司三节两寿、水干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要预为具禀；官长有升迁降调之信，十天要报一次；如有奏稿要件，要抄稿送呈。而“坐府者与坐省相同”，包括府署一动一静，都要打听明白。　　　　
　　　　坐省长随、坐府长随至迟于雍正、乾隆之交已普遍设置。如乾隆初年，广东各府州县，离省城、府城稍远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挑选长随中最狡黠的人，令他长驻省城，给他的费用也十分丰厚。坐省长随的主要工作或者说唯一的职责就是与各上级官员的家人、幕友、吏胥拉关系，史书上用“深相结纳”这个词，应该说是很准确的。效果怎样呢？凡是总督、巡抚、布按两司以及道员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先探知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遇到办理紧要事情，由于早已探听上级官员的意向，因此更能迎合；州县官个人要办什么私事，提前与上官的长随、幕友等人沟通好，然后再走“正常”的渠道，投递文书，督抚司道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了上下衙门长随设计好的圈套里。更可怕的是，坐省长随们聚集省会，各争门户，互竞智巧，甚至捏造谣言，故意在同僚之间制造不和。官员要实行一项政令，甚至必须要过长随这一关。鉴于坐省长随的危害，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严禁坐省长随。　　　　
　　　　乾隆三年冬天，两广总督马尔泰到任前，乾隆帝一再嘱咐他要铲除坐省长随。当时两广总督衙门驻扎在肇庆府，经马尔泰的一番整肃，确实较以前清静了许多，但巡抚司道驻扎的广州府省城，是钱谷刑名总会之地，仍然为这些长随们所盘踞。乾隆帝通过他的耳目了解到，广东发生人命案件，如果案情复杂不好审理的，州县官初次取供，并不细心。案子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结果。省城里的巡抚、按察使也拿州县无可奈何，最后竟将原、被告一并保释了事。如果有案内要犯逃脱，口供难以质证，抚、按们做得更干脆，将原案删截后向上一报就算交差。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驻省办”—坐省长随（2）

　　　　由于坐省长随所办的大多是州县官交待的事，或者是机密，或者属于官员个人的私事，因此州县官要挑选最信得过的人来充任。同时，长随所具有的“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的特点，也使得这类人群在地方行政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来，法律明令禁止各州县向省、府两级衙门所在地派驻长随，违反者将受降级留任的处罚，纵容这种行为的上级官员将受到罚俸六个月的行政处罚，但为了获得上级衙门的内部信息，保持与上级官员的亲密联系，州县官置法律于不顾，在府、省两级衙门所在地设置了数目不等的坐省长随、坐府长随。如果将坐府长随和坐省长随之间的沟通联络连带考察，上下衙门长随之间的密切关系构成上下衙门官员之间密切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长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决非是为了公事上的便利，更多的是为了幕后见不得人的“交易”。这也是清代衙门运行背后的黑幕之一。乾隆四十六年案发的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冒赈一案，提供了坐省长随是如何充当腐败润滑剂的典型事例。　　　　
　　　　王亶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贿赂所得，而后者又大多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清宫档案留下了这方面的详细记录。　　　　
　　　　据原来王亶望的下属，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瓒交待说，王亶望在任时，各州县专派家人守候在省城，探听藩司有什么信息，名曰“坐省长随”。这些人呼朋引类，出入衙门，无恶不作。凡有属员馈送王亶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　　　　
　　　　而据王亶望的交待，他之所以在甘肃省令州县设立坐省长随，是因为各州县衙门散处四方，与省城相距甚远，有什么事情；无法立即传达给下面。但事实上，坐省长随成为上下级官员之间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联络员”，许多官场幕后的交易大多通过他们来完成。王亶望交待说：“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　　　　
　　　　王亶望通过坐省长随大肆收受下级官员的贿赂，下属要想升迁提拔，必须送大把的银子。而一般的人，要巴结王大人，必须按照规矩办。这就是甘肃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亶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二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大员的关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王亶望的确把敛财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充当中间人的就是清政府三令五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