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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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的景况，自忖连董桥还不如。毕竟人家是报界名流，笔耕不辍或许在于个人嗜好，亲自操刀更是有助报纸销量，至于谋生和“ 谋名”都在其次。杨锦麟则不然，同时延揽数个专栏，一家人穿衣吃饭问题是首当其冲的，衣食足方可知荣辱，才有资格纵论天下。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香港迫使杨锦麟做出的现实选择吧。
“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主持《信报财经新闻》和《信报财经月刊》两刊国际政经评论长达二十四年之久，外界所赞誉的“ 傲人的公信力”的建立，春秋之笔也好，“ 闲读闲笔”也罢，可供支配的仍是夜晚离开报馆以后的时间。
杨锦麟又何尝不是如此。专栏作家的营生，找题材查资料的过程，杨锦麟并不例外，夜耕苦思的经历于董桥、林行止等相差无几。每每炮制他的专栏的时候，经常已是深夜时分，借着酒劲下笔，往往如有神助，常年如此。直到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亮相荧屏，多年的规律生活，才被彻底颠覆。
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杨锦麟的经历也算不上有什么特别——比香港出生的同行多了一份内地背景、知青烙印，以及学者履历，尤其是对台湾历史的研究造诣。然而，作为一个愿意承担言责使命的知识分子，他有着悲天悯人的博大；说理论做文章他不矫情做作，秉持言之有物。敏锐的观察、研判，使得他的心得是即时性的，反应快速，而他的不少新观点又是自己的，富有见地。从深谙世事、人情练达到言责担当，从鞭挞褒奖到笑语调侃，这恰恰是杨锦麟的浪漫。
专栏作家的名望开始得到巩固，杨锦麟又琢磨着把自己变成一位圈内人，名副其实的传媒人。香港的机会多，挑战多，压力更大，而这愈发激活了杨锦麟顺应环境的能力，实力也在不断地壮大，弹跳力度更高。白天，杨锦麟开始穿行在供职的公司、网站，偶尔也以嘉宾身份客串某个电视台的节目。他还一度成为一家综合性政论杂志的执行主编，忙得不亦乐乎。像往常每一次转换一样，杨锦麟的每一新的选择都带给他拓展的空间和尽情施展的舞台。
频频转换身份，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理由，增加收入，为稻粱谋。一年间，杨锦麟曾三次搬家，就是为了减少每月差饷的开支。
四、职业报人生涯，从夜的香港开始
相信许多人有这样的感受，夜晚才是香港的开始。对报人而言尤其如此。
每天下午四点之前，老编们纷纷赶回报馆。翻阅当天的各报，上网搜罗各种资讯，查询相关背景资料，筛选编辑记者的稿件，选择可以作为要闻头条做提交的准备，紧接着是值班老总与编辑主任的碰头会，拟定社评和专题……忙过这一阵之后，会有短暂的时间喘口气，填一下肚子什么的，但这一切都是待定的，变化随时会来，已经开列的菜单随时都在撤换更新，每天都可能有突发事件，不到报纸开印，一切都充满变数。
香港是国际大都会，也是信息和资讯的大都会。香港的白天过去了，欧美的一天或是正午或刚刚开始，欧美的政治风波，尤其是经济走势，诸如议息加息、股指动向、油价走势等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着香港的神经。每天，报纸版面敲定的过程，其实是不断替换稿件、不断更新的过程，任何一家综合性报纸都怕漏掉新闻，错过最新消息。甚至报纸进了印刷厂仍会停机换稿，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如遇上“ 9·11”、美伊开战、张国荣自杀、印度洋海啸一类的事，报馆都纷纷增加号外或第二次出版。香港媒体的激烈竞争，历来如此。
为《亚洲周刊》撰稿，担任《香港快报》、《香港商报》高级编辑、编辑主任、主笔，辗转香港的多家报馆，杨锦麟主要任务是撰写当天的社评，即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通常交了稿子，他就可以走人。离开报馆的杨锦麟，又是另一个夜的香港的活动家。
香港的夜，用纸醉金迷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香港的万千气象、中西合璧的独特气质，在夜幕低垂时，自有另一番醉人的缤纷——
铜锣湾一带号称是正宗的香港风味，夜晚更不逊色，人们尽可以各奔所需，各得其乐。夜的铜锣湾，也是香港报人的聚集之地，杨锦麟是当然的常客。子夜时分，数得出的几间餐厅，港岛、九龙的业界同行陆陆续续地聚拢在一起，座位都几乎固定。香港的商会多、工会多，各式各样的社团更多，人际往来尤其讲究圈子，媒体也概莫能外。表面上，各报的竞争、博弈水火不相容，誓不两立，而私底下人们的交往却是广泛而频密。遇到这家报馆需要的资讯向别家求助，一般都不会不给面子，除非是独家专稿。尤其是，跑同一条线的记者们，常常都是互相通报、相约采访。毕竟，竞争是老板之间的事，同一行里做久了，谁还没有几个其他报馆的朋友，更何况，说不定哪一天彼此又成了一家人呢！
忙碌了一天的港人，一顿美美的夜宵真是用来享受的。
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舒展一下僵直的颈椎，更重要的是交流信息，交换意见。媒体人不掌握资讯，何来优势，没有观点，又怎样成为意见领袖。报人的宵夜，话题还是离不开新闻，当然也离不开美酒。都知道酒足以乱性，可若真是少了美酒，谈兴怎可以盎然。劝酒的人，说是酒有别肠，但对杨锦麟而言，喝过了，他一样醉。那时候，杨锦麟的酒路广开，老白干、洋酒、红酒、黄酒通喝远不像今天这样“ 矫情”。况且，杨锦麟又是不经劝的主儿，碰到故朋旧友，谈起城南旧事，整桌子一醉方休。
要命的是，回到家中的杨锦麟常常还带着温醺薄醉的几分酒劲，甚至烂醉如泥。杨锦麟自己承认的有过两次，在街上，他是被香港的阿sir搀扶着才回到了家。
也正是在酒桌上，杨锦麟结识了许多香港报界的重量级人物，或因为性情相投契，或因为见解见识可以相互启发，久而久之，杨锦麟与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莫逆之交。而今，这些报人又因为杨锦麟弃报投电，减少了彼此见面畅饮的机会而“ 颇有微词”。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喜欢上本地的鸳鸯茶
五、喜欢上本地的鸳鸯茶，“ 维园阿伯”香港的一个政治图腾
渐渐地，杨锦麟开始用俗称“ 白话”的香港本地语言与人交流了，尽管听起来还是浓重的闽南腔调。
在香港居住的日子久了，杨锦麟喜欢上本地茶餐厅里一种叫做鸳鸯茶的饮品。现在内地的许多大中城市，挂着正宗香港茶餐厅招牌来招徕生意的屡见不鲜，鸳鸯茶更是餐厅的头牌、首选，的确，这种混合饮料是香港人的一个独创，而且颇受欢迎。
杨锦麟考据过鸳鸯茶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据称还和女性用品有关。首先，在女孩子穿的丝袜（在此之前可能是极为绵细的纱布）里，放上咖啡和茶叶各一半，茶叶是斯里兰卡或印度红茶，再加一些云南的普洱茶，尔后用滚烫的开水充泡，经由丝袜或纱布徐徐倒入茶杯。有的还根据客人的口味，调和进适量的牛奶、炼乳和糖。这样，一杯热气腾腾的港式鸳鸯茶就出现在面前了。果然，一半是茶叶，一半是咖啡，口感极为特别。此时此刻，香港人大半会用一个字“ 叹”来描述享受鸳鸯茶的写意和舒畅。
杨锦麟对这种随处可见的港式发明，情有独钟。
在杨锦麟看来，鸳鸯茶和香港一样，是华洋杂处共存、东西文化交融的另一个恰如其分的补正——殖民地烙印固然是历史不幸的记忆，但也因此使香港成为中国土地上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在杨锦麟看来，没有这种国际化和多元化的水乳交融，香港就不成其为香港，也没有令人瞩目的香港成就。杨锦麟在一篇客居香港的杂感中还留下了感性的一笔，“ 邓小平生前未必喝过香港的鸳鸯茶，但他却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符合香港实际的一国两制构想。”
诚然，鸳鸯茶不是香港的惟一标志，但杨锦麟偏偏喜欢上了他称之为的“ 香港独一无二的特色”。
对鸳鸯茶的偏好，落在杨锦麟笔下的香港有理性的剖析，更不乏性情中人的感性的抒怀。香港生活，转眼间十七年了。杨锦麟已习惯于把自己当成“ 中国香港人”。在他看来，香港是他生命历程中的又一次挑战，他酷爱这种转换。虽然，他至今还是香港“ 负资产”一族。
杨锦麟迄今五十多年的人生，有过几次重大变故和选择。早年大都身不由己，被滚滚洪流裹挟而去，像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以及后来的回城，再后来是改变命运的高考。渐渐地，他把这种种磨难、变数看成是一种生命的机缘，他坚信任何的经历，哪怕是不期而遇都不会白费，在每一次的转变中，他努力地把握着先机，不放过转败为胜的任何机会。在香港，经历了从名牌大学的讲师、研究员，到不名一文的从零开始，失而复得，杨锦麟苦苦相守，砥砺以行，最终他如愿以偿，更加接近成功了。
生活在香港，关注、点评香港社会，尽言责的使命，杨锦麟视之为理所当然。作为一名学者、媒体人，他长时间地关注着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命题，从香港的角度，他为祖国大陆因改革开放所获得跨越式进步和突飞猛进的发展而由衷欣喜。他在专栏中这样表述，多数人接受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的现实，对祖国的认同和一国两制的接受程度超过预期。
对于香港不时泛起的政治风波和政治闹剧，他的书生之见同样显示出深刻的批判力量。“ 大陆社会已经确定和规范了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方向，理性的谈论和理性面对不同意见的社会氛围已大体形成，构成令人称道的文明框架，但香港的批判遗风，反而仍给人一种历史时光倒流的错觉。”
香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杨锦麟称之为“ 到处挤满了人和水泥建筑的海岛上，难得一见的城市绿地”。维园见证了香港的历史，也见证了香港的政治。每周，维园都有一个政府出资、主持的《城市论坛》，邀请若干嘉宾对市民关注的某个问题畅所欲言，围观者也可观点互动。对其由来，有说是当年港英当局鼓励市民发表意见，从英伦搬来的“ 德政”。由于这个类似伦敦海德公园的自由讲坛，周日的维园多了几分人气，“ 维园阿伯”也应运而生，他们言词激烈冲动，动辄慷慨激昂，对不同意见者当面斥责。这个论坛香港回归以后依然保留着，十多年来风雨无阻，维园阿伯们也是斗志弥坚。在杨锦麟看来，维园阿伯已俨然成为了香港政治的一个图腾、一道风景，职业阿伯们的言辞虽难登大雅之堂，却是不可或缺。“ 如若没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持续多年的维多利亚公园《城市论坛》，顷刻便索然无味。”
六、那天的心情格外地好
没有“ 触电”之前，杨锦麟的香港生活还是会有片刻闲适的。周末，合家外出逛逛，喝茶、购物、会会亲友也是许多香港家庭休闲消遣的内容，杨锦麟一家也不例外。女儿那时还没有远去美国读书，天伦之乐对舒缓杨锦麟紧张的神经的确很奏效。
香港的周末，不仅有维园《城市论坛》、“ 维园阿伯”，有中环皇后像广场菲佣放假聚会的人头涌动，还有一道流动的风景——“ 卖旗”。无论是港岛还是九龙，每逢周末，在一些主要街道，巴士、地铁站出口，都会有各种慈善团体的义工在向过路的行人筹款，对捐过钱的人，义工会贴一个小标志，这就是港人俗称的“ 卖旗”。
像爱极了香港的鸳鸯茶一样，杨锦麟也对香港的这道景致发出由衷的赞叹，并衍生开来，对香港的慈善团体和慈善事业，在自己的专栏里重重地记上了一笔。
“ 斌仔成了最近香港新闻的焦点。”杨锦麟说的斌仔，在一场意外之后，变成了高位截瘫的残障人士。他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了十年，去年5月间终于决定向政府申请“ 安乐死”。消息传出，香港社会轰动，媒体争相报道。斌仔还惊动了战胜死神的凤凰女主播刘海若，惊动了因骑马发生意外、导致骨髓损伤而瘫痪的美国“ 超人”著名演员克里斯托弗·利瓦伊，各界纷纷献出的关爱，感动了斌仔，也感动了香港社会。
诚如杨锦麟所言，斌仔的故事，其实只是香港社会一个小小的缩影。有人说，香港是世界华人社会中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城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这里并不是一种意境，而是残酷的现实。爱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并不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也不是逢年过节才出现的礼物。杨锦麟的结论是，爱心并非俯拾即是，但在香港社会却是无所不在。包括内地的天灾人祸，都不乏来自香港慈善机构的捐赠。
慈善机构、团体，慈善事业，在香港历史悠久，慈善团体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筹募善款的各种活动、晚会，亿万富翁、升斗小民，纷纷慷慨解囊，“ 多多益善，少少无拘”是这类活动中听到的最多的话。这样的无需摊派、强求，表达的是一个心意，至少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和舒缓，是下意识的，更是自觉的。对此，杨锦麟的嘉许也是发自内心的。
每逢周末，杨锦麟和太太、女儿一家人外出，总会特备上一些零钞，希望也能聊表心意。又是一个周末，杨锦麟和太太外出，在地铁站前，遇到“ 卖旗”的小女孩，发现身上没有硬币，无奈之下，只能向女孩抱歉地笑笑。女孩也报以微笑表示理解。这让夫妇俩人深感不安。走出去没几步，俩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折回，各掏出一张二十元的纸币，执意放入卖旗女孩的募捐箱。杨锦麟说，虽然此举超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