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狱 作者:萧陶-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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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拧！�
8月20日上午，史蒂文来取钥匙时，搬家公司的车刚走。交完钥匙，我就带亭亭走了。我先绕到常去的一家超市。下车后，进超市兜了一圈，确认没人跟踪后，我才放心大胆地去了公寓。搬家公司的车早到了，两个小伙子站在路边，焦急地等我。见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他们闹着要加钱。我让他们先卸东西。卸完车后，其中一位上来收钱。我一边掏钱，一边对他说：“要么拿钱走人，要么去法庭告我，加钱没门。”那人一脸的怒气，收下钱后，骂骂咧咧地走了。反正我听不懂他的广东话，骂了也白骂。
我刚把这两个老广打发走，手机就响了。史蒂文在电话里向我诉苦说：“Nancy，你刚走，就来了两个男的，问我你搬到哪里去啦……”我心想，好悬呀，幸亏我没把新地址给史蒂文。司马一定是沉不住气了，才会提前一天来找我，可惜还是晚了一步。我心想，可不能再让他逮着了。在他面前，我的信用已彻底破产了。
房款到账后，我盼着能早点把大江保释出来。辛迪告诉我，Mark正在跟难民委员会协商难民聆讯日期。要等日子定了，才能谈保释。9月5日，总算盼来了结果，聆讯定在12月4日。可出乎意料的是，移民部拒不放人。五天后，法庭将就此进行闭门聆讯。我望穿双眼，满以为马上就能接回大江，可等来的还是个未知数，心里自然不痛快，想说辛迪几句，可冷静一想，现在还不是跟她理论的时候，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聆讯的前两天，辛迪打来电话。她说如果我想去的话，她可以替我申请旁听证。我虽然非常想去，可担心在那里撞上司马，这事跟辛迪还说不清楚，我就以孩子生病为由，谢绝了她的好意。
9月10日，礼拜三，一个决定大江命运的日子。送亭亭去学校后，一回到家，我就守在电话机旁。可等了一天，也没等来辛迪的电话。我心里不禁埋怨起自己，为什么不去旁听？光天化日之下，他司马还能把我吃了不成？我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大江了，万一这次不能把他保释出来，要到何时才能跟他相见？我越想越后悔，都快把肠子悔青了。
电话铃响了。我想接又怕接，心怦怦疾跳。响了好几声后，我才抓起听筒。
“May I speak to Emma（我找埃玛）？”听筒里传来的是稚嫩的童声，我忙喊在房间里做作业的亭亭出来接电话
亭亭走过来后，我一边把听筒递给她，一边对她说：“你快点儿说，我等电话呢。”
亭亭很懂事，跟她同学没说几句话，就把电话挂掉了。
快5点了，辛迪才打来电话。
“Nancy，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谢先生自由啦。”
“真的，太好了，谢谢，谢谢！”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明天，你交了保释金，谢先生就可以回家了。”
“辛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和马克。”我心想幸亏那天没埋怨人家，否则多失礼呀。
“不必谢我们，是谢先生运气好。”她说得十分客气。
“听说中国派警察来了，他们去听了吗？”我问道。
“他们不可以听的。”
“我还以为他们会去呢。”
“你不想见他们，对吗？”辛迪悟性很高，一点就通。
“没，没有。”我竭力掩饰着自己。
“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随时可以找我。”
“我记住了。明儿你能陪我去办手续吗？”
“可以，你先到我办公室来。”
五十五
第二天，当我和辛迪赶到拘留中心时，已是中午了。我们办完手续后，没多会儿，大江从里面走出来。我冲上去，紧紧地抱住他，他也用力地搂着我。直到辛迪在一旁说“Nancy，该走了”，我俩才松开。我们手挽手，一起走出拘留中心。大门外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帮记者，把我们团团围住，拍照摄像问问题，有说英文的，也有讲国语的，还有人操着广东话。辛迪一边说“Excuse me（让一让）”，一边为我们开道。我和大江一言不发，低头跟着辛迪。记者们穷追不舍，一直追到辛迪的车边。
上车后，大江问辛迪：“Cindy，能甩掉他们吗？”
“我尽量吧，谢先生。”说完，辛迪把方向盘下的挡位杆推到倒车的位置。为了避让围堵的记者，她时倒时停，费了好长时间才把车退出去。
汽车驶离拘留中心后，大江问辛迪：“怎么会有这么多记者？”
辛迪答道：“他们神通广大。只要有新闻，就有他们。要是Mark在，我想他会说几句的，免得这些记者胡编乱写，对我们不好。”
大江说：“现在还是少说为妙。”
辛迪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你意思。”
我不时地回头看，总觉得有一辆车一直尾随在后。我对辛迪说：“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辛迪说：“我看见了。”
辛迪把车停在她办公楼前，让我和大江下车进楼，直接去地下停车场开车回家。上午，我本来已把车停在楼后面的露天停车场，辛迪非让我挪到她办公楼的地下室。这会儿，我才明白她的用意，看来她早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出现。我和大江进楼后，我回头一看，跟踪我们的记者被辛迪挡在楼外。
回家的路上，没了那些好事的记者，我也不那么紧张了。说来真好笑，现在我不怕警察，倒怕起记者来了。
“你还在上课吗？”大江问我。
“哪还有心思读书？”
“既然读了，就得读完，咬咬牙就下来了。”
“你回来了，我也踏实了。明儿我去学校，看这学期还让不让选课了。”
“你觉得是谁把这帮记者招来的？”他话题一转，问道。
“难道是马克他们？”
“我看像。”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往好了说，通过舆论给移民部和法庭施加压力；往不好的说，是他们自己想出名。其实，新闻舆论是把双刃剑，搞不好也会刺到自己。”
“怪不得他们还想对记者发表谈话呢！”
“能把我弄出来，说明人家还是有能耐的，这些小事就不要计较了。”
“我把房子卖了。”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对不住了，让你房子都住没了。”
“以后有了钱再买呗。”
“我看这官司凶多吉少，与其这样无望地耗下去，不如就放弃了，省点钱留给你和孩子。”
“你可别这么想。只要有一线希望，咱们就不能放弃。”
“哪来那么多的钱喂律师？我不是赖昌星，玩不起这种游戏。”
“总会有办法的。”
“能有什么办法？”
“天无绝人之路。”
“可我感到已是穷途末路了。”
“不说这些了。好吗？唉，在里面没受罪吧？”
“这里的拘留所倒很文明，就是没自由。人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非得等失去了，才会觉得它的珍贵。”
“你这不又有自由了吗？”
“还不是临时的自由？用钱买来的不说，还有很多限制。看来我这辈子不会再有真正的自由了。”
“你就别想这些烦心的事了。”
把大江送回家后，我去学校接亭亭。我回来时，大江正在上网。过了会儿后，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拉我坐到沙发上。
“有你弟弟的伊妹儿吗？”我问他。
“我爸走了，大多也离开那家公司了。”对于他爸病故，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可没想到谢大多会离开台安。
“你别太难过。你弟弟说没说原因？”我直担心是我害了他，可敲诈他的事都过去四年多了，倒还没完没了了？
“没说，也许跟我有关吧。”
“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我对不住他们呐。”他抬手擦了擦眼角上的泪水。
“别太自责了。想开点吧，身体要紧。”
见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我想换个话题，便问：“你说说法庭上的事，好吗？”
他不愿意说。我撒娇地说：“你说给我听听嘛。”
“我没心情说这些。”
我哪能就这么轻易放弃？我心想让他回忆一下胜利的过程，他心情才会好起来。我就说：“要不是担心遇上司马，我……”
“他又找到你了？”他一副惊讶的神情。
我就把那天智斗司马成功逃脱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
听后，他说：“你真成人精了，把警察骗得一愣一愣的。”
见他想说话了，我用哀求的口气说：“求你了，就说说昨儿的事吧，也好让我分享一下你们的喜悦嘛。”
“好吧，你想听什么？”他总算答应我了。
“辛迪说移民部不肯放你，那法官怎么就同意了呢？”
“移民部的律师认为我是中国政府通缉的嫌疑犯，一旦难民申请失败，一定会被遣送回国，所以在等待聆讯期间有可能潜逃，主张继续拘押。”
“马克他怎么说？”
“他说我是中国的银行家，是受人尊重的人，因为受到迫害才从中国逃出来的。”
这样的理由，我倒头一次听说。我问道：“是因为申请难民才这么说的吧？”
“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说流离失所，有人信吗？只能讲有家难回。”
“法官信了？”
“这次不是难民聆讯，不需要对此作出结论。这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我究竟会不会潜逃。”
“马克他是怎么说服法官的？”
“他说我之所以选择来加拿大，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加拿大的法律是最公正的，不然我可以一直呆在哥斯达黎加而不必来加拿大。他不希望让我对加拿大感到失望。”
“听起来有点道理。”
“他还说，我已在加拿大居住了很长时间，既没有犯罪，也没有任何犯罪的倾向，对加拿大公共安全并不构成威胁，所以拘押实在没有必要，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他从你的人格、来加目的以及来后的表现三个方面说明不该继续关押你。对吧？”
“你还挺会分析。Mark在庭上还举了很多例子来驳斥对方的观点，他的表现可圈可点。”
“这么说，你留下来的希望很大了？”
“这是两码子的事。保释出来不等于难民就一定能批下来。”
“这我懂。我的意思是既然马克有能耐，没准他就有办法让你留下来。”
“就算不考虑钱的因素，马克他再有能耐，我看留下来的可能都很小。”
“要不咱们逃走吧？”
“往哪里逃？”
“我跟你回哥斯达黎加。咱们总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呀？”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黑下来吗？”
“我也正想问你呢，为什么？”
“我……”见他欲言又止，我心想他一定有难言之隐。
“到底怎么回事？”
“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能再回哥国。”
“为什么？”
“我无意中发现那个台商贩白粉。”
“贩毒？”我不禁大惊失色。
“不知什么事，他得罪别人了，引发了毒贩子之间的一场火并。他跑得快，溜了。那帮歹徒把我当成是他，对我一顿猛打，打断了我三根肋骨，还……”他突然停了下来，没再往下说。过去我看过这种题材的电影，总认为它不是虚构的，就是远在天边，没想到大江竟遭遇上了。
“还怎么了？”我的心不由得揪起来了。
“……还把我阉了……”
听后，我差点晕过去。怪不得他一直对那事没兴趣，原来他已经成了紫禁城里的“公公”。他的声音好像也变了。在温哥华时，我就注意到了，可压根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这种毫无人性的摧残，对男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远比杀了他还要残忍。说生不如死，一点都不为过。
我一把搂住他，说：“过去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他突然呜咽起来。我能体会到他的那份痛，把他搂得更紧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恢复了平静。我松开他后，他擦了擦眼泪，继续说：“那个台湾老板知道我的事后，出钱给我治病，找了个律师替我办移民和签证。”
“那人不是你弟的朋友吗？”我心想，这谢大多也太能耐了，毒贩子都成了他的朋友。
“大多原本并不认识人家，听我说要去，拐了弯才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