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莉·费奥瑞纳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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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梦幻组合在财务上的保守主义也成了问题

　　　　　　如果公司出了问题，即使只是暂时的问题，戴夫·帕卡德总会亲自过问。1974年2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分公司大发雷霆，对公司管理者们谈对去年业绩的看法。上一年，公司的销售额上升了38％，税前收入也增加了几乎同样的比例。“我们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帕卡德说。存货太多；公司领导层正在谋求扩大低档商品的市场份额，而这是惠普所不应该涉足的；资金有浪费现象；某些部门的利润增幅太低，如果这些坏的先例蔓延到公司其他部门，惠普的股价将下跌50点甚至更多。他怒吼道：“市场才不在乎你们的销售额，也不在乎你们的市场份额。惟一能说明问题的只有利润率！”这时的帕卡德脱下了外套，衬衫的袖子高高挽起，很明显他已经非常恼火了。直到这场45分钟的长篇大论快要结束时，他才稍稍流露出一些同情之心。“我们需要靠你们搞定这一切。”他最后说道，“我们会竭尽所能提供帮助的。”那天下午，将近两百名管理者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都发誓要更加努力工作。当然，1973至1975年席卷美国工业的经济衰退中，惠普仍然屹立不倒。在其他公司纷纷倒闭时，惠普却凭借其低存货量、节俭开支和令股民骄傲的财政业绩而幸免于难。　　　　
　　　　　　尽管惠普最初没有制定正式的退休年龄，1977年休利特仍然决定辞去总裁职务，并在1978年初自己65岁生日那天，放弃了首席执行官的位子。帕卡德在其后7年里仍然担任董事长一职。他们早就想到这一天终会到来，因此已经培养了几位有能力的继任者备选，其中包括营销主管鲍勃·博尼费斯、生产经理拉尔夫·李和约翰·扬——一位能力全面的经理，在电脑和仪器方面都有经营经验。这些候选人都是公司内部成长起来的经理，比两位创始人年轻十几岁。正如博尼费斯后来所说的，“戴夫和比尔努力从公司内部提拔管理者。对他们来说，既然公司里面有这么多知识丰富、才能出众的人，再考虑从外面聘请人手有点荒谬。”他们对这3位候选人进行了短暂的考察。然后，在休利特准备退休的一年多之前，最终人选尘埃落定了。　　　　
　　　　　　每个人都知道，下一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将是约翰·扬。他是候选人当中最年轻的，只有40多岁，但富有决断力，威望很高，而且在惠普工作的20年里，在接触过的每一行都成了专家。最重要的是，他了解计算机业务。计算机正在成为惠普总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虽然帕卡德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类商品。惠普从60年代初就开始涉足计算机产品，因为它生产的高端仪器要求更高的计算能力，惠普显然必须制造计算机。扬取得了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工程学学位，又是斯坦福大学的MBA，能在新旧两个世界左右逢源。此外，他高大帅气的外表也使他看上去像一名新式的首席执行官。他是欧内斯特·阿巴克尔的得意门生，后者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也是惠普大农场的猎鹿常客。　　　　
　　　　　　在7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休利特为扬进行了最后的交接仪式。他们两个坐在惠普实验室里，每人面前有一袋电子零件。当裁判喊“开始！”之后，两人比赛看谁能先用这些零件攒成一个惠普终端机。员工们围在周围观看这场竞赛。结果令每位观众感到高兴，因为它证明扬是一位合格的接班人。休利特首先完成了，扬花的时间比他长一些——可是他的机器能够运转。　　　　
　　　　　　在最初的几年里，扬开了一个精彩的好头。惠普的收入在最初的5年里增长了两倍，到1982年达到了43亿美元。利润和股价也同样取得了佳绩。最重要的是，扬开始改造帕卡德的一项策略，这项策略在50年代和60年代很适用，但在80年代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帕卡德向来认为，如果由具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和营销队伍的独立部门来负责各个主要产品的制造，惠普运转得最好。帕卡德认为，这种分散模式能使公司保持活力并避免官僚主义。然而帕卡德没有预见到，当惠普打算进入复杂的、盘根错节的计算机行业时，各个部门会互相羁绊。80年代初期，公司在不同城市建立了三个部门生产个人电脑，但没有协调价格、产品特点和产品发布的方法。惠普迅速发展的打印机部门对新的图形处理能力倍感兴奋，但有些公司自己生产的电脑竟然不能显示这些图片。一位主要客户在1982年说，惠普就像“三四家不相往来的公司一样”。　　　　
　　　　　　这是扬在事业中第一次需要挑战以前的老板帕卡德。对这位商学院毕业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来说，解决方案很明显：由总部制定重要决策，把下放到部门的权力收回来。但集权令帕卡德反感。他喜欢把惠普看作一个由分散的各个部门构成的松散联盟，每个部门以自己的方式为公司做出贡献。正如帕卡德在80年代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与其尝试新方法，不如坚持你已经掌握的方法。”两人之间最激烈的斗争是关于惠普的计算机生产采取何种战略，这个战略不同于以往在仪器领域行之有效的高度分散的生产模式。扬说自己工作的本质是为计算机生产找到战略方向。他发现一个有点暴发户味道的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梅纳德的数字设备公司——已经在计算机市场上超越了惠普。扬决定要赶上数字设备公司，因此他成了惠普最大的推销员。他搭夜间航班飞到东海岸，亲自向美国的大公司推销惠普产品。扬事后回忆说：“当我开始拜访AT＆T公司时，数字设备公司已经是它的固定供应商了。但到80年代后期，我们把数字设备公司挤了出去，得到了大部分订单。”　　　　
　　　　　　但令惠普震惊的是，80年代的个人电脑革命正在使高科技领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且它的大部分影响似乎正好与帕卡德和休利特的信条相悖。价格低廉的台式电脑使现代电脑技术像汽车或电话那样容易上手。高科技行业正在制造新财富，帕卡德和休利特所不齿的一切都出现在最成功公司的行为中。苹果、康柏、坦迪甚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这些公司都在新产品的生产和调试完成之前几个月就开始大肆宣传。其中很多公司竞争的不是技术的先进，而是价格、宣传口号、华丽包装和可兼容其他公司软件的平台。惠普管理人员把这种方式称为“垃圾和营销”。但它却很有效。　　　　
　　　　　　惠普的领导人所坚持的“产品应该含有自己独特技术”的原则开始显得落伍了。惠普在80年代初期开始生产个人电脑，它配置了触摸屏，因此不同于其他所有品牌的电脑。虽然惠普的工程师都很喜欢它，但其他人却不感兴趣，因此这项产品失败了。10年后，帕卡德主张惠普应该退出这个行业。他的意见没有获得通过，但这种对个人电脑的轻视态度影响了整个公司的看法。　　　　
　　　　　　惠普在财务上的保守主义也成了问题。像大多数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人一样，帕卡德和休利特憎恶借钱。帕卡德晚年时喜欢讲自己如何在70年代初从华盛顿赶回来，在最后关头阻止了惠普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故事。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很光荣，但随着时代变迁，这似乎与现代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方式格格不入。在困难时期，帕卡德对经理们的建议是：提高价格并降低增长率。这保证了稳定的利润率，但也意味着发展速度会慢于那些对公开集资持更现代、更宽容态度的对手们。　　　　
　　　　　　　　　　
　　　　


第一章　梦幻组合惠普不太对劲，这是官僚主义的问题

　　　　　　惠普越来越被人们看作一个开创事业的好地方，却不是硅谷中最快成功的。新的商业英雄是那些30多岁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争取到了一定的风险资本作支持，然后让公司上市，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百万富翁。这些新大亨中有数量惊人的一批曾是惠普的经理或工程师，其中包括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坦德姆计算机公司创始人詹姆斯·特里比格和罗尔姆公司创始人肯·莫什曼等。“你走错了。”当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出惠普时，帕卡德如是说。他们很少当面驳斥，事实上，他们很多人都表示希望在自己的新公司中注入惠普模式中的精髓。但在私下交谈中，这些惠普旧部透露说，惠普变得太迟缓太保守，难合他们的心意。　　　　
　　　　　　80年代后期，惠普尝到了这些问题的苦果。公司的增长曲线不再上行。公司很难做出决策。会议似乎旷日持久却得不出任何结论。当高科技泡沫破灭时，惠普的股价在1987年到1990年期间下跌了50％。帕卡德和休利特看到自己公司出现了问题，他们的态度从关注变成警觉，最后决定亲自采取行动。这时两人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惠普新建的豪华总部大厦里没有他们的正式办公室。他们只是做做兼职，仍然使用自己在惠普实验室大楼里的老办公桌。但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最后一次发挥余热，解决所有问题。　　　　
　　　　　　帕卡德对朋友说：“惠普不太对劲，我觉得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因此，他和休利特在1989年开始查找问题。尤其是帕卡德，他到帕洛阿尔托和科罗拉多、爱达荷、俄勒冈和欧洲拜访了十几位管理人员。在每一站，他都会提出两个关键问题：“你这个部门的目标是什么？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上面？”沮丧的地方经理告诉“老爹”，无休无止的杂务和委员会成天骚扰他们，使其难以完成工作。对帕卡德来说，解决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解散委员会；中止惠普的集权化进程；让执行部门重新掌管自己的业务。　　　　
　　　　　　这时的帕卡德77岁，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走路需要拐杖的老人，但他从来不回避挑战。如果惠普的某些改革需要事无巨细的打理，那么帕卡德就会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当时一位年轻的金融分析家至今还记得帕卡德手上拎着两大捆内部账目资料，笨重地爬惠普总部楼梯的样子。当时的“老爹”看起来像是另一个时代的遗迹：当硅谷的其他人都穿斜纹棉布裤和彩色的敞领衬衫的时候，他还坚持穿白衬衫，打老式紧口领带。但帕卡德发现惠普的簿记系统混乱不堪，决定把它整理清楚，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就亲自动手。如果你不能完成工作，我们会找另一个能完成的人来做——这是他说过的话。　　　　
　　　　　　约翰·扬对此态度如何？这要看你问的是谁。这里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事实上是真相的两个不同版本。在公开场合，扬一直表示解散委员会是一个好主意，还说其实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接受访问时说，作为首席执行官，他必须迅速发现官僚主义形成的苗头。请帕卡德和休利特再度出山帮助解决公司问题是他决定的。他和两位公司创始人在解决方案上达成一致后，他就率先开始实施解决措施。1992年《商业周刊》在介绍惠普公司时接受了这种版本，把扬描绘成一个高瞻远瞩、扭转公司颓势的专家。为了证明自己，扬指出由于仪器部门进行了冷酷然而必需的大量裁员以及销售额全面回升，惠普从1989年到1992年生产率增长了60％之多。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而且确实是扬的功劳。但从更基本的层面来看，扬很没面子。他担任精力充沛、能力卓越的首席执行官已经十多年了，但当公司形势恶化时，惠普仍然是戴夫和比尔的惠普。不仅如此，这两位创始人希望外界认识到自己的分量。《商业周刊》的文章刊登后不久，《财富》周刊记者也登门采访，这回是帕卡德和休利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版本，在他们的叙述中，自己才是力挽狂澜的英雄。“如果需要做什么工作，我们就必须赶到那里，完成它。”帕卡德声称。　　　　
　　　　　　到此时，这两位公司创始人的事业生涯已经日薄西山了。帕卡德的听力不断衰退，即使昂贵的助听器也无法让他听清别人说的话。尽管帕卡德在董事会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当他在1992年初过完80大寿时，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考虑退位了（帕卡德最终在1993年9月辞去了董事职务，时年81岁）。休利特淡出得更早。这时的他是荣誉董事，早在1987年，74岁的他就正式从董事会退休了。他犯过两次心脏病，第二次发生在一次滑雪度假时，因为他没有把医生的建议当一回事。当董事会上所有人都悉心听取休利特的意见时，他有时候却昏昏欲睡。　　　　
　　　　　　即使如此，任何低估这两位亿万富翁之影响力的人都大错而特错了。他们两个人合起来仍然拥有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而且他们对董事会仍然有绝对的控制权。外人知道惠普的董事们也是福特公司、谢夫隆公司和其他大型企业的领导人，但他们不知道，几乎董事会里每个人也都是比尔和戴夫的狩猎或垂钓密友。此外，1987年，他们两人各自的长子——时年47岁的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和43岁的沃尔特·休利特，加入了董事会。而且董事会里没有充满敌意的小派系，所有人以按照帕卡德和休利特的意愿扮演顾问角色为荣。　　　　
　　　　　　1992年初，戴夫·帕卡德决定向同事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打垮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作为董事长，他行使自己的特权，召开了一次没有约翰·扬和其他公司管理人员出席的董事会。“我在整个惠普上上下下考察一番。”帕卡德说，“我和业务人员谈了谈。他们已经对首席执行官失去了敬意。”一次董事会政变开始了。帕卡德希望把约翰·扬赶下台。帕卡德向其他董事解释惠普如何缺少其所需的领导方式；它在市场里的地位正在被微软或英特尔等新锐公司所取代。然后，义愤填膺的帕卡德认定，换一名首席执行官将令惠普重振雄风。他说：“我们需要改变。我希望向每个人澄清这是我的决定，与比尔无关。”帕卡德说完盯着休利特。休利特也盯着他。根据当时的董事杰伊·基沃思的回忆，一种被激怒的表情爬上了休利特的脸。他拿起一支黄色的2号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