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6-明朝的皇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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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法司审问，巡视御史奏称，此人名叫张差，蓟州人，“语言颠倒，形似疯狂，臣再三拷讯”，而“语非情实，词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魔，稽其貌的系黠猾，情境叵测，不可不详鞫重拟者”。
其时福王虽已就国，神宗待太子甚薄，因此“梃击”一案发生，举朝惊骇悲愤，都疑心郑贵妃与她的弟弟郑国泰谋害太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宗不能不采取严格的态度，准奏交刑部严讯。刑部复奏，“拟依殿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这在死刑上名为“斩立决”，一俟定谳，即时执行，而奏定未上，案情有了极大变化。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王之讯问张差
二十七、王之讯问张差
张差被囚禁在刑部，刑部的监狱名为“诏狱”，俗称“天牢”，诏狱的狱政归“提牢厅”管，直属长官是一名主事，名叫王之寀，他上了一道奏疏，初次揭开内幕的一角：
本（五）月十一日，散饭狱中，末至新犯张差。见其年壮力强，非疯癫人。初招“告状着死撞进”，复招“打死罢”（按：所谓“初招”、“复招”，即指巡城御史及刑部两次审问时张差的供词）。臣问：“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即置饭差前。
差见饭低头，已而云：“不敢说。”臣乃麾吏书令去，止留二役夫，问之，招称：“张差，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按：“老公”为对太监的尊称。梃击案即发生在五月初四，是则一到即行凶。）
问：“何人收留？”复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遂与我枣棍，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按：“小爷”指太子。于此可见张差对其入宫要干些什么事先已有充分了解。）
又招：“有柏木棍、琉璃棍、棍多人众”等情。（按：此指慈庆宫守卫的太监所持用的棍子名称。）臣看此犯不癫不狂，有心有胆，惧之以刑罚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啜之以饮食始欲默欲语，中多疑似。愿皇上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则其情立见矣。
这道奏疏一上，朝中得知消息，无不惊骇，一时议论纷纷，猜疑不止，而神宗尚无裁示。于是有个户部郎中陆大受上疏抗言，认为“大奸之奔走死士，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试之于死地，以探其机，而后继之以骁桀，用其死力于不经意之处，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这个看法相当深刻，以张差为试探，倘或不加追究，糊里糊涂了结，则对“大奸”为一种鼓励。因而陆大受主张彻底追究，问道：“张差业招一内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说一街道，何以不知其处？”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外戚郑国泰主谋
二十八、外戚郑国泰主谋
神宗因为原疏中有“奸戚”二字，意指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心中不悦，便置之不理；而流言籍籍，多以为是郑国泰的主谋指使。
那么，郑国泰到底是不是主谋呢？当然是的。历来谈“三案”的，于“梃击”的背景语多含混，或者完全把它归入东林，亦是未曾深考的说法。东林与阉党固曾以梃击一案展开争斗，但那是事后翻案，以当时的情形来说，把持梃击一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是所谓“三党”。力持正义的一些正人君子，此时亦犹未有明显的东林之迹，其后汪文言用计击破三党，东林得握政权，而三党失意分子归入魏忠贤手下，才有东林与阉党壁垒分明的态势出现。
所谓“三党”是以地域区分，结党者多为言官。神宗不览章奏，或览而不报，因而把言官纵容得放言无忌。同时，明朝的御史是参与实际政务的，如“巡按御史”代天子巡方，大事奏裁，小事立决，威权极重；“巡城御史”等于京师的地方官。而御史台又为“三法司”之一，可以按狱，集监察、行政、司法于一身，所以因缘为利，能结成极有势力的政治集团。
《明史·夏嘉遇传》：
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
又《明史·孙丕扬传》：
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给事中……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由此可知，汤、顾是从顾宪成的作为中得到启发，收召门徒，结党自固。但“祭酒”、“谕德”是讲学之官，无法直接干预政事，于是他在台谏中的门徒，自然而然分成齐、楚、浙三党。而为郑国泰在“梃击”一案中大卖气力的是浙党。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十三司郎中会审
二十九、十三司郎中会审
自张差被捕，第一个审问他的就是浙党的巡城御史刘廷元。张差的供词如何，没有人知道，只知刘廷元奏复有疯癫之说；此说是否倡于刘廷元，也不知道，只知袒护郑国泰者，持此说甚力。
第二次审问张差的是刑部郎中胡士相和岳骏声。胡士相亦是浙党，且为刘廷元的亲戚，自然维持疯癫之说。及至王之寀奏上，揭开内幕，群臣纷纷奏请彻查严审，神宗一概不报。事在未定，郑国泰颇为恐慌。于是有个叫过庭训的御史移文蓟州，讯查张差的底细，而蓟州知州的复文则详述张差所以得了疯癫症的始末——这是一套预先安排好的双簧，想铸成张差疯癫为铁案。
刑部依十三行省区分为“十三清吏司”，“梃击”一案虽归山东司郎中胡士相主办，但重要案件，各司郎中都可向长官提出处理办法。这时有两个有正义感的郎中傅梅和陆梦龙发现胡士相在捣鬼，便去见“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的张问达，主张不必等皇帝有所批示，传提张差所供的“马三舅”、“李外父”等等，彻底追究。张问达接纳了要求，派定胡士相、劳永嘉、赵全桢、陆梦龙、傅梅、王之寀、邹绍先等七名司官会审。这七个人中，分成两派，除了王之寀与傅梅、陆梦龙以外，其余都是帮郑国泰的。
审问的情形，据《明史》卷三百四十一所记，是如此：
将讯，众咸嗫嚅。梦龙呼刑具三，无应者；击案大呼，始具。差长身骈胁，睨视傲语，无疯癫状。梦龙呼纸笔，命画所从入路。梅问：“汝何由识路？”差言：“我蓟州人，非有导者安得入？”问：“导者谁？”曰：“大老公庞公，小老公刘公。”且曰：“豢我三年矣，予我金银壶各一。”梦龙曰：“何为？”曰：“打小爷。”于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问矣！”遂罢讯。
庞、刘两太监豢养张差三年，早有杀害太子的密谋，此如何“不可问”？陆梦龙要追出庞、刘二人的名字，张问达亦不肯默尔以息，于是下令十三司郎中会审，这在中国司法史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执法方式。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奸逆有所畏惮顾忌
三十、奸逆有所畏惮顾忌
除了十三司郎中以外，另外还有些司官，如提牢主事王之寀等，一共是十八个问官。这一次会审，张差的供词更具体了。
《明史·王之寀传》：
（张）差供：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有、著有。（小爷者，内监所称皇太子者也。）
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谋，凡五人。
虽然如此，张差的供招单仍为浙党所增改删减，埋没了一部分真相。天启二年，王之寀复起，上一通所谓“复雠疏”，其中揭露：
其后复谳，差供同谋举事，内外设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结党连谋，而士相辈悉抹去之。当时有内应、有外援，一夫作难，九庙震惊，何物凶徒，敢肆行不道乃尔？缘外戚郑国泰私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辈，珠玉金钱，充满其室，言官结舌，莫敢谁何。……劳永嘉、岳骏声等，同恶相济。张差招“有三十六头儿”，则胡士相搁笔；招“有东边一起干事”，则岳骏声言“波及无辜”；招“有红封票高真人”，则劳永嘉言“不及究红封教”。今高一奎见监蓟州，系镇朔卫人。盖高一奎主持红封教者也，马三道管给红票者也；庞保、刘成供给红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诸奸增减会审公单，大逆不道。
于此可知，“梃击”一案的背景异常复杂。所谓“红封教”，是一种邪教，“三十六头儿”之说，显然袭自梁山泊的三十六罡星。明末的邪教作乱，为人所熟知的是“白莲教”徐鸿儒，以及“闻香会”、“棒槌会”等，“红封教”之名罕见，但可断定必与白莲教有关。河北西部自蓟州以迄山东的梁山泊、巨野一带，自汉末黄巾到清末义和团，每逢衰世，邪教作乱之事最多。红封教有郑国泰及宫中巨珰支持，而不成气候，实在要归功于王之寀等人追究“梃击案”，奸逆有所畏惮顾忌，因而销声匿迹。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逆谋牵涉郑贵妃
三十一、逆谋牵涉郑贵妃
除了隐匿红封教谋反的迹象以外，胡士相还想替庞保、刘成开脱，由于陆梦龙的坚持，这一部分总算照实具奏。案情内幕当然也泄漏了出去，成为一条轰动的“新闻”。朝野之间，对郑国泰颇有严正的批评，郑国泰大起恐慌，做了一个“揭帖”散发，作为自辩。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谋，于是给事中何士晋上疏攻郑，措辞极为犀利：
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若欲释疑，计唯明告宫中，力求皇上速将张差所供庞保、刘成立送法司拷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不但宫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
试看“执法讨贼”、“皇上亦不能庇”两语，可知中国固有的法治观念是如何彻底！而亦正因有这样虎虎有生气的言官，才能了解国父监察制度列入五权宪法的本意及价值。
何士晋接下来又说：
设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命国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系郑国泰保护，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则人心帖服，永无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举，一唯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羽，使远遁，或阴毙张差使口灭，则疑复生疑，将成实事，唯有审处以消后祸。
按：这段话初看似乎蛮横无理，倘使张差的逆谋“与国泰无干”，如何又要责成郑国泰保护太子及皇长孙？而且身为外臣，又如何保护？其实，此乃针对郑贵妃所发。玩味语气，何士晋是提出了一个调停的办法：只要郑贵妃能负责太子父子的安全，不妨大事化小，仅将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法办，此外从宽不问。假如郑贵妃连这样最起码的保证都不愿提供，那么，为了替太子消除隐患，非彻底追究不可。
神宗对何疏虽照样置之不理，但亦知道事情麻烦，真个连“皇上亦不能庇”了，所以对郑贵妃表示，要她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郑贵妃大窘，“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向太子乞怜，自己极力剖白，希望取得太子的谅解，为她出面料理。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郑贵妃求援于太子
三十二、郑贵妃求援于太子
太子这时的心理很复杂，一方面因为郑贵妃亲来乞怜求援，不无受宠若惊之感；另一方面由于案情牵连甚广，颇有惧意，也希望风波能平伏，所以表现得非常合作。
有个为太子“伴读”的太监叫王安，是明朝末叶极少数的好宦官之一，他是雄县人，在太子身边已经二十年，郑贵妃一再在神宗面前谗害太子，多亏王安多方保护，此时为太子结好于郑贵妃，代草“令旨”颁示群臣，为“梃击”一案替贵妃“辟谣”，神宗及贵妃对此都深为满意。
为了“释疑”，神宗又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行动，《明史纪事本末》载：
癸酉（按：为五月二十八日）驾幸慈宁宫，召见百官……辅臣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先后至。内侍引至圣母灵次（按：神宗生母李太后崩于前一年的二月，这亦是“梃击案”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如李后在，郑贵妃不敢如此胆大妄为），行一拜三叩头礼时，上西向，倚左门柱，设低座，俯石栏。百官复至御前叩头，上连呼曰：“前来。”群臣稍膝而前，在御座不数武。上练冠、练袍，皇太子冠翼善元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上宣谕曰：“朕自圣母升遐，哀痛无已。今春以来，足膝无力；然每遇节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宁宫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昨忽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耶？适见刑部郎中赵会桢所问招情，止将本内有名人犯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以伤天和，以惊圣母神灵。”
接着，神宗执着太子的手，又对群臣表示他这个儿子很孝顺，他极爱惜；又说，从小养到大，如果有别意，当时何不另立太子，到现在大家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福王在数千里外，倘非宣召，他不能忽然飞了来。这些话是一再强调他本人并无废立之意，并且极爱长子；对于郑贵妃只字不提。用这样的手法开脱郑贵妃，近于掩耳盗铃，至多只能证明神宗对“梃击”之谋事前毫无所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