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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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和邓小平拒绝了高岗的建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饶要拱倒刘少奇的阴谋诡计。
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高、饶事件对全党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后来说：“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
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高、饶事件的教训时，曾提醒全党警惕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希望“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早在1953年夏季，就在那次高岗向党发难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曾强调：全党“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
高、饶不听警告，这两只看不起“鸡蛋”的“鹅蛋”最终被摔得粉碎。
第四节 一场由《红楼梦》引发的大辩论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关于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学术争论，曾在1955年间，引发了我国思想战线上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大辩论。
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它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甚至直接腐蚀我们的党。
〖JP＋1〗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甚至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在这种情况下，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4年10月开始，党中央领导全党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各个领域中，开展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从批判胡适派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开始的。《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属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之一，所以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学术界就有一支专事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队伍。《红楼梦》以典型的艺术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深刻地表现了反动没落的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是一部具有深刻反封建意义的优秀古典名著。同时，《红楼梦》中也包含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于这样一部书，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研究。五四运动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某些红学家们，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出发，把《红楼梦》说成是作者的《自叙传》，是与众不同的“情场忏悔”“梦幻色空”等。他们的这种观点，抹杀了这部小说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因多年从事中国古典著作注释工作而闻名，在红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俞平伯在1952年和1954年先后发表了《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他采用的是考证的方法，而没有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研究。
1954年10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两个山东大学毕业的青年李希凡和蓝翎，首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以不可以批判俞平伯，被置之不理。后来在山东大学教师的支持下，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发表了他们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以后《文艺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却加了按语来贬低文章的价值。
〖JP＋2〗针对这种情况，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肯定了两位青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其实质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严厉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指示要求全党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要求各级党委真正做到把加强思想领导当做自己的首要职责。指示指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使党的领导干部能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以便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通过宣传学习，使广大群众脱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觉悟程度。
中共中央发出的上述《指示》，明确指出批判是属于说理性的，思想斗争、学术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特别提醒应做到：学术批评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队伍；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严格区分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和政治上反动的界限。
各级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干部中组织了对《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还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批判了在教育学方面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批判了在医学方面歧视和排斥中医的思想，等等。在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的同时，党还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宣传讲演工作，向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通俗地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青少年中也展开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
关于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情况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梁漱溟曾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时期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农村自治。1945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和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全议。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内容，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语言过激。比如他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说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得多，并用佛教中的等级制度来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在九地之下”。还说，共产党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等等。
梁漱溟的过激讲话，立刻受到周恩来等代表的反驳和批评，这本来都很正常，会议代表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样有权批评自己认为是错误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把这种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看成了严肃的阶级斗争。他在这次会议上，批判梁漱溟是“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的一个杀人犯。还尖锐地说：“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还批判“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所谓的‘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这些批评显然不能于以理服人。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生喜欢挑战，但是他渐渐感到来自党内外同志们的挑战和争论越来越少，恐怕这也为他晚年犯错误埋下了隐患。
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还领导文艺界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工作，一直站在进步力量方面，曾是鲁迅的诤友。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不屈的斗争，对文艺工作曾经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对进步文化事业有过贡献。但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出一个《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把党向作家提倡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主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体裁等正确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1954年12月，胡风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扩大会议上，又利用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辑部错误的时机，公然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示和转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要求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作为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部分在全国进行。
之后，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大专院校等全部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运动整体是健康的。但时间推移到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材料以莫须有的罪名伤害了许多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批年轻作者。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线，造成了一桩错案，误伤了文艺界一些无辜人士。直到1978年，胡风及其所牵连到的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从1954年10月至1955年上半年，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的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些作为思想批判、文艺批判，都是必要和重要的。但由于把学术问题、认识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本来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成敌我问题，以致伤害了许多同志和朋友，离间了党同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的感情，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这些都是全党的沉痛教训。
第五节 八大路线和反对“个人迷信”
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载入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载入党的史册。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新课题。而在这方面，全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在建国初期，党号召过“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有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但是苏联的经验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全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求。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摸着石头”去苦苦探索，尽量避免一些大的曲折。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我们未能少走弯路，中国共产党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但无论如何，党在1956年对这一探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2月中旬，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10天后，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对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进行攻击。根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关于“1956年斯大林受到的批评”，“我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很焦虑。对于取消限制，打破盲目崇拜，解除高压和解放思想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斯大林除了偏听偏信和固执、冷酷外，这位老人具有他的接班人所不具备的领导才能。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历史。在4月和12月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之后不久，苏联特使米高扬访华，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的做法。但这一原则立场却与苏联对华的经济援助搅在了一起，后来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撕毁援华合同，并频频“逼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连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高层领导都为了还“债”，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