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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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提出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十六条）；在周恩来督管下，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文联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八条）。
这些条例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在反右斗争、拔“白旗”、批“白专”、破“资产阶级权威”中搞错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纠正错误，解开疙瘩，发扬民主，加强团结。
这些条例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在批评被认为是错误观点的时候，严格划分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严格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允许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更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在学术、艺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这些条例还针对科学、教育、文化部门中出现的生产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混乱现象和业务工作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明确规定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开始舒缓。当时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这句话代表了他们拥护这些条例，希望政策不要再变的殷切而又担忧的心情。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因参加会议的各方面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后统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3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扭转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大会。
1月2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讲话。针对“三面红旗”的问题，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说过去3年的困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的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向前迈了一步。刘少奇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热烈欢迎，很多与会者要求发言，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并高兴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作为这次会议的邪音，林彪也在会上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的错误和困难，恰恰是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它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苦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林彪这番离开实事求是，宣扬个人崇拜的发言对会议起了消极作用，同时为他日后攫取更大的权力积累了“资本”。
这次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党对自身的错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舒畅，为动员全党战胜困难起了积极作用。尽管有诸多的如彭德怀问题、右派的彻底甄别问题等并没有得到解决。
七千人大会以后，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方面从下到上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大胆探索。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在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Times New Roman》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都表示赞成安徽的做法。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接见共青团干部的时候，都讲到农村“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且引用了刘伯承常说的那个著名的民间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ZW（〗《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ZW）〗这就是以后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邓小平的“猫论”。
七千人大会之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好转，在城市一些单位中贪污、盗窃、铺张浪费等腐败风气又有所抬头。于是，中共中央于1963年3月1日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由于运动仅在城市开展，又称城市“五反”运动。根据中央部署，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之后农村在1964年至1966年初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两个运动合并，统称“四清”。
“四清”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二场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这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在全国城乡发动的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共中央组织了由几百万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参加的工作队，投入“四清”运动，他们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使得这场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对于清除腐败现象，解决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好的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次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简称《二十三条》），纠正了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左”的偏向，但同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使党向错误的道路走得更远埋下了伏笔。
国家从1961年至1965年，经过5年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在这个基础上，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在这样的庄严场合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可惜这个宏伟的目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无法按计划付诸实施。
第九节 艰辛的探索及腐败的低频变动
从“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13年（1953年至1966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3年，也是腐败低频变动的13年。
13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1953年至1957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1958年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前三年以“大跃进”失误为标志，后两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然后是三年继续调整（1963年至1965），作为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66年开始）前的过渡阶段。调整前后5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所取得的成就是明显的。
以1957年为基数，从1958年至1965年后的8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62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936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Times New Roman》，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Times New Roman》，工业总产值增长981《Times New Roman》。“大跃进”的大起大落给工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在很多方面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三年“大跃进”期间，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尖端技术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1/2以上是在这个时期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生产能力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工业的建设，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钢铁工业形成了大、中、小一大批钢铁基地；机械工业形成了冶金、采矿、电力、石化等工业设备的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Times New Roman》以上。13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工业的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之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家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使我们能够自豪地宣布：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与石油工业发展同步，石油化工这门新兴工业也逐步建立起来。
13年新修铁路8000多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
科学技术成绩显著，原在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项目已提前完成，1963年提前制定了新的10个（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就制定这个新的规划作出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国防尖端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我国自力更生取得的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4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年至1966年，大中专毕业生达到350多万人，是建国后前7年的4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国还在这个期间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
自1957年之后，我们党多次遭受“左”倾思潮的干扰，为什么还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多次说过：“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如同对正确的东西还要作分析一样，对错误的东西也要作分析。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是必须和正确的。超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是破坏性极大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警惕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的危险，也是必需的和正确的，但不合时宜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一些本来正确的东西当做“毒草”进行批判则是错误的。所以在13年的探索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共存于全党共同探索的过程中，也存在于人们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只是有时正确的东西占上风，有时错误的东西占上风，或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区域共生共存。
在13年的不懈追求中，的确积累了很多正确的东西，这是党和人民共同取得的。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共同领导的结晶，这13年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重要的是他后来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从而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JP〗责。”〖ZW（〗《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ZW）〗
同时，值得提出的是这个时期党的领导决策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党上下几乎很少出现以权谋私、贪图享乐之辈。当时以党中央各主要负责人为表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公而忘私的精神在党内蔚然成风，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凝聚力，享有崇高的威信。那时，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就会出现在哪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