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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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笔者在农村当会计，深知大田里的庄稼怎么也比不过自留地长得好，看了《诗经》才明白，原来这并非人民公社的“专利”，倒退两千八百年，到周王朝的田里看看，也是杂草丛生。《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中也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偷懒是庶人对付公田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那就是贵族阶级对付偷懒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意味着贵族战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庶人很难明目张胆地对抗，但是惹不起他躲得起，我“出工不出力”，你监督者，拿我没办法。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就可以连蒙带骗。这是统治者很难对付的“低成本的伤害能力”。
2000多年前贵族阶级的那场失败，迫使当时的统治者放弃了“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制度，大量的公田转化为私田。公田里的集体劳动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这便是鲁国的初税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这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革命的制度变迁，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划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那么，1978年农村的“包产到户”原来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首创，2000多年前就有它的雏形。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诗经》的时代，年轻的恋人们还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还在同样地叫着，从田野里叫到屋檐下。人世过去了上百多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样，并没有多少变化，现代人们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那些不通的心灵和思想哪里去了呢？无须多说，一个个被淘汰出局了。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但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1848年2月24日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至今，共产主义已经在这个星球徘徊了150多年，为了全人类的富足，马克思一生都在奔走呼吁，自己终因贫困倒在了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中国共产党在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后，终于成了执政党，可以带领人民奔向富足大道了。然而却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当富足之神终于来临的时候，我们某些共产党人为什么突然惊恐万状，不仅不举起双手迎接希望的太阳，反而重演了一幕幕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翻身农民兴高采烈，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使农民在失去土地支配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在人民公社一统天下的体制下，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农村至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个疯狂大幻想时期。正是这疯狂大幻想，拉开了大饥馑悲剧的序幕。
让我们以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县来透视整个安徽乃至全国。从1949年至1955年，从初级社到高级化，粮食总产从990万斤上升到2600万斤，这个曾以讨饭闻名的穷县破天荒地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正当人们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前景时，出现了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
人们也许对一位名传遐迩的安徽农民女歌手吟唱的民谣记忆犹新：
粮食垛子堆上天，累得老汉腰腿酸，
摘朵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抽袋烟。
这是1958年浮夸风的代表作。然而，与迷醉的歌谣形成反照的却是彭老总所哀叹的败落景象——
谷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
锅砸了！铲折了！田荒了！禾抛了！
一个尚未解决饥饿问题的古老的农民国度，用极其古老的生产方式，却要在一个早晨赶上和超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得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只能是一部迷乱的狂想曲。
吹牛是要付出代价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的猖獗，直接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大破坏。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实际只有3500亿斤。但是，在层层浮夸下却被虚报为5500亿斤，牛皮吹上了天。然而到兑现交公粮的时候，牛皮被吹破了。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强行拿走了农民活命的口粮，于是饥饿席卷了神州大地，尤其是四川、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乞丐大军奔涌不息，到处是痛苦的呻吟和颤抖的恳求。
1961年2月，曾希圣到安徽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面对全省农村的严峻现实，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际产量记工分”的办法，实质上是包产到户的雏形，并第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961年7月毛泽东同意了安徽的做法，但到这年的12月，毛泽东又对自己曾表态支持的“责任田”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曾希圣针对毛泽东要求“改正责任田”的指示争取道：“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再搞一段时间。”
毛泽东未置可否。
安徽省委坚持“责任田”的做法，直到1962年3月，中央将曾希圣调离安徽，并改组安徽省委。
1962年9月24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安徽省的责任田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再次受到批判。
中国农民经历了太深、太重的苦难，也激发了太强、太烈的渴求。
“责任田”夭折了。但夭折并不等于可以忘却，失落并不等于可以泯灭。“责任田”像生命力极强的种子，在人们的心底，在坚硬的冻土带上，等待着春风化雨的降临，等待着丰收在望的时光。1977年6月，正值安徽的大旱之年，万里被中共中央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从此，这位对百姓一往情深的共和国前铁道部部长便和江淮大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万里，使命崇高而艰辛。他在到达安徽短短几个月内，跑遍了十几个地区的县、市、工矿和农村。发现尽管城市中工业萧条、秩序混乱、供应紧张，但农村的问题远比城市严重得多。他深知农民手中无粮的焦灼，知道离乡背井、沿街乞讨的痛苦和屈辱。
最令万里震惊的是金寨县之行。汽车驶进了该县斑竹园公社和燕子河公社交界的深山区，在一个农户家里，见到了蹲在锅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亲热地同他们打招呼：
“老大爷！”
老人未动。
“老大爷！”
老人仍未动。
万里很纳闷。
陪同的人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站起身来。这时，万里惊呆了，老人竟未穿裤子，光着下身。
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姑娘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说：“别叫了，她们也没穿裤子，天气太冷，就坐在锅灶口取暖！”
万里眼睛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万里没吃饭，他感慨万千地叹道：“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正是农民的困苦和呼声促成了万里和安徽省委的思想变革：必须向极“左”的农村政策挑战！
〖JP3〗饥饿的农民不相信空洞的许诺，唯有大地的富足才是判断历史是非曲直的唯一尺度。自此，“包产到户”的风潮开始在江淮大地涌动。
群众是那么衷心地拥护“包产到户”，而我们有些共产党人为什么视之为洪水猛兽呢？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万里陷入深深的思考。
答案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那么“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必将再一次被扼杀。
为反映挣扎在苦难深渊中的农民兄弟的心声，共产党人的使命感让万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胆陈言，题为《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发言提纲针对“强行捆绑”式的人民公社体制，尖锐地道出了它的弊端，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全国来讲，不宜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建设大寨县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容易办到的。
值得庆幸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同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和扶持农民搞家庭副业，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允许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等。
大地在解冻。
其实，任何一场真正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变革，都不会是先知们的启示，而是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创造的。就在中央只是允许“包产到组”“大包干”的时候，第一个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小岗，像晨星一样升起在安徽凤阳的土地上。
1978年11月24日，在冬日寒风中抖瑟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舍里，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怎么干，才能有吃的？”结论是：“只有一条道——包产到户”。于是他们就豁了出去，因为不然，也是饿死！
死亡也是动力，逼着人们作出求生的冲刺。18户农民作出了当时可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严峻选择。
一张在皱巴巴的白纸上写的三条《保证书》轻轻摆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18户农民拥到桌前，用粗糙的食指在殷红的印泥上有力地摁了摁，将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沉重指纹，依次摁在那16开的白纸上。
如今这“绝密文件”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向人们昭示着那特殊的时期掠过中国大地的那场急风骤雨。
“包产到户”后的情况如何呢？1980年1月10日，中共凤阳县委呈送给万里的一份针对小岗村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用详尽的数字进行了有力说明：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达132 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作物25 200斤，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粮食征购超任务
3800斤，而过去的两三年中一粒未交还年年吃“返销”。
“包产到户”对小岗确实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剂“补药”还补强了全中国农民虚弱的身子。
万里很快开始了他的小岗之行。
省委第一书记来到了穷乡僻壤，小岗轰动了。
万里踏着泥泞挨门挨户走访。当他来到人口多、劳力差的关友江家，见到其竟贮存着数千斤粮食，由衷地赞叹道：“呵，这回‘讨饭窝’不再饿肚子了！”
万里又走进那摁手印的18户中的带头人严宏昌家。
严宏昌向万里诉苦道：“有人说我们小岗村‘包产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
万里显然被激怒了，他庄重地回答：“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要说你们‘拉倒车’，‘挖墙脚’，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万里给你打好了……”
人们这才放下心来。
曾希圣和万里都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的“为民请愿”，个人结局完全不同，一个被免职调离，一个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他们的身上，都闪烁着共产党人党性的光辉。他们无愧是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代表。他们那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同样为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楷模。
曾希圣和万里的例子还说明，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说到底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感情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做官”看重的是自己的提升，于是，只重视上级的赏识，只看重于上级看得见的“政绩”，而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并不关心。也就是说，不能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因此，对人民群众有没有感情，是能否做到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我们考察和判断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第四节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大变革，把改革、开放并列提到了首位，其实改革和开放是两个概念。改革是制度的创新，是建立创新的经济体制；开放是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建立开放型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相互联系、相互推进。开放，引进来的市场经济的种种规则、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不断冲击着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加速了它的瓦解。开放是改革的催化剂，它推动了改革，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不断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为开放创造更好的环境。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开放。
然而，中国的开放之路是非常曲折的。
开放前的中国为封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的大门始终是紧闭着的，这里有主观的原因，更多的是客观的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我国；从60年代起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迫使我们不得不闭关锁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蔡政”（即财政部写作组）的文章，宣扬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这八个字使当时的国人很自豪了一阵子。多年来，不借外债，尤其不向西方国家借债，就成了一条原则。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6《Times New Roman》，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Times New Roman》（1980年《中国统计摘要》），而这点进出口额，其贸易对象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上没有西方国家的商品，图书馆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期刊，工厂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新技术……同西方国家基本没有科技文化交流。除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