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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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勇敢正视所犯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错误，并公开支持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使党内外的思想生动活跃起来。但有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失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最典型的是北京1978年底出现并越来越露骨的北京西单“民主墙”，一些人耸人听闻地喊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有人甚至提出要“美国的卡特政府来治理中国”。他们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等。而在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错误时，思想也发生动摇，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非但不制止，反而给以某种程度的支持，使这种“民主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针对这种危险的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方式作出了反应。他在党的理论工作会议上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在1982年写入了中国的宪法。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该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如果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10年斗争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
邓小平在详细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置于首位的观点后，阐明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驳斥了那些“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经验。他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各国人民在资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是必须继承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的颓废的东西。”
〖JP＋1〗由于在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官员开始利用价格的“双轨”制搞“权力寻租”，被群众称为“官倒”的腐败现象开始滋生。整个中国，不满的情绪在酝酿，对共产党的信任度在下降。据寻租理论专家胡和立的研究成果，在价格“双轨”时期，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比例的40《Times New Roman》，总量可达几千亿元以上。这是滋生大量腐败分子的可能空间。
1985年9月，北京大学学生首先举行抗议活动，大声疾呼：“打倒贪官！”之后，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1500名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学潮迅速波及不少大中城市。
面对学生的示威活动，中国高层感到震惊。邓小平告诫说：“党必须维持最终的领导权”。他为此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纲领是：用西方式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执政；用西方的流行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式经济制度取代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讲话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武器。根据中央纪委《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开除了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党籍。由于及时有力地疏导，学潮很快平息。直接引发这一学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党和政府的许多工作失误所造成的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暧昧的结果，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作用。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大会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这一科学论断，为理解我们党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大会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它，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这5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尤其是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造成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185《Times New Roman》，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这引起了很多群众的不满。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不满情绪在加剧，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富了起来，但其他人仍在受穷，腐败日益严重，劳动报酬和工作实绩不能挂钩，民间流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
由于物价的连年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加剧，诱发了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连食盐都有人抢购和囤积。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进一步加剧。
鉴于上述情况，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此攻击党的领导，推行他们全盘西化的政治立场，妄图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加之，此时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正加紧向东欧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施加影响，一时国内外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甚嚣尘上。1988年末至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明目张胆地搞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终于酿成1989年发生于北京的“六四”风波。
北京“六四”风波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六四”风波平息后，党于1989年6月下旬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重要的调整，选举了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代是自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交接，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证明。
从中国共产党临危不惧，成功平息“六四”风波的事实看，中国共产党是坚强的，是任何敌对势力难以摧垮的；但是，这场斗争也充分暴露了党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一部分党员卷入了动乱，甚至有的成为动乱、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一些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放弃领导责任，个别的甚至支持动乱。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成了很多干部群众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1989年“风波”后告诫全党，对腐败形势的判断不可盲目乐观。“风波”刚过的6月6日，他就在中央会议上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89年9月16日，他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说：“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事实上“腐败现象很严重”。“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ZW（〗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ZW）〗〗
四、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
第一节 “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中国的“人治”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可谓根深蒂固，高举民主大旗的中国共产党，也难免摆脱它的束缚。深受“人治”切肤之痛的邓小平，下决心走出“人治”的怪圈，坚持趁自己还健康的时候从舵手的座位上退下来。
江泽民同志接过中国航船舵轮的时候，航道上阵阵狂风巨浪，天空浓云密布，雷雨交加。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从国内环境还是从国外条件来说，中国还没有陷入过如此的低谷。对于当时的压力，江泽民同志后来回忆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从国内经济方面来说，连续几年的经济过热，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投资摊子越铺越大，到处需要钱，印钞机昼夜不停地转。结果物价上涨过猛，诱发了抢购风。抢购风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
流通领域也非常混乱。各种名目的公司亟待撤并，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倒”亟待治理。
农业生产在经历了“大包干”几年的好势头之后，开始徘徊，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与城里人的反差逐渐加大。
人心浮动，各种麻烦交织在一起，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面前。
在国际方面，由于“北京政治风波”，招来以美国为首的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阻止贸易洽谈，取消贷款项目，利用“人权”问题拼命攻击中国。
不过，中国已敢于说“不！”邓小平对外宣布：“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我们别的本事没有，对付制裁还是够格的。”
“北京政治风波”过后的两三年，对中国震动最大的还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1989年的秋天，随着“柏林墙”的拆除，“社会主义”的东德心甘情愿地统一于“资本主义”的西德，东德付出的代价是，德共中央开除了总书记昂纳克。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在大选中失去了执政党的位置。不久，这个国家干脆一分为二，一个叫捷克，一个叫斯洛伐克。
1990年的最后一个月，波兰共产党（波兰叫统一工人党）把权力移交给了“团结工会”，“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取代了波兰共产党人雅鲁泽尔斯基，成了这个国家第一个民选的总统，共产党下台了。
铁托缔造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则一分为五，国与国间，国内各民族间，连续不断地发生冲突和战争。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这场悲剧中的下场最惨。这位连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要加以含沙射影进行说三道四的前总统，眼看大势已去时只好驱车逃跑，但举报他藏身之地的正是他的座车司机，可见此时他已经众叛亲离。他于1990年12月25日，被“救国阵线”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行刑时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不停地射击，他的尸体被打成了大蜂窝。这位几个星期前还受人顶礼膜拜的国家元首，至死也不明白他的人民何以对他怀有刻骨的仇恨。
曾被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没有逃出这场“多米诺骨牌”的悲剧，思维尔？霍查病死后，继任者阿利雅无法使这盏明灯不灭，它也“西化”了，霍查时代由中国援建的几千处碉堡（为防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入侵），一时还没有拆除，却成了人们“方便”的去处和年轻人恋爱的场所。
匈牙利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最早，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地方，结果，共产党照样失去了执政的地位。
1990年底，保加利亚共产党也在大选中下台，保共第一书记日夫科夫被总检察院指控，犯“以权谋私”罪，从而，在道德方面声名扫地。
最后一个垮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由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激怒了正统的共产党人，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当年的赫鲁晓夫。1991年8月19日，戈氏休假时，〖JP＋2〗“后院起火”，副总统等人搞“宫廷政变”，软禁了戈氏，目的是进行“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这次被历史上称为“8？19”〖JP〗事件的行动，没有得到莫斯科民众和军队的支持，发动者仅仅坚持了4天，试图挽救苏共的最后努力以失败而结束。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