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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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家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坚决维护党的形象……”然而，仅在曾锦城写这份血书的一年后，检察机关就查实他先后收受他人贿赂40余次，款物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
张昆桐上任伊始，也向省委领导发誓：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把党风廉政建设当成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并提出一个响亮而富有感染力的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
但张昆桐最终还是背离了他的誓言，因挪用巨额公款，收受索要他人贿赂款68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罪行，走进了大牢。
第三任厅长石发亮坐上交通厅长的宝座后，立即修筑防腐拒贪的“铜墙铁壁”。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他还制订了“832”工作计划，即八个字：速度、质量、安全、廉政。三句话：上不糊弄共产党；下不欺压老百姓；不溜奸，不耍滑。两条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项不上。然而，石发亮和他的前任一样做了“两面人”，甚至在犯罪的金额和手段的恶劣方面均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
1997年以来，新、黔、川、粤、桂、湘、豫、苏、皖、京等10省、市区，在国家对其交通设施大投入的同时，这些地区的交通部门出现了大面积、高频率的腐败。据统计，截至2005年2月，全国已有13个省市区26个交通厅局级干部出了腐败问题，人们不能不问这是为什么？
“巨大的投入”与“副产品”相关，这一阿曼？哈吉式的表达被人不断地重复。以至形成条件反射，把这一高度腐败群体的出现归结到交通领域投资额度大，提供公共产品多等特殊性上。其实，“巨大的”投入之类固然有腐败机会，但并非必然伴生腐败“副产品”，这里的根子在于公共权力失范。
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取“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的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一切经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JP＋1〗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约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如此巨大的权力掌握在厅长一人手里，用人上又多是“近亲繁殖”，对权力的监督实际上名存实亡。
特别是高速公路，一个项目投资几十亿，几百家投标单位，几十家施工单位，大量的资金涌向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项目的建立和规划，工程的承包和发包等环节，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漏洞，产生腐败。加之，各地的交通厅长、局长又往往是下属高速公路管理局、公路发展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等，有些干脆“肥水不外流”，让自己的老婆、儿子、近亲去干。如此“职务”怪胎，为掌权人提供了监守自盗的绝好条件。他们的腐败——劫持民财一如顺手牵羊之便。
好在如今国家开始注意解决体制问题。比如过去交通厅一人说了算，现在是三权分立，钱这一块专人管，计划专人管，招投标公开透明，其权力下放，定了“八不准”“五不准”，但关键要看制度的落实。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分权制衡结构，把集中的权力分散化、隐蔽的权力公开化。不能让交通厅长一手掌握权力，一手操持资本，否则，交通厅长落马的消息还会不断传来。
〖HT11。H〗 “侯门之子”的“热门选择”
与贪官李嘉廷一起锒铛入狱的他的小儿子李勃，有一句相当经典的“名言”：“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李勃如此自信地谈起自己的职业选择时，相当意气飞扬。
单从字面上讲，李勃的话似乎无可挑剔。比如“侯门”二字，中国历史上称为“侯”的，不是王侯便是诸侯，属于封建社会的高官。这李公子竟把自己当共产党省长的老子当成了“侯”，可见贪官们早已不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这官老爷自然是革命的对象，而身在“侯门”的李公子要当革命接班人，就应该像革命先烈夏明翰、彭湃一样，反叛家庭，划清界限的。而观其行，李公子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革命接班人”是“官位接班人”。而在今天共产党执政的国度里，接“官位”之班，并非易事，既不能世袭，“买”起来也颇担风险。于是乎，高干子弟经商，借助老子的权势去赚个盆溢钵满便“顺理成章”。
还是这位李公子的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
李勃这样说也是这样干的。他仅仅在大学毕业后的6年间，借助父亲的权势，轻而易举地赚进1550万元，说是做生意，实质上是躺在父亲这棵大树下，只管“数钱、收钱”。
在贪官的家庭，类似李嘉廷、李勃这样的父子、父女关系比比皆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领导干部的子女经商，但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最早暴露出来的是贪官陈希同和他的独生子陈小同。陈希同因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并罚，被判刑16年。同时，陈小同也因借助父亲之势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被捕，被判刑12年。
在湛江特大走私案中号称“走私汽车大王”的陈励生背景最深，其父是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陈励生1987年从北航毕业后，先借其父权力搞假手续派驻香港，成为香港居民后再返回湛江，成立假合资公司，疯狂走私，几年间赚了几亿家产，结果父子双双被判重刑。
〖JP＋1〗原沈阳市市长、贪官慕绥新利用职权除自己巧取豪夺外，她的女儿、女婿包揽工程以及承揽一些企业的广告业务获取巨额收入，并在北京等地置下豪宅，慕绥新东窗事发后，其女儿、女婿逃往了国外。
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唯一的儿子程慕阳在2001年4月受石家庄市公安局通缉后逃往国外。程慕阳在大学毕业后受程维高支持，靠着父亲这棵“大树”，采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在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用了不到10年时间，为程家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公司资产总值数亿元人民币。
广州高法原院长麦崇楷伙同儿子麦永成贪污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3600万元，支持儿子开拍卖行，为儿子出面非法获得5500万元银行贷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人们一向认为苏州是个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文化底蕴浓厚、并塑造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平和而理性的官员心态。由于该市负责城建、交通的原副市长姜人杰，因涉嫌贪污受到查处一事，使苏州这个完美的苹果开始出现了第一个“虫眼”。姜人杰也是利用职权之便，为儿子姜荑谋取非法利益，引起一场诉讼，才掀开了背后的黑幕。
日前，《中国青年报》刊出报道，以“公路巨贪”毕玉玺的儿子毕波受审为由头，揭秘近年来一种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衙内现象”。
所谓“衙内现象”，是指一些当权者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通过让子女经商办公司，再以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帮助子女大肆捞钱，实现“权力变现”。这是一种比较隐秘的腐败方式，因而某些贪官污吏乐此不疲。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尽数贪官支持子女经商，无非是把本应用来“谋公”的权力用来“谋私”、敛财，或者认为通过子女经商可以把贪污受贿的钱“洗”干净，赚得合法化，其骨子里所信奉的，不过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利己哲学。这实质上，仍是一种权力的蜕变、权力的腐败，从当事人来讲，则是一种愚昧、一种堕落。
贪官们自己的钱没有不够花的，支持子女经商无非是为子女留下更多的钱财，遗泽子孙。为此，不惜贪赃枉法，结果把家庭变成了腐败的旋涡。
关爱家庭，疼爱子女是人之常情，但身后到底给子女留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方面古训很多，教训也不少。
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说：“子孙肖，要钱做什么？智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肖，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这话充满着人生哲理和智慧。富贵误人，钱财累身，长辈为晚辈留下的莫过精神财富。
常言说，“穷无苗、富无根。”秦始皇横扫六合，实指望江山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却不料胡亥继位第二年就爆发农民起义，秦传至二世而亡，留下千古笑柄。古人云：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福也大，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自家不肯罢。所以，给子孙多留下精神财富才是明智之举，也是历史的经验之说。
第八节 既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
改革开放犹如汹涌的浪潮；冲击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个古老的闭关锁国的民族从此走进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轨道；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由于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不断实现，因而对我们党更加信任、爱戴和拥护，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大马克思理论创新成果，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了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也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伴随滚滚而来的改革大潮，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春风吹动万物复苏，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不管你承不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严重侵蚀共和国的大厦根基。
正如前所述，1997年以来，随着国家大批资金的投入，一条条高速公路蜿蜒延伸，同时产生了它的“副产品”—— 一批交通厅长相继落马。
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一些对共和国的肌体有着致命威胁的“萌芽”也冒出了地面。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因为既“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经济驶入现代化快车道的同时，是我们无意放任了这些“萌芽”的肆意生长。事实上，腐败行为普遍化是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在市场经济竞争的角逐里，金钱就是决策的唯一标准和个人奋斗的唯一目标。
以我们所熟知的两位“烟王”的堕落为例，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
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兼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和河北张家口卷烟厂厂长、书记李国庭，在年轻时都被错划为右派，历尽生活的屈辱和艰辛。在年已半百时才被落实政策予以纠正的。褚时健当年是带家携口被从城市赶到云南的“烟瘴之地”劳动改造的，改革开放后才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而1981年55岁的李国庭已准备退休，市委这时却任命他为张家口卷烟厂厂长、书记。当时，他们都激动得彻夜难眠，决心不负党恩，创造事业也是人生的辉煌。
褚时健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烟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赫赫有名的“红塔集团”；李国庭则发明了烟草发酵新工艺，卷烟质量明显提高，使张家口卷烟厂成为河北省的财政支柱之一。从有关案卷来看，也就是从这时起，腐败的种子开始在他们身上孕育。
随着他们开发的香烟品牌地位的确立，随着他们领导的企业的崛起，他们个人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等等桂冠接踵而来，他们都被誉为中国“烟王”。既然成了“王”，自然就成了企业的“家长”，在各方面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企业的大小事当然由“家长”说了算，企业领导班子失去了对他们的实际监督权。此时，腐败的种子开始发芽了。
由于品牌的效应，他们开始被一些个人烟商、一些“官倒”所包围，用各种糖弹向他们频频进攻，他们只是利用手中一支笔就使不少人一夜暴富。作为国企负责人，他们无法公开敛财，当看着别人通过自己大发横财时，开始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应该“及早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产生了，即那颗腐败的种子在适应的条件下破土而出了。
在“能人治厂”的大旗下，他们开始在企业各个要害岗位上安插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亲信。褚时健把对自己唯唯诺诺的罗以京提拔为玉溪厂的总会计师。李国庭则把他的情妇冯季玲从一个普通工人，一直提拔为主管财务的副厂长。企业内部虽然也有纪检、审计、财务、职代会等多种监督组织，但这所有都成了被监督人褚时健和李国庭两位“大老板”的摆设。实际上已没有人可以监督他们。当他们这一切“任人唯亲”和“大权独揽”“专断独行”的做法终于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而纷纷向上级反映时，而出于对有贡献的改革家、优秀领导干部的保护的动机有关上级机关却未予理解和重视。于是那棵破土而出的“萌芽”开始在阳光下堂而皇之地生长了。
他们开始“曲线救国”。褚时健的妻子儿女开始收爱烟商提供的“好处”，褚时健也通过自己的亲信把数亿元的销售收入存放在账外，使之脱离企业的监控。李国庭也选准了计划外卷烟的“总代理商”，并让冯季玲来操作此事。
这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己还没有明显地将国有财产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处在观望和权衡的阶段，只是把“国家财产”放到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为“侵占”做好时刻准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开始举报他们的“账外资金”，但有关部门就是不相信也可能认为这些有贡献的人可以有这种“权力”，他们不相信群众，却相信“红塔离不开褚时健”，“张家口厂离不开李国庭”，不知为什么，某些共产党人有了这种思维方式。
结果，褚、李的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