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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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2005年1月10日透露，2004年国资委对181家中央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时发现，有40家企业总资产损失超过10《Times New Roman》，40家企业的总资产损失超过20《Times New Roman》，这些企业既没有达到做强，也没有达到做大的目标。在清产核资中发现181家企业申报处理各类资产损失共31778亿元，占92万亿资产总额的42《Times New Roman》，占净资产的99《Times New Roman》，加上财政部已核准的近千亿元资产损失，清查并核销掉的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54《Times New Roman》。
2005年6月28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62岁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大会提交了200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与往年一样，李金华依旧铁面无私地披露了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违规金额906亿元，近10个部委被点名，其中年年“榜上有名”的水利部再次被上“黑名单”，据查，该部滞留资金35亿元，其他违规资金近14亿元〖ZW（〗2005年6月29日《大河报》。〖ZW）〗。
除水利部外，其他37个被点的中央部门也不甘落后，比如国土资源部3个部门违规建设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各类违规金额71549亿元，19个部门或下属单位设置账外账。还有18所中央部属院校以及卫生部所属医院超标准收费更是触目惊心。
18所高校一个年度乱收费竟达868亿元，每校年平均接近5000万元，而这还不包括几十万所中小学的收费情况，如果都算进来，那该是怎样一个令人咋舌的“乱”局。之前教育部的官员说，乱收费只是“个别问题”，但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25日的报道，2004年度被国家审计署纳入审计的高校一共是19所，19所高校中就有18所审出了严重的乱收费问题，能说是“个别问题”吗？况且，这18所高校个个都是鼎鼎大名的名牌，个个都是以经费充足、管理严格著称的名校，他们都“有辱斯文”，乱收乱支，其他那些缺钱少管理的普通院校呢？
李金华曝出的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10家医院收受回扣的“战绩”同样令人震惊，2001年以来，这10家医院收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等支付的各类回扣约3亿元；在2003年至2004年8月的医疗收费中向患者多收1127万元。
3个亿是啥概念？每家医院平均收回扣近3000万元，即3年多的时间里，每家医院每年有上千万元的药品回扣款项入账！
对医药费虚高，百姓就医难，这个问题人们并不缺少痛斥和曝光。2005年3月，卫生部长高强曾痛斥“虚高药价”是对百姓“生吞活剥”。而据一份卫生部的资料显示，我国有近五成的居民看不起病，有七成农民去世时因无钱住院只能在家里送终。
“回扣成风”之所以成了一只“皮球”，被踢来踢去，根深蒂固的原因是没有找到给这只“皮球”放气的良方。我们应当看到有一两个医生收药商的红包，那是医务人员的道德问题，一两个医院靠吃“回扣”发了横财，这是管理制度的漏洞问题，如果说大面积的医院几乎都大同小异地使“回扣”之风呈席卷一切之势，那就只能说这早已形成一种综合性病症，是多种社会疾病长期作用的结果。要根治这一痼疾，非得彻底地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能让少数人利用大众的医疗卫生资源大发横财。
李金华挥舞审计“利剑”的确尽职尽责，按他的说法，审计这只国家的“看门狗”真是毫不留情地年年“咬”，但被“咬”的部门却又年年“我自岿然不动”，水利部如此，国家体育总局更是“屡审屡犯”。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曝光了国家体育总局竟敢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用来建设了龙潭住宅小区，总局职工确实享用了这高档小区的舒适和豪华，同时也肥了某些经手的官员，皆大欢喜。然而，这属于全国人民发展体育事业的钱竟由少数人去享用，被剥夺的老百姓能不愤怒吗？不单老百姓愤怒，连京官李金华也怒不可遏，可愤怒归愤怒，体育总局的职工早已入住那“龙潭”，就不理你的茬！老百姓痛斥的风波自然不小，当时正值备战雅典奥运会的最后时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网站同时登出了三篇评论，其中一篇是《不要炒作全力支持》。文章说：“当中国奥运大军开赴雅典的时候，境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会用各种报道来干扰代表团的工作，使得他们不能专心指挥作战，而疲于应付诸如此类的事件。”于是，在“雅典奥运”的大旗下，百姓们只得顾全大局，李金华只得“苦笑”，体育总局的官员们从此装聋作哑，采取鸵鸟政策，拖着不办。
2005年6月28日，李金华长剑再指体育总局彩票管理中心，这里的“猫腻”更是惊人，彩票中心下属两公司竟违规自肥558亿元，消息掀起新一轮的社会关注。而体育总局的职工却如此发言：“彩票中心自肥5个亿啊？真是肥啊！这么多钱没有给我们分一分呀！”
事件的情况是：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向体彩中心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巨额彩票发行费，但支付额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单说印制费，每张彩票成本不到两毛钱，拨款时按照每张一块钱，发行中的补贴更是超标。这样两公司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还实际盈余558亿元，在这558亿元中，两公司已违规支出13亿元购买综合楼用于出租，另有131亿元作为提取的个人奖酬金，由于监管不严，从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彩票发行费已经流失2341万元。
面对审计署摆出来的明确的数字和资金流向，体育总局没有给出一个站得住脚的解释和说法。而总局一位一直对彩票资金怀有担忧的官员则表示：“其实我们自己都预感到会出事，钱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儿！”
对此审计署该怎么办？李金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再次流露出的无奈，强硬地表示“屡犯屡审”。
从国家审计署资料获悉：2000年至2004年，5年完成审计项目198万多个，查出损失浪费4209亿元，促进增收节支6529亿元，提出被采纳建议1029万条，发现大案要案线索9841件。2005年，全国有22万名党政领导干部接受了经济责任审计，共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损失浪费49亿元；同时对全国91万个单位审计后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150多亿元，向纪检司法机关移送各类违法案件线索1370多件。审计工作的赫赫战绩，让国人的反腐败信心大增，“审计风暴”的名声大振。
近年来的“审计风暴”固然让一些部门闻风丧胆，但“屡犯屡审”的结果让人觉得“光打雷不下雨”，是否应该掀起另一场风暴——动真格的“纪检风暴”和“检察风暴”呢？洞察以上这种肆意挥霍国家资产、侵吞百姓利益的现象，当事人为什么不感到信誉扫地、良心自责呢？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的人生价值衡量标准变了，思想观念变了。其表现有三：
第一，人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价值衡量标准由过去的注重政治标准转化为经济标准，也就是说，人们看一个人或一个阶层的价值标准，不是看他对财富的生产和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们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过去盛行的人与人的尊严在金钱面前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圣——人本身被金钱异化了，金钱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映的却是物与物之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分析入木三分，他说：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因为这样，金钱已不是机械的、天生的存在物，而成为有灵魂的怪物，引人崇拜。在金钱拜物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本身的价值被降低了，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人吃人的“霍布斯丛林”，为了金钱而争夺拼杀。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在对职业声望进行评估时，相当多的人联系到职业的经济收入，以某一职业能够给其带来的经济实利多寡为判断标准。娱乐行业的“跪式服务”以及娼妓的盛行，都是“笑贫不笑娼”的拜金主义的典型表现。有人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仇富者”。假定这个阶层存在着，可以肯定，“仇富”心理中存在对为富不仁，获得不义之财仇恨的一面；也可能存在敌视富者的“挤出效应”，即因为富者的首先介入，才丢掉愿望中本属于自己的发财机会，而迁怒于先富者。显然，后者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对金钱的仰慕。
第二，在追逐金钱的欲望被强烈激发时，出现了不择手段追逐金钱的现象。民间俚语“只有钱是不行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体现了市场经济中人们对金钱的渴望。这种非理性渴望甚至造成家庭不和、邻里反目，法院门庭若市、万家诉讼成了一道风景。李景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一书中说：“眼下凡是出台一个可能获利的机会，立即就会有千千万万个人争先恐后地去争夺；正常生活轨道上的任何一件平常事物，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挖空心思去寻找能够获利的歪门邪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除了劳动致富的因素外，不乏因为权力、土地、劳动力、公共资源等的近水楼台的暂时掌管而萌发邪念者，要通过这些资源的稀缺性迅速致富，致富的欲望使某些人变得疯狂、丧失理性。
为实现一夜暴富的目的，中国农业银行河南清丰县支行古城营业所以主任梁宏纲为首的4人团伙铤而走险进行“博彩”。从2004年12月下旬起至2005年3月30日不到4个月的时间，4人采取“空存亏库”的办法，即在体彩站人员无存款的情况下，他们以体彩站人员的名字虚开大额账户存单，而后4人中再由一个进行选号，银行向体彩站转账付款。如此这般，他们先后20余次共计挪用公款700余万元，仅3月30日一天就挪用300万元购买体彩，结果无一中奖，万般无奈之下，4人集体向清丰县检察院反贪局投案自首。
《中国监察》2005年第15期以“被金钱毁灭的人生”一文披露了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的歧路人生。林福久案发前是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以其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数罪并罚，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5月27日对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林福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追缴其犯罪所得704万余元。林福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4年7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4年12月24日，林福久被执行死刑。
作为一个地级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职务并不算高，权力也是有限的。但却能聚敛高达58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令人瞠目结舌。林福久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深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贪欲的驱使下，大肆滥用、骗用权力，疯狂敛财。
自1993年起就疯狂进行权钱交易的林福久越来越贪婪，被捕后，他向办案人员交代：“没有钱的时候，心想有200万、300万就满足了，当有了200万、300万之后，还是不满足。尤其是到了香港之后，看到我过去生意上的朋友，有了十几个亿，才是中产阶级。再一看，我这点钱算啥呀！要干点事怎么也得有一个亿！”为实现亿万富翁之梦，林福久开始不择手段。先后以他人名义开办了9家公司，并充分开发权力资源，利用手中贪污受贿得来的赃款，再向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放高利贷，利息从月息2分到5分不等。
到2003年，林福久先后投入2100万余元，分别向12人放高利贷，共获利1179万余元。有人给林福久算了一笔账，他在进入实权系列之后的10年间，每天聚敛的钱财超过1万元。透过林福久的人生轨迹，不是可以得出金钱真是个可以送人上天堂又可以让人下地狱的怪物呀！
第三，金钱崇拜论与人们对它的疯狂追逐行为，必定塑造一种铜臭文化，极大唤醒了人们的金钱意识，使得社会文化低俗化、媚俗化。文化不是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而是服务于人们的赚钱的目的。文化的生产者也低俗了，文化的服务对象——大众也低俗了。势利、趋炎附势成了时尚，连小学生也滋长着攀比（比阔、比富）的心理。据报道，一个父母是工人的上小学的女生一本正经地向妈妈说：“你怎么不找个情人呢？我们班小明她妈就找了一个大款情人，还开着车接小明去咖啡厅呢！”真让人欲哭不能。
中国是礼仪之邦，但在不良的社会风气中，在腐败分子那里，人情来往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渠道，“人情网”演变为“贿赂网”。这种专向“权势”往来而不与人民大众往来的风气越来越激烈，从而刺激了贿赂性“往来”的蔓延。而且，这种往来有三大好处：一是两头保险，“一对一”的活动，安全可靠；二是名义好，过年过节，相互来往，联络感情，皆大欢喜；三是“公贿”活动，不是个人掏腰包，反正用的是公款。
所以，党中央一再提醒全党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拜金主义，横扫铜臭文化。早在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说：“有些党员和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追求和模仿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信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是很危险的。”“日本一个教授写的《清贫的思想》一书，认为被金钱欲、物欲、占有欲所支配是很危险的，现在需要重新宣传清贫思想，以清除人们在精神上的贫困。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