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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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在“紫云轩主人”的办公室兼卧室里，人们看到的是一张陈旧的大写字台，几把陈旧的圈椅，一张硕大的木制硬板床，床上放着打了补丁的白色毛巾被和枕套、衣架上挂着同样打着补丁的睡衣，据说这件睡衣毛泽东从解放初期一直穿到他去世。然而在这间朴素无华的房子里却充满着浓郁的书卷气，荡漾着浓浓的书香，床上靠墙几乎占床三分之一位置堆满各种线装书，桌上、书架上，甚至洗手间坐便旁到处是书。主人生活在书的海洋里，他手不释卷，心里装着全中国、全世界，还容得下去享受荣华富贵吗？由此想到当今不少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家里装修得富丽堂皇，各种奢侈品应有尽有，就是没有书。落马的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就是个典型例子。在他堂堂一省之长的书房里竟没有几本书，书架上取而代之的是黄金、玳瑁、象牙雕刻等贵重工艺品。这种人心里还会想着人民、想着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去奋斗吗？
〖JP＋1〗进城后的毛泽东自身牢记“两个务必”，生活中坚持克勤克俭，在用人上也特别反对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毛泽东很重感情，但在处理与亲友故交关系的问题上，一直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原则：亲友故交生活上确有困难的，自己就解囊相助；如果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企求，则一律按规矩办事，决不循私情。建国后，毛泽东的收入除供生活开支外，并不富裕，日常生活也是过得十分简朴，好在他有些稿费，可以用于接济一下生活有困难的亲友们。毛泽东经常向全党各级干部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的许多亲朋故旧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则提出要到北京来。接到这些信，毛泽东很为难。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我们共产党如果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给我过目就行了。实在不好解决的，再交给我。天天看信、天天回信，别的事我就不用干了。”秘书问这类信怎么处理时？毛泽东回答说：“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凡是反映地方工作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做参考，但不要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1—163页。〖ZW）〗
人总有三亲六故。毛泽东也不例外。在如何对待亲友的问题上，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特别是在他成为执政党的领袖、新中国的主席之后，仍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亲友的密切联系和情谊。他爱亲友，却从不为亲友谋私利；他重感情，但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始终严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原则，即使在对待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以及韶山的毛氏弟兄、母舅文家的表兄弟也同样是用“四不主义”，从不违反原则。
毛泽东除严格要求个人和亲友外，在对下属干部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圆满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后回到东北，在哈尔滨、长春和沈阳都受到了当地官员的盛情接待。对丰盛的晚宴、豪华的房间，毛泽东很是生气，批评那里的省市领导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沈阳的干部会议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讲起了这几天的亲身经历：“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的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说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说到这里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里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当李自成啊！”
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页。
对于大吃大喝，毛泽东一贯反对，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针对大吃大喝、讲究排场，迎来送往、铺张浪费，毛泽东和历届中共中央都是明令禁止、严格查处的，然而时至今日仍有禁不止，大有顶风而上的人。一顿饭吃掉农民一年的口粮，一个乡政府一年吃垮一家饭店的报道已不是什么新闻。一届乡政府吃喝欠下的债，几届乡政府也还不完；不少县级政府的吃喝招待费年年剧增，从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甚至还多。这些号称人民父母官的人，对照一下50年前毛泽东的批评，不感到耳热脸骚吗？
毛泽东在对待子女教育方面的广阔胸怀，不仅为广大共产党人，同时也为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作出了表率。毛泽东如何对待长子毛岸英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时，毛岸英刚刚8岁，后经组织营救，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被送到上海。毛岸龙病故。1937年1月，毛岸英兄弟到达莫斯科。1939年毛岸英加入共青团，1943年1月转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被授予中尉军衔；随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学校加入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后，毛岸英担任苏联红军坦克部队某部连指导员，参加了反对德国侵略的大反攻，从白俄罗斯一直打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1945年初，毛岸英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斯大林送给他一支小手枪作为纪念。
战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一年。1946年1月，毛岸英秘密回到延安，党籍从苏联共产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踏上延安黄土地的那一瞬间，毛岸英心潮澎湃，“五更归梦二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19年了，整整19年！毛岸英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1927年8月1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到板仓。那一年毛岸英5岁，岸青4岁，小弟岸龙刚刚4个月。
在延安王家坪，毛岸英重见父亲的那一瞬间，热泪满盈，他汇报完在苏联的情况后，毛泽东朗朗一笑，紧紧抓住儿子的手说：“苏联大学你毕业了，中国的农业大学你还没有上过。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不懂农业，不懂农民，是搞不好中国革命的。”谁能料到，这就是毛泽东喜逢长子的第一席谈话。
毛岸英频频颔首。次日打好背包，就到吴家枣园住下来，每天和劳动模范吴满银一起干活、吃饭、开会、睡觉。几个月下来，手上长出了茧子，脸上被风刮起了皱纹，一说话办事，不自觉地先考虑农民会怎么想。1947年至1949年春，毛泽东又安排儿子参加土改工作团，先后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山东阳信县张家集参加土改运动，进一步深入了解农民和农村。当年，毛岸英以杨永福的名字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名为《鞋下一层土》的打油诗，表达了自己下乡进行土改的思想感情变化：
郝家坡土改两个月，
人问我最贵何所得？
是不是金，是不是银，
是不是地位和美名？
我说一样也不是，
却是那鞋下一层土！
感情质朴，诗情满怀。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毛泽东为此举办了新中国领导人家中的第一次喜宴，只是新郎、新娘双方家人以及几位老朋友相聚一堂，几个家乡菜，几杯薄酒，其乐融融。
宴毕，毛泽东从卧室里拿出一件呢子大衣，递到毛岸英手里，说：“你们结婚，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天冷了，白天岸英穿，晚上当毯子两个人盖，思齐也有份儿！”说得新娘子不好意思低下头来。毛泽东“哈哈”一笑，打破尴尬：“这件大衣1945年重庆谈判可打败了蒋介石呢！”原来1945年9月毛泽东被国民党邀请去重庆谈判，叶剑英帮忙做了这件大衣，回延安后毛泽东一直没有舍得穿，压在了箱底，今天终于派上用场。
这就是毛泽东为儿子娶亲的喜宴，这就是当时任共和国主席的父亲送给儿子的礼物！
看看今天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为子女结婚大操大办，利用婚丧嫁娶之机，大肆受礼敛财，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不少人为此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甚至为此丢了乌纱帽。这些被某些人看来是小事一桩的问题，往往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党性原则的试金石。
〖JP＋1〗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毛岸英在父亲的支持下，19日随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那时候，志愿军总部就设在离美军驻地不到百里的地方，飞机每天都在头上盘旋，在朝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毛泽东父子都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他们对这一点都非常清楚。毛岸英新婚刚刚一年，完全有理由坚守在北京人民机器总厂的领导岗位上，用其他方式照样可以支持抗美援朝。但是，毛岸英在生死线上首先考虑的是党和人民的第一需要，带头第一批来到朝鲜，用彭德怀的话说：“毛岸英同志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军。”毛岸英也第一批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的电报发回北京，毛泽东得到噩耗，精神恍惚足有几分钟，才痛苦地说出一句话：“谁叫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7—178页。〖ZW）〗
毛泽东的心灵从此承受着巨大的创伤和压力，后来当刘思齐愁肠万千地向毛泽东提出，是否将岸英的遗体运回祖国时，毛泽东沉痛地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毛岸英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却处处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风亮节。他和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失去的其他五位亲人一样，把一生都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毛岸英同他的父亲毛泽东一样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亲情与党性的天平上，始终是向党性倾斜的。
毛岸英的童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外祖母姓向，向家人口多，生活较为宽裕。在杨开慧牺牲前后，向家对毛岸英兄弟给予了很大帮助。毛泽东当选新中国国家主席后，亲戚们自然会有自豪感。毛岸英的表舅父向三立1949年10月中旬便寄来一封“要求照顾”的信。10月24日，毛岸英很快回了信，他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根本的原因之处，正在于此。皇帝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地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殊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同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0月24日（1949年）
毛岸英的这封信，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同志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参观时，曾一字一句地朗读，并请纪念馆帮助复印一份。江泽民同志当时颇有感触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