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7-驼峰航线-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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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机场。
在密之那机场，王敏碰到了一位远征军少尉，他不停地打听国内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少尉已经出国三年了。
少尉告诉王敏，远征军和英军、美军（主要是以远征军为主）整整把密之那用炮火翻了一个个，才把这座城市拿下来。都拿下来几天了，也没敢相信机场已经空了，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
日本人撤走了。
是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最先报告的。少尉告诉王敏。
因为一直是按照机组两个人发的报，飞机坠毁后，中航一直是以两个人失踪向上报送，根本就没想到半路上“捡”到的那个瓦德。而瓦德所在的部队，对于他的“失踪”感觉莫名其妙—— 一个大活人，据说一分钟之前同伴还看到他站在跑道上，一分钟之后，就“倏”地没了。等到再发现他时，竟然是在几百公里的缅甸，谁敢相信这是人做的事情？
后来想，那天是所有的巧合、偶然都撞到了一起——万一飞机上再有一个人，伞却只有三个，怎么办？
回到昆明后，因为失礼，没按章程做事，安迪生多次通过不同途径向王敏道歉，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并想能再和他“飞一回”。王敏一开始是拒绝，时间长了，也觉得人家都这么诚恳了，也不能太卷情面，终于，两个人又再飞了一次。
而这一次，尽善尽美。
飞行员竟然没学过跳伞，这在世界航空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问老人，老人们都说，的确是这样，边飞边摔，补充上来，再去飞，哪有什么时间练习跳那个伞哟！
悲剧也好，喜剧也罢，中国航空公司飞越“驼峰”的勇士们，在默默飞越世界上最难逾越的航线中，用大无畏的勇气，谱写着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篇章！
注一：《龙之翼》。
第四部分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五：华人杰
1999年开始采访“驼峰”航线，第一个结识的就是华人杰。
华人杰是1944年从昆明西南联大被选入中航的，其他同学都做了副驾驶，只有他成了一名报务员。
老人说，第一次正式上机、第一次飞“驼峰”、第一次就遇上了迷航。当时是强降雨，坐在座舱里，外面的雨下得那个大，像瀑布一样，顺着风挡玻璃往下淌。机长叫寇卓恩（R。 W。 Coldern，于1945年驾驶中航77号C…47在驼峰上空失踪。笔者），也是被邦德刚从美国招募来的，对航线、地形都不是很熟悉，那天从汀江出来后就是盲飞，进云后遇到这么大的雨，怎么也飞不出去，发现航向不对了，没见过这架势的机长问副驾驶，副驾是我的同学，和我一样，也是才上天，一问三不知。这下可好了，等于三个“外地人”在暴雨之夜挤在一辆不知开到哪里的破车上，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
副驾还直抹眼泪，他们两个全看着我——此时罗盘失灵，无线电定位仪也不正常，希望就寄托在我这部电台上了。那种天气，就是电台是好的也不好用，耳机里全是杂乱的电磁波信号。我也慌啊，越慌越紧张，那汗流得，和外面的雨似的。运气啊，实在是运气，我三弄两弄的，竟然和地面联系上了。恰巧有两架飞机已经到达，说了空中这个情况。于是地面让我们做十一度修正，估计他们是大致猜到我们迷航的位置，否则也没有这个胆量“修正”。我们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也不管行不行，就是赌一把，做最后一搏！
那天幸亏虽然是强降雨，但没有强气流，再有，罗盘和定位仪失效，但电台还是好的，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和你说话了。老人说。
瀑布一样的大雨中，一架C…47艰难地穿行在其间，闪电、雷鸣，不时地在它旁边，不是闪在它的机身上，就是炸在它的蒙皮中……华人杰：“实在是太险了，但也奇怪，飞机一过了云南驿，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躲过了大雨中的迷航，还有一次到了家门口——巫家坝机场上空，能见度不好，飞机降不下，碰巧电台又坏了……电台坏了，一点“辙”都没有了，又是大雾，盘旋了好一会儿，快没油了，三个人连降落伞都背上了，就要跳了，机长大喊一句：“看到了——”老人说，机长哪怕再晚喊两秒钟，他和副驾驶就都下去了。
华人杰：“幸亏没跳。别看我们来回都背个伞煞有介事的，其实，谁都没专门学过跳伞，跳出去是什么滋味、能不能平安落地，没有一个人敢拍自己胸脯说行！”“真的？”听了老人的话，我大吃一惊！
“你去问问其他的人，看谁学过跳伞。”老人笑着对我说。
老人在中航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多月，就离开了。
问老人，为什么离开，是不是害怕？
华人杰笑了，那个时候，哪有害怕的，是“组织”让他离开的。
对了，想起来。老人在大学里，就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听从组织安排，华人杰才离开中航，到别的地方战斗。
真正使老人“声名大噪”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飞虎协会”、“驼峰”协会组织过几次二战老兵来中国，作为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华人杰理所当然地出面接待。
“人家是到当年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结果却出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老人难过地对我说。
2001年7月3日，我正在老人家中和他闲谈，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老人拿起电话，一阵急促的声音传过来。很是说了一段时间，老人才放下话筒。老人坐在椅子上，沉思很久，对我说，缅甸打来的，一个倒红柚木的商人，在那边丛林里发现了四架当年的飞机，估计是C…46、47，以为发大财了，把开过去的日本人的越野车都卖了，柚木生意也不做了，雇几个人在那里看着，想让我帮助联系美国那面。唉，人家当年拼着性命帮咱们打仗，现在反而要靠卖人家的尸骨索钱，这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啊，云南也有几个人，说是帮助飞虎队找飞机，向美国人要钱……
那一天，和老人谈得很晚才走。和老人告别时，老人说，8日再给他打电话。到了8日那天，我把电话拨到老人家，一个陌生的声音听完我的说明，用低沉的语气告诉我，家父，已经离开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睡，一直想着老人那句话，把发现飞机残骸的准确位置告诉有关方面……
第四部分温良恭俭让的副驾驶——周柄
日本人一路烧杀抢掠地进入长沙后，和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学生一样，周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沿着长江一路上溯，来到昆明西南联大。1944年中航到西南联大招收副驾驶，那个冲破层层拦阻，从长沙跑到抗日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批被录用的大学生之中。
和别的工科生有点儿不同，周柄在大学里面读的是“政治系”。
生就一副慈眉善目，总是一副笑容。2001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老人，就感觉他“写”在脸上的慈祥与和善，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国统区”竟然也有“政治学”，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就问：“伯伯，你们难道也学‘政治’”？
笑而不语。
缠了老人许多次，一定让他讲飞“驼峰”的经历。每次，周柄总是笑着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别处。也许是看我的确真诚，最终，老人找出自己精心保存的照片和文字复印件送给了我。
后来，总是不断地给老人打电话，也肯定是被我三番五次地“搅”烦了，觉得实在是拗不过我，老人终于在电话里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不容易啊，实在太不容易！”有老人告诉我，周柄啊，那个人才好哪，做事踏实，又兢兢业业，飞“驼峰”时，他是副驾驶，很多机长都愿意带他飞。
在中航飞“驼峰”将近一年，周柄飞的几乎都是夜航，总共有一百五十多个来回，三百多次。
月色撩人。
汀江机场，跑道上，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满载的C…47抬起机头，钻入茫茫夜空中。
机舱内，仪表盘上各种仪表的指针和读数均发出蓝色的微光。发动机轻快、柔和的声音萦绕在耳边。在夜空中，这种声音是安全、是生命的保障。
抬头向舷窗外看去，星月交映，神奇的大自然此时带给人的不是惊恐，而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如果不是该死的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人入侵这个美丽的家园，没有硝烟，没有战火，没有杀戮，每个人都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过着宁静的日子，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然而，一切只是假设。
宁静的月光没有持续多久，前方就出现了“云遮月”，想都没想，C…47毫不犹豫地一头扎了进去。
周柄：“夜航飞‘驼峰’，我们一般多半程是盲飞，这时仪表的可靠性就非常重要了。罗盘显示差一度，可能我们就要偏出十几公里，可如果一旦差了，哪是一度的事情啊，我是副驾驶，飞机一起来，几乎就盯着那几块表，生怕出错。什么云、雨、雾，不躲不绕，往里飞就是。”远征军把密之那拿下来之前，白天飞要比夜晚飞紧张得多——日本人零式机随时出没。
“驼峰”飞行后期，远征军把密之那拿下来后，不必飞北线，相对来讲要比前期安全一些，但也是麻烦，飞机性能不行，“驼峰”、横断山脉既无地面站又无导航台的，怎么样都不好飞，冰山雪峰不说，一个多变的气候就足以让整个机组都难以应付。可即使再不好，大家也都不愿意太往北偏，喜马拉雅山脉，虽然只是个尾部，但和日本人零式机相比，也安全得多。毕竟，日本人不是时时刻刻都出来啊。所以，飞南线，一般都带着侥幸心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外面，要是夜间，好家伙，就是期盼仪表、导航千万别出错。
周柄：“那一次我们一出来，是白天，机长让我什么都别干，就看着外面。看着看着，突然风挡玻璃上出现一个黑点，这个地方有黑点，肯定是零式机啊。我大叫一声，日本人——机长马上就俯冲，进了山沟。‘黑点’也跟着进沟，就在我们‘对面’，不对啊，零式机速度再快也做不到这个水平，我伸出手，在舷窗玻璃上一摸，‘黑点’没了——一场虚惊！”精神上高度紧张，老人说。
再让老人讲，老人笑了，“只要飞那条航线，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只要是摔不下来就继续飞。不说了吧。和那些同伴相比，我们只是活了下来，其实，也没什么。”
第四部分与一个老人的通信——硬汉邓重煌（1）
无论是按时间顺序还是按“资历”，把1943年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并在“两航”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邓重煌放在这里肯定不太合适，因为下一节和“驼峰”航线上最重要的一个点——密之那有直接关联，所以，只好按这个时间顺序把老人排在此处。
很早就知道老人的名字，等到我按图索骥找到老人住处时，老人已到美国子女那里居住几年了。
向几位老人打听邓重煌在大洋那边的新地址，老人们都说，孩子，别找了，即使▲ 中航副驾驶——周柄。
找到了，他也不会说的，他犟得很。
感谢在香港定居的黄元亮伯伯，他把邓重煌在美国的地址寄给我，并又为此专门给邓重煌写了信。
这边，我也给老人写了一封信。
十五天之后，老人回信给我：“我老了，听力已经不行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你写在信中，我回答你。”曾在某个老人那里见过邓重煌的照片——严肃，不苟言笑，身材高大健壮，一点都不像地道的广州人。
真是文如其人，但还是有门！
于是，我马上再次给老人写信，记得在那封信中，我一共问了老人十三个问题，其中，竟有“失踪”和“牺牲”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白痴“问题”。
又过了半个月，老人回信了。
在这封信中，老人第一句话就说，我必须坦率告诉你，在“驼峰航线”上，“失踪”意即“牺牲”，“牺牲”也意即“失踪”，它们是同义语！
八十八岁的老人，写给我的信，字都是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老人说，我八十八岁了，耳朵不好，手也发抖……和老人一年多的联系，全是在信中完成的。
老人的第一封信：
小童，我的朋友：
同时收到你两封来信，禁不住将尘封许久的往事浮现眼前，不是没话可说，而是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一下子又不知从何谈起。两天来，想到“驼峰”，想到那段岁月，我就心神不定。今天，终于决定提笔写信给你……我是在1943年加入中国航空公司，被公司录用后，马上送到加尔各答“培训”，一个月后，即上机飞行。那哪里是什么“培训”，那时的“模拟机”连现在小孩子的玩具都不如，电子显示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壳子里面焊了个驾驶杆。而且，我开始飞行后才发现，“模拟机”竟然和我所要飞的飞机内部布局截然不同。
飞行时，空勤机组规定是应该三个人，即正、副驾驶和报务员，但在1944年之后，情况变化特别大（主要是牺牲），不仅是报务员，连副驾驶都招不到，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我和机长两个人飞……你问我那时飞行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还能感觉的，就是疲倦，没日没夜地飞，既要和天气斗，又要警惕日本人的飞机，神经绷得再紧，也有松弛下来的时候，一旦松弛下来，就不管那么多了，只想闭上眼睛打个盹。那时就想，摔就摔吧，击落就击落吧，两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就实在坚持不住了。
可毕竟还活着，活着就得飞！
有一次我们从昆明返汀江，起飞时正是黎明日出之际，我们的飞机一路向西，贴着云头飞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下面，是一层密云，云面不高，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