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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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静。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小芳的家乡，年轻人们纷纷外出，他们带回来的是用血汗钱盖起来的石头水泥房屋，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享用，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在外面打工。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宿命，对年轻人来讲，外出闯世界是他们改变生活最好的机会，与此同时，也是唯一的机会。 陈晓楠：那这里有没有哪家孩子不出去的？ 王父：那就少了，没出去的都是有残疾的。 陈晓楠：只有残疾的才在家？ 王父：嗯。 陈晓楠：健康的全出去？ 王父：是。我们队才56个（年轻）人，都出去了28个人，全部是一些好劳动力出去，在家里的都是像我们眼睛不行的在家里，做点农活。 陈晓楠：那得到多大岁数就可以彻底回家了？ 王父：反正是老板不要的，就可以回来。
第一部分花祭（6）…（图）
十年了，我们本想看看这个家庭的变化，但是来到这里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变。小芳的相片还在，衣物还在，结婚时的家具都还在，甚至父母的深切的伤痛也好像刚刚丧女一样，没有丝毫改变。这个小山村里的一家，好像是凝固在了十年前那样一个悲剧的时刻。 小芳是这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当中的一个，恐怕她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十年生死两茫茫”，现在除了小芳的父母，好像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想起这样一个姑娘，再去想起这样一段故事。如果说，这是时代的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起码，他们的身影，我们不应该遗忘。 小英 陈玉英，1993年11月19日致丽大火的幸存者。当年只有18岁的她，却是火灾中最严重的几名伤者之一。 命运的拨弄让这位活蹦乱跳走出家门的姑娘在鬼门关前苦苦挣扎。十年的求生经历，小英是怎样渡过的？ 陈晓楠：十年前的致丽玩具厂大火，84名打工女命丧火海，给她们的家人留下无尽的伤痛。与此同时，还有五十多名打工女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创伤。对于这些伤者来说，其实不幸才刚刚开始…… 著名的社会学者谭深在几年前做了一次追访报告，在她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有一个姑娘，她很爱笑，而且常常会害羞地转过脸去。但是谭深说：“每当我看到她被烧得残缺不全的四肢，每当我听到她这些年来的遭遇，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笑得出来。” 谭深在这里提到的这个爱笑的姑娘，就是小英。小英是十年前那场大火当中最严重的受伤者之一，而十年前那场熊熊燃烧的大火，烧掉了小英对未来一切的憧憬。那一天，11月19号，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小英当年走上打工路的时候只有15岁。那时候，小英的哥哥考上了大学，二姐出嫁了，家里的经济比较紧张，而哥哥当时的学费一年需要几千块钱。不得已，爱读书的小英只能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梦想。 陈玉英：（那时候）特想上学。回家的时候，在上坡的时候，割牛草的时候，我都想着要上学。我们老师到我们家里来叫我去上学的时候，我特想老师说服我的父母，能让我去上学。 可是，在小英家里，如果没有人出去打工，家里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不过几百块钱而已，没有什么余钱。地里的粮食刚刚够吃，也没有什么余粮可以拿出去卖，只能靠养猪来补贴家用。卖猪的钱要拿来买化肥、买农药，根本没钱供哥哥上学。 事实上，像小英这样出门打工供家里男孩上学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农村的女孩通常需要通过打工挣钱来实现家中男孩的求学梦想。小英说，在村子里很少有女孩子能够继续读书，而男孩子出外打工、让妹妹或者姐姐继续读书的例子，她更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陈晓楠：其实你们也特别想让哥哥读书？ 陈玉英：对对，我们家里的人都这样支持他。 陈晓楠：所以你自己不能上学也就不能再埋怨了？ 陈玉英：也不能埋怨我哥，也不能埋怨父母，好像我自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好像女孩子都应该是这样。我已经算很幸运了，已经读上初中了，其他的女孩子就读到小学，或者小学都没毕业，现在很多女孩子可能信都写不来。 就这样，15岁的小英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以小英这样年幼的打工妹，在她们村里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村里还有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就外出打工了。而这些成长在农村的孩子，其实已经很早就背负起了家庭的责任。在城里同龄的女孩子还享受着父母的宠爱时，她们早已不需要父母的照顾，而且已被视做自立的大人，开始帮着家里干很多农活，算得上是家中的一个主要劳动力了。她们照料着一家人的生活，喂猪、喂牛、养鸡，分担着家里繁重的家务劳动。 尽管当时出去打工是有年龄限制的，小英她们只能通过借身份证来获得这个得之不易的挣钱机会。 15岁的小英怎么也不像20多岁的女人，但是，她偏偏借到了一个20岁的身份证，年龄不够大的女孩都是这样争取打工机会的。除此之外，她们还要送礼、请客、托人、找路子。因此，为找到这份工，小英花了一百多块。 她们暗自庆幸地认为：从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下子就成了城市工人，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了转折，她们的命运将彻底地改变。 那时候，她们并不知道深圳究竟有多远，只是模糊地知道想象，那里的世界一定很精彩。深圳一定很繁华，工作的机会一定会很多，而且一定能挣钱。 背负着家庭沉重的寄托和期望，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15岁的小英和表姐离开了家乡，踏上了打工之路：第一次坐船，第一次坐火车……从未出过远门，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小英，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期待。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姐妹俩来到了她们的梦中天堂——深圳。
第一部分花祭（7）…（图）
小英她们抵达了深圳龙岗区坪山镇，那里工厂特别多，人也特别多。而那个时候正值找工作的高峰期，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失业的人。 刚开始，小英既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身上也没有钱了，但是她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于是，小英住进了一个在建的房子，愣是在地上睡了一晚，特狼狈。 小英这种情况在现在的中国农村其实相当普遍。就在她所居住的村子里，好像出外打工是年轻人的一种宿命。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变成他们必然的选择。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这似乎变成了一种推动农村年轻人走入城市的力量；而城市里又有一种“拉力”，把这些农村里面的青壮年劳动力拉到沿海城市打工，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了。这“一推一拉”，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潮流。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都被裹挟在这个潮流里，好像鲜有例外，而这似乎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青年的整体宿命。 而像小英这样，以未成年年龄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也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的教育程度最多的是初中。尽管法律规定不允许雇佣未成年人，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通过私人网络找到工作：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出来找到了工作，然后就会写信回去，告诉其他人。通过呼朋唤友，出外打工者越来越多。 他们走出祖祖辈辈生存的小山村，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她们所面对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工作。她们身上只有路费和维持最初几天生活的钱，所以，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否则，她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 繁华的深圳并没有垂青这个还长着娃娃脸的女孩，多亏了小英聪明伶俐和亲戚朋友的帮忙，她才走进生产玩具的致丽厂，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 陈晓楠：进了致丽厂，一天要工作多长小时？ 陈玉英：进了致丽厂，那要是有活做的话，就没什么时间观念。白天做12个小时，晚上又连续做，加通宵。 陈晓楠：有货就做。不管休息不休息？ 陈玉英：对。 陈晓楠：你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 陈玉英：最累的时候就没时间冲凉，没时间洗衣服，吃饭的时候就吃不下，而且老打瞌睡，想睡觉。给毛绒的玩具上面贴鼻子，眼睛，用电热胶贴，我老是打瞌睡，结果粘在我的手上了，特痛，特烫。手缝的时候，针也扎在手上。要是组长、管理的人没在，就眼睛闭一会，但是看到他来了，赶快做。 这样辛苦的工作，小英她们也没有提过什么意见，因为即使提了也没有人管，而且更关键的是：工作才有钱挣，不工作就没有钱。道理就这么简单，正是因为这样，小英和其他打工妹都愿意加班。 下班了，休息一个小时，又赶回车间。其实，小英也不知道她的工资是怎么计算的。她既不知道每个玩具的单价是多少，也不清楚每个工序值多少钱。她们只知道工资是计件的。 陈晓楠：你们会不会去问他呢？这个工资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少给我？ 陈玉英：他就说你就那么点工资了，你就应该得那么点的工资。有时候我们几个工友就讨论：“好像我这个月货做得挺多的，怎么就这么一点工资？”经常这样。几个工友就这样比一比：你多少工资？我多少工资？这样子比。 陈晓楠：你们那会儿会不会觉得很被欺负的感觉？ 陈玉英：只能接受欺负吧。有，肯定是有。这工厂怎么做了之后糊里糊涂的就没有什么明白的东西？ 陈晓楠：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公平，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陈玉英：没有。很多的不公平，都没有办法。就只能罢工，罢工就是唯一的、好像对那个老板、对那个工厂负责人有威胁性的东西。 陈晓楠：你们曾经罢过工吗？ 陈玉英：罢工，经常罢，但是罢工没有什么好结果。不知道是谁在宿舍的地方贴上一张纸，上面写了：“大家集合起来，不用去做工了，今天罢工。”这些人看了之后，今天不用去上班，就不用去做了呗！全都回宿舍休息了。但是，罢工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厂长经理来了之后，让你去做，你不去做就开除你。 陈晓楠：然后呢，结果是什么？ 陈玉英：结果还得去车间做。
第一部分花祭（8）…（图）
据后来的社会学者调查，小英她们一周的劳动时间是60多个小时，但是他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加班。如果这样推算，她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工资，甚至加班费既已超过她们的工资。实际上，她们远没有得到应该的所得。甚至有的打工妹曾经连续干过36个小时，没休息过。 对于加班，打工妹们也有特别复杂的一种心情。虽说按照国家规定，她们应该每天工作八小时，尽管加班很累，但是她们并不反对。正常工作时间挣的钱少得可怜，根本就谈不上给家里寄钱回去，就不能完成她们对家庭的责任感、使命感。 陈晓楠：作为工厂的劳动者，小英她们很少有说话的权利和说话的机会，因为这些工作条件基本上是由厂方单方面来安排。工人之所以没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由于廉价劳动力太多——你不干别人干；但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很难集体地组织起来，和资方、厂方进行集体协商、集体对话。而怎样保护这样的弱势群体、让她们有更多的权利和机会去同资方和厂方进行讨价还价，更是我们社会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辛苦工作一个月，小英有时能挣几百块钱，通常是两三百块钱。懂事的小英每次发工资的时候，都把钱寄给正在读大学的哥哥，自己留50块钱零用。 陈玉英：我们工厂那时候生活特别差，就吃两餐，早上没早餐。50块钱，每天早上吃5毛钱的早餐，吃炒粉，或者是蒸粉，或者其他什么的，现在还特想吃那些东西。我希望能减轻家里一点负担，因为我知道，我们家里确实需要钱。比如，一个月能有350，或者400，我就自己留下50块或者30块零用。要是买衣服就留50块钱，留多一点，要是不买衣服就留30块钱。钱寄回来了之后，我父母都给我哥用了，没有给我存下来。有一些女孩子寄钱回家，还让父母给她存起来，给她做嫁妆，或者怎么样，我没有。 那时候，每月给家里寄钱对打工妹来说是一件大事。小英她们工厂离邮局特别远，对于年轻的小英来说，对寄钱也极其担心，害怕别人抢，害怕小偷偷，就尽早去汇款。她甚至有一次在上班时间去寄钱。因为下班之后，寄钱就要排长队，就要等很长时间。 每次给家里寄钱的时刻，小英非常高兴，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成就感，因为自己挣钱了，自己终于能够背负身上的家庭责任感了。 陈晓楠：小英当年从家里走出来，其实就是带着使命的。她得挣钱，得帮助哥哥上学，还得再挣出钱来给家里盖房，这好像是在农村的年轻人必须完成的两大使命。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小英和她的工资，似乎很难完成她应该完成的任务。 小英的这种成就感却难以抵消来自内心的寂寞。离家千里，举目无亲，小英思念家人，思念家乡。每当这个时候，她就给父母和哥哥写信。 小英在打工的时候，经常给父母写信，也经常给哥哥写信，询问她哥哥的学习情况，让他好好学习。但是，她从不敢把不好的感受告诉哥哥。她不敢说“我太辛苦了，很累”，只是告诉哥哥“我挺好，不用哥哥担心”。 小英的一个同学，是乡长的女儿，当初两个人还是好朋友。就在小英远赴深圳打工的时候，乡长的女儿则得以与哥哥同校，在大学读书。面对如此的落差，小英很认命，她知道自己不能去跟那个女孩子比，但她还是非常羡慕她的读书生活。 尽管生活艰苦，打工艰难，小英还是喜欢深圳的城市生活。
第一部分花祭（9）
陈玉英：那时候一直在想：在城里呆着，肯定是比农村好。城里的人做了活之后，好像回报的多一些、丰富一些。可是在农村，像我父亲一样的农民们，每天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干了一辈子，都没什么出头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