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30-帝国的惆怅-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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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 非典型腐败病例（2）
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全靠上级官员关照（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那么，难道不该贡献一点“羊毛”？所以，作为一个地方官，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官员，是他们的本份。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出血”，也是他们的本份。比如省里招待中央来的领导，当然要由县里出钱。中央来的领导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但省里会领。作为一个县长，这也就够了。县长只要哄得省长高兴，前程就有了保障。要他出点钱，他不会有意见。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县里向乡里、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
因此张澧中他们的做法并不标新立异。他们遵守的，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当时的说法叫做“陋规”，也叫“规礼”。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出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所以，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原来，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子的时候，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就连虞专员要泡妞，林县长都帮着找人，临了还让他腰包鼓鼓，满载而归。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反而撺掇张藩台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子上报中央，害得林县长鸡飞蛋打，丢了乌纱帽。你想，知县巴结知府、藩台，不就是想落点好处么？即便不能青云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顶戴。现在倒好，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做不成了，那他凭什么还要巴结你？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林县长心里很清楚，张藩台断然不敢将材料上交。那好，老子就狠恨敲你一笔，让你们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他怕什么！
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藩台向林县长低头，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具体的价码，是现银一万（可以买三个县职），并将林县长任期内的亏空一笔勾销，由后任承担。作为知情人之一，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以下简称《潜规则》）一书也引用了此案。根据这个案例，也根据其他证据，吴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官场其实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这样一种规矩，吴思先生称之为“潜规则”；而在我看来，由此表现出来的腐败，就该叫做“非典型腐败”。
《帝国的惆怅》 非典型腐败所谓陋规（1）
所谓“非典型腐败”，就是看起来不像是腐败，或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上述由“潜规则”导致的腐败，就是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你想吧，杨巡抚接到张藩台汇报以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山西的腐败怎么如此严重”，而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可见这种腐败在杨巡抚的眼里，是不能算作腐败的。相反，揭发这种腐败，才是荒唐。一种腐败到了谁揭发谁可笑的地步，就不好算是“典型腐败”了。因为明也好。清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朝代也好，并非什么腐败都不反。比如科场舞弊泄露考题，或者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一类，就不会有人认为不该揭发，也不会有人胆敢隐瞒包庇，除非与自己有极大的干系。但即便隐瞒包庇，也要担天大的风险，而且事发以后也很少有人同情，幸灾乐祸的倒大有人在。这类腐败，就是“典型腐败”。
前面说的借款集资招待钦差一类则不同。如果不是虞专员自己不守规矩，碰巧林县长又是一个并不好惹的奸滑老吏，这事就根本不会有人揭发。而且揭发以后，大家还不以林县长的做法为然，可见大家都不把这事看作腐败。不过，这种做法虽是成规，毕竟犯了王法，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因此又不能说不是腐败，只是不够“典型”而已，所以叫“非典型腐败”。
非典型腐败的表现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陋规”，也就是吴思所谓“潜规则”。陋规也是老早就有随处可见的。不但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正式的名称叫“程仪”，也就是“路费”的意思）；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也要送礼送钱。送给地方政府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这里我们必须说清楚了。这些下级官员到上级部门去办的事，可都是公事。给公家办事还要自己另外掏腰包，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中央设立各部，地方设立各司，原本就是办公的。这些“公务员”拿着国家的薪水不办事，要办还得另收费，天底下又哪有这样的道理？送路费就更没有道理。上级官员离境时，地方上早就备好了车船，也不用交住宿费，要什么“程仪”？
但是地方官都想得通。就说“部费”和“使费”，便交得不冤。照理说，地方上到中央去办的是公事，甚至是对中央部门有利的事，比如是去交税。这就不该刁难，至少也该公事公办。但谁都明白，在传统中国，“公办”往往等于“不办”。当然，公然不办是不行的。但事情多，忙不过来，得慢慢办，就没什么错。就算给你办，发现你手续不全，誊写有误，公文不合格式之类的毛病，打回去要你重做，也稀松平常。这样来来回回，一拖一年半载，并不算稀罕。可惜地方官拖不起。下级找上级要办的事，一般都有时限，误了时间是要受处分的。就算没有时限，没完没了地呆在省城京城，也不是个事。怎么不是个事呢？第一时间耽误不起，第二开销负担不起，第三久离辖地，心里放心不下。如果有人趁机做小动作，那麻烦就大了。所以，为了顺利地把事情办下来，只好送礼送钱。这就好比寄特快专递，当然要比寄平信贵，这个大家都能接受。
给上级官员送路费，也能想通。首先，上级官员肯来，是看得起你，岂能给脸不兜着？其次，上级官员肯走，则是体恤你，照顾你，岂能不表示恋恋不舍？第三，上级官员平时深居简出日理万机，你想见一面都难，想送礼都不知道门在哪里，现在人家自己上门来了，岂能错过机会？何况，你招待得尽心，安排得周全，程仪送得丰厚，上级官员一高兴，升你一级，或者到皇上、到你的上级那里说你的好话，夸你懂事，有能力，岂不是前途无量？所以，招待上级官员虽然费时耗力花钱不少，却未必是赔本的买卖。
地方上想得通，上级官员和中枢部门呢，也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没错，地方上来办的，多半是公事。比如是来交税，或者是来报销，要不就是来申请补助。但正因为是公事，反倒难得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办的都是公事呀！你说你是公事，难道别人的不是？那么，谁先谁后，谁多谁少，谁易谁难，就不好说了。当然也不是一点章程一点原则也没有，不过那多半是一种原则性的意见，要靠具体办事的人来掌握的。那么好了，你是灾区，人家难道不是？你有困难，人家难道没有？财政拨款是有的，但只有那么多。办公时间也是有的，也只有那么多。凭什么给你不给他，或者先给你办后给他办？我又没什么好处。不像你们，收税的时候可以多收一点，报销的时候可以多报一点，经费批下来以后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可是白给你们办事。这个道理你们地方上要想明白。
地方上当然明白。你是中央，是上级么！你又不是我们省我们县的机关，岂能要求你只管我们省我们县的事？又岂能要求我们省我们县的事一报上来就给办？能照顾照顾就很好。既然是照顾，那就不好说是“公办”，至少也有点“私情”了。这就要私下里做工作。比方说，找熟人帮忙，找老乡说情，找上级官员批条子。但不管什么办法，最后还得“落实”到具体办事人员那里。因为你总不能让熟人、老乡、上级官员自己去办吧？与其绕那么大个弯子，不如直接和有关部门打交道。
再说了，你找熟人、找老乡、找上级官员，要不要花钱要不要送礼？恐怕还不少花不少送。那还不如直接送给有关部门来得便当花得值。有关部门也很坦然。因为他很清楚这笔钱你反正是要花的。花在他身上，你还节约一些。何况你花的这点钱，和你要办的事，是很不成比例的。你们地方官在饱餐饕餮之余送一盘白切鸡给我们吃，这不能算是行贿，也不能算是腐败，而简直就是天经地义。中央部门和上级机关虽然每次抽成不多，但他的下级多呀！这样积少成多，也有相当可观的“规模效益”，因此双方便都很平衡。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立个规矩。比方说，到哪一级部门办事，办多大的事，就该送多少“部费”或“使费”，必须大致上有个一定之规。这在下级，是害怕上级索要无度；在上级，则是担心同级心理失衡。你想，比如同为司官，你每次的部费是一百两，我却只有二十两，我心理会平衡？能不找个岔子闹将起来？大家都在做游戏。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游戏就做不下去。所以非有个规矩不可。而且，也不光是数目要有规矩，节目也要有规矩。要不然，不管什么时候，有事没事的乱送，也不成体统。求人办事的时候当然要送，但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也不好意思。所以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和冰敬，是给上级官员买木炭和冰水的，也就是取暖费和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照例也要送。这是常规的。非常规的则根据临时要办事情大小难易随行就市。但重要的是这个常规。有了这个常规，下级知道什么时候该送，上级知道什么时候有收，下级不怕多出，上级不怕歉收，大家心里都有数，是一种官场上的“计划经济”。
《帝国的惆怅》 非典型腐败所谓陋规（2）
更重要的是，只有把“陋规”变成“成规”，陋规才不再是陋规。因为既然是成规，那么，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这么做。你不这样做，就是不懂规矩，也就别想在官场上立足。所以就连林则徐这样的好官，也按照官场陋规收红包。他在担任陕西巡抚时，单单陕西督粮道每年孝敬他的常规性红包，就是纹银5200两，还不包括三节两寿的节礼和门包杂费之类。我的印象中，完全不按此规矩做事的没有几个，而且都没什么好下场。比如海瑞，是绝对不收不送的，但他在官场上也极其不得人心。只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才被当作样板供在庙堂上（请参看拙著《品人录》）。其他官员，大约便都只能“入乡随俗”了。
这就保证了“非典型腐败”的畅通无阻。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大家都这么做，也就合情、合理、合法。这是咱们中国文化的定律（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收受“规礼”既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腐败。就连算作“非典型腐败”，恐怕也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
陋规一旦变成了成规，还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比方说，变成生财之道。道理也很简单：虽然谁都知道孝敬上级官员和上级部门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但谁也不肯自己掏腰包，再说也掏不起。因此办法也只有一个，就是向下级摊派。下级虽然并不愿意，但因为是常规，是成例，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没有话说，只好照交。当然，下级也不会自己掏腰包，而是再向下级摊派。而且，摊派的时候，还可以多要一点，多余的便据为己有。比如山西省招待钦差，需要的只有二万，收上来的却是三五万，岂不是赚了？这些地方官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就因为这种做法已是成规，谁都不会出来检举揭发说三道四。所以，太原府的官员便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亲自给各县写信要钱，结果把柄落在林县长手里，而且铁证如山。
事实上如果不是虞专员坏了规矩，林县长也不会翻脸不认人。他并不反对摊派，也有办法对付。至少，他（也包括其他县长）并不担心常规的孝敬，因为他们也有合法的、常规的额外收入，这就是所谓“耗羡”。我们知道，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这种税收通常有两种缴纳方式，一是交钱，一是交粮。运到国库里的，也既有银子，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老百姓交上来的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是有的。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那么，这当中的亏损算谁的？当然不能算各级官员的，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统称“耗羡”。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只有州县才有。因为在明清两代，只有州县才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牧民之官”。州县作为“一方父母”，在征收常规税费之外再加派一点什么，只要地方上能承受，问题也不太大。州县有此“合法”的额外收入，就可以孝敬府道；府道有此额外收入，就可以孝敬抚督；抚督有此额外收入，则可以孝敬京官。这样一来，非典型腐败的实行，就有了经济保障。而且，由于它的源头是被视为“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