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9·11-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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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一个巨大的卡车炸弹在沙特阿拉伯宰赫兰市胡拜尔塔住宅区内爆炸,这里驻扎着美国空军人员。这一次,19个美国人遇害,372人受伤。这一行动主要是——也许完全是——由受伊朗政府支持的沙特真主党执行的。伊朗人与此有关的证据是确凿的,同时还有迹象表明基地组织在其中也扮演了某种至今还不为人知的角色。
这一时期内,还发生了另外一些大的袭击事件,本·拉登与这些事件的关联至今都还是一个谜团。这些事件是: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同年发生的一次企图摧毁纽约市标志性建筑的阴谋、1995年在太平洋上空炸毁12架美国客机的马尼拉空中阴谋。第三章将详细叙述这些袭击事件的来龙去脉。
另一个计划则显示了本·拉登努力追求大规模谋杀的能力。他的商业助理得到消息说一个曾是前政府内阁成员的苏丹军官正在出售武器级铀材料。在通过中间者进行多次接触后,这个军官开价150万美元,本·拉登接受了这个价格。基地组织代表要求检查这些铀,他们看到了一个大约3英尺长的圆筒,有一个人认为他能够断定这是真的。于是基地组织买下了这个圆筒,后来却发现它是伪造的。他们的这次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却揭露了本·拉登和他的同伙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一个基地组织的代表解释他的任务说:“用铀可以很轻松地杀死更多的人。”
本·拉登似乎乐于将来自穆斯林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的恐怖分子都收罗到他的联盟中。他的梦想与苏丹伊斯兰教领导人图拉比的不谋而合,后者在本·拉登到达苏丹后,以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徒大众会议的名义召集了一系列会议。暴力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代表团来自本·拉登的伊斯兰军咨询会所代表的所有组织。有的代表还来自于诸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和真主党这样的组织。
第二部分:新恐怖主义的建立建立组织对美宣战(2)
图拉比试图劝说什叶派教徒和逊尼派教徒撇开他们的分歧,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1991年底或1992年,在苏丹,基地组织与伊朗代表的讨论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合作协议,为主要针对以色列和美国所展开的行动提供支持——哪怕只提供训练。随后不久,基地组织的高级代表和训练员前去伊朗接受爆破培训。1993年秋天,另一个类似的代表团为了深化在爆破以及情报和安全方面的训练去了黎巴嫩的贝卡谷。据说本·拉登对如何使用像1982年在黎巴嫩炸死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卡车炸弹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基地组织与伊朗的关系证明什 叶派——逊尼派分歧在恐怖主义行动中不一定是互相合作所不可逾越的障碍。正如第七章将要叙述的那样,基地组织与伊朗的联系持续了多年。
本·拉登还愿意探求与伊拉克合作的可能性,即使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从未制定过伊斯兰主义日程——除了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摆出一个反抗“十字军”的忠诚保卫者的机会主义姿态外。本·拉登还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那些反对萨达姆的伊斯兰主义分子,并想吸收他们加入他的伊斯兰军。
据传闻,为了保护他自己与伊拉克的关系,图拉比促成了一个本·拉登将停止支持对抗萨达姆的活动的协议。尽管本·拉登继续资助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组织在巴格达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库尔德斯坦)活动,但他表面上还是尊重了这个保证。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极端分子组织被库尔德军队击败。2001年,在本·拉登的帮助下他们重新组建了一个称为伊斯兰辅助者组织的组织。种种迹象表明这时的伊拉克政权容忍了甚至可能是帮助了伊斯兰辅助者组织对抗他们共同的库尔德敌人。
通过苏丹政府这个中间人,本·拉登本人于1994年末或1995年初在喀土穆会见了一个伊拉克高级情报官。据说本·拉登要求得到用于建立训练营地的土地以及在获取武器方面的援助,但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响应了这一请求。正如下面所要讲述的,在随后的数年里,本·拉登为了建立联系而做了进一步的努力。
苏丹不再是安全的避难所
直到1998年,基地组织才实施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大型的恐怖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拉登失去了他在苏丹的基地。自从这个伊斯兰主义分子政权在喀土木掌权以来,美国和其它西方政府一直在迫使它停止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避难场所。这一地区的其它政府如埃及、叙利亚、约旦甚至利比亚也是其中一些组织的攻击目标,它们也施加了自己的压力。与此同时,苏丹政权开始出现变化。尽管图拉比还是苏丹的精神领袖,但是自1989年成为苏丹总统的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 Bashir)从来都没有完全受其支配。因此,当外界的压力增强时,巴希尔的支持者开始取代图拉比的支持者的位置。
1995年在埃塞俄比亚企图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行动成了一个转折点。那些可能来自于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凶手被掩藏在苏丹并受到了本·拉登的帮助。当苏丹拒绝交出已被确认参与了这次刺杀行动的3个人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他们的不作为,最终在1996年4月制裁了喀土木。
苏丹政府告诉本·拉登,它将要屈从于利比亚关于停止为其敌人提供庇护的要求,这给了本·拉登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在苏丹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本·拉登不得不告诉他伊斯兰军中的那些利比亚人,他已经不能再保护他们了,而且他们必须离开苏丹。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军咨询会中的一些利比亚成员觉得受到了侮辱,断绝了与本·拉登的一切关系。
本·拉登还开始遭遇财政问题。苏丹所遭受的国际压力和世界经济紧缩一起打击了苏丹的货币。本·拉登的一些公司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运营。当苏丹的权威人士不再表现出友善时,进行商业活动的正常成本提高了。对本·拉登家族的压制可能还有税收。本·拉登发现,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更严格地削减开支,控制支出。他指定了一个其同伴都认为他非常吝啬的下属担任新财政管理员。
其它方面的情况也证实了本·拉登的财政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出生于苏丹的阿拉伯人贾迈勒·艾哈迈德·法德勒(Jamal Ahmed al Fadl)生活在美国,通过布鲁克林的法鲁克清真寺被征募去参加阿富汗战争。他加入了基地组织,宣誓效忠本·拉登,成为其商业代理人之一。后来本·拉登发现法德勒私吞了11万美元,于是要求他归还。法德勒对他每个月只能拿到500美元工资而基地组织中有些埃及人每个月却可以拿到1200美元感到非常气愤。他叛逃了,变成了一个向美国告密的明星人物。另一个在美国法庭指证基地组织的是侯赛因·克尔奇图(L'Houssaine Kherchtou),他说他是因为妻子要做剖腹产手术而本·拉登公开声称无力为他提供手术费用而与其分手的。
1996年2月,苏丹官员开始接触来自美国和其它政府的官员,询问他们该怎样做才能减轻来自国外的压力。在与沙特官员的秘密会晤中,苏丹提出要将本·拉登逐回沙特阿拉伯,并请求沙特宽恕他。美国官员3月份知道了这次秘密会谈。沙特官员显然很希望本·拉登被驱逐出苏丹。但是他们早已废除了他的沙特公民身份,而且也不能容忍他在沙特出现。本·拉登可能感到在苏丹已经不再安全,在这里他至少已遭到一次刺杀了,虽然他逃脱了。他认为这次刺杀是由埃及或沙特政府,或者是两者共同策划的。不管怎样,1996年5月19日,本·拉登离开了苏丹——除了他的野心和组织技巧,他的力量受到了明显的削弱。他返回了阿富汗。
第二部分:新恐怖主义的建立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复兴(1)
本·拉登搭乘一架租用的飞机从喀土穆飞往贾拉拉巴德,中途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降落加油。他的同伴有家族成员、保镖和自1988年其组织在阿富汗成立后就与他关系亲密的基地组织成员。许多其他好战分子也随后乘飞机到达。
本·拉登的目的地是阿富汗,而巴基斯坦却是拉登将阿富汗——从这儿可以复兴他野心勃勃的计划——用作对抗美国的战争基地的关键。
在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最初25年中,其身份源自伊斯兰教,而其政策却完全是世俗的。军队——一直到现在——是这个国家最强有力、最受尊敬的机构。在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斗争中,这支军队曾经而且仍继续占据领先位置。
20世纪70年代之前,宗教开始成为巴基斯坦政治中一股日益强大的力量。1977年的一次政变后,军事领导人转而寻求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支持,原教旨主义者变得越来越重要。南亚有一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土形式,它是19世纪时在印度乡村代奥本德的一个学校中发展起来的。由受沙特资助的公共结构供养的伊斯兰教瓦哈比学校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而且阿富汗战争使巴基斯坦成为庞大的——通常是不受欢迎的——阿富汗难民避难所;由于负担沉重的巴基斯坦教育系统已无法容纳下这些难民,政府日益将私人资助的宗教学校作为一种免费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校培养出大量受过不完全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缺乏可出售的技术但却强烈地坚持伊斯兰教观点。
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发现,这些人数众多而热情洋溢的阿富汗年轻人在本国是一个潜在的动乱源,在国外却有潜在的利用价值。那些投身于塔利班运动的人对伊斯兰法律持有一种残忍的观点,或许他们能给处于混乱中的阿富汗带来秩序,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合作的同盟国。他们可能会使巴基斯坦的一条边境更安全,而巴基斯坦的军官们正期待着能出现一片他们称之为“战略纵深”的边界。
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反对的情况下返回阿富汗似乎不太可能。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部门可能已经提前知道了他的到来,而且情报部门的官员可能还为他的行程提供了某种方便。在苏丹的整个期间,他一直都维持着他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宾馆和训练营的工作。这些是供不同组织使用的一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组织利用它们来招募和训练在诸如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和车臣等地发动伊斯兰叛乱的战士。据说巴基斯坦情报官员曾将本·拉登介绍给他们主要的势力基础——坎大哈的塔利班领导人,以支持他重新控制霍斯特附近的训练营。这是由于塔利班领导人希望他能够扩展这些训练营并供他们训练克什米尔好战分子。
然而,本·拉登此时正处于其自早期对抗苏联的战争以来最脆弱的时期。苏丹政府取消了他建立在苏丹的主要商业企业的注册登记,并将其中一部分向公众出售。据一个高级基地组织囚犯交代,苏丹政府攫取了本·拉登在苏丹的一切财产。
他还失去了其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阿布·乌拜达·班希尔(Abu Ubaidah al Banshiri),后者是基地组织最受欢迎而且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当组织的大多数重要人物都陪拉登返回阿富汗时,班希尔留在了肯尼亚以监督4年前在那儿设立的据点的训练和武器运输。他在本·拉登到达贾拉拉巴德几天后死于维多利亚湖上的一次渡轮事故。这导致本·拉登不仅要接替他在伊斯兰军咨询会的职务,而且还得接替他在这些据点以及在东非预定计划中的管理任务。同时,因基地组织的一些成员将本·拉登返回阿富汗视为偏离了他们自己的方向,他还不得不做出一些其它的调整。有些人还保持着与基地组织的合作关系,但许多人则完全脱离了基地组织。
有一段时间,本·拉登可能并不清楚与塔利班结盟将会是他最成功的一次赌博。当他到达阿富汗时,塔利班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但包括喀布尔在内的要害中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敌人手里。本·拉登最先去了贾拉拉巴德,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受一个由伊斯兰领导人组成的地方委员会控制,这些领导人并不是国家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他与伊斯兰教游击队的一个主要派系的首脑尤尼斯·哈利斯(Younis Khalis)合住在一起。很显然,本·拉登给自己留有选择的余地,他与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也保持着联系,后者尽管是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但同时也是塔利班最主要的军事竞争者之一。但在1996年9月之后,当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先后落入塔利班之手时,本·拉登加强了与塔利班的联系。
这一进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本·拉登不再受苏丹人的限制,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拥有了为圣战发布号召的新的自由。当塔利班向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发动最后的进攻时,本·拉登发表了他的1996年裁决,说:“我们……已经被禁止为穆斯林的事业而奋斗,”但他表明,“受阿拉恩赐,现在,在高高的兴都库什山上的库拉桑我们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但是,像苏丹人一样,最终塔利班将收到包括来自沙特王国的警告。
尽管本·拉登向塔利班领导人承诺他会很谨慎,但他很快就违背了这一诺言。1997年3月,他给了CNN一次具有煽动性的采访机会。塔利班领袖穆拉·奥马尔(Mullah Omar)立即“邀请”本·拉登去坎大哈,表面上是出于对本·拉登人身安全的关心,但实际上更可能是欲将其置于更容易控制的地方。
第二部分:新恐怖主义的建立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复兴(2)
本·拉登搭乘一架租用的飞机从喀土穆飞往贾拉拉巴德,中途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降落加油。他的同伴有家族成员、保镖和自1988年其组织在阿富汗成立后就与他关系亲密的基地组织成员。许多其他好战分子也随后乘飞机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