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9·11-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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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周以后在纽约地铁站出现了神经毒气，那会怎么样呢？
8月20日早晨，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同僚们同意对阿富汗靠近霍斯特的本·拉登营地和希法阿发动进攻。总统把苏丹的制革厂从目标名单上删掉了，因为他觉得杀死很多无关的人而没有伤害到本·拉登没有什么太的意义。对攻击希法阿怀有重重疑虑的负责人是司法部长雷诺。她对同时攻击两个穆斯林国家表示忧虑。她说，回顾一下，就会觉得“前提站不住脚”。
8月20日稍后，停泊在阿拉伯海域的海军舰艇发射了巡航导弹。虽然击中了预定目标，但并没有杀死本·拉登及其他恐怖分子。伯杰告诉我们，特尼特事后发表的评论说，行动杀死了营地中的20…30人，但或许只是错过了本·拉登几个小时。由于飞往阿富汗的导弹要经过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被派往巴基斯坦与其总参谋长会面，告诉他导弹不是来自印度。华盛顿猜测或许会有一名或两名巴基斯坦官员能够对塔利班或本·拉登发出警告。
空袭高潮进行了48个小时，期间伯杰通知国会领导人及各部门首脑给国外同僚打电话，总统克林顿也结束了在玛撒葡萄园的休假，乘飞机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向国民发表演说。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向国会领导人发表讲话，他还从白宫给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巴基斯坦政府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以及埃及总统豪斯尼·穆巴拉克打去了电话。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最初也支持克林顿。一个月以后，金里奇办公室把巡航导弹攻击视为了“小麻烦”。
当时，克林顿正纠缠于莱温斯基性丑闻，这件事在1998年末和1999年初吸引了公众的太多注意力。1997年的一部流行影片《摇尾狗》“Wag the Dog”，刻画了一个假借战争来分散人们对其国内丑闻注意力的总统形象。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议员提出了关于此次行动的时间表问题。伯杰被《经济学家》的一篇社论激怒了，该社论说，只有未来可以告诉我们美国的导弹袭击是否可以“在本来没有狂热分子的地方创造出10000名新的狂热分子来”
第四部分：对基地组织首轮袭击的回应危机（2）
许多公众的评论立刻变成了尖刻的批评，批评这次行动太具有挑衅性。苏丹政府一口否认希法阿生产神经毒气，他们允许记者去参观剩下的看起来并没有危害性的设备。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伯杰、特尼特和克拉克坚持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并拿出了土壤样本的证据。但没有独立的证据可以用来确认中情局的结论。
当然，所有卷入这一决定的人都意识到了克林顿遇到的问题。克林顿告诉他们不要管那 些问题！伯杰回忆起克林顿对他说的话“他们应该二者取一，因此他们应该做正确的事情”。他的所有助手都向我们作证说他们的决定只是建立在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之上。我们找不到理由来质问他们的表述。
行动的失败、《摇尾狗》的中伤、这段时期紧张的党派关系，以及希法阿证据的性质或许能够对未来考虑如何使用武力反对本·拉登产生持续的影响。伯杰告诉我们，他并没有任何局促不安的感觉。
1998年秋天使馆爆炸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如何制定对付本·拉登政策的问题是很关键的。尽管很多美国人在1996年的胡拜尔塔袭击中丧生，还有一些美国人1983年在贝鲁特丢掉了性命，但死亡的总人数却超过了人们记忆中最强大的袭击。或许更为不祥的预兆是，恐怖分子对美国在不同国家的大使馆进行同时袭击充分证明了恐怖分子的军事操作能力。几乎同时遭袭的那种应对能力。
尽管有可靠消息证明基地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组织，但决策者在1998年时却对这个组织知之甚少。1996年以来中情局本·拉登小组搜集的大量新信息没有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实际上，机构里的分析人士感觉到他们被视为忧天的杞人，即使在中情局内部也是如此。国家情报评估部门在1997年谈论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时，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本·拉登，9·11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任何评估部门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发表过权威性的评估。决策者们知道有一个叫本·拉登的人，他们正在努力抓捕，并打算把他送上法庭。当时的文件也只是提到了本·拉登和他的“同伙”或本·拉登和他的“关系网”。他们没有重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世界性组织的存在，而该组织正在加速培训数以千计的恐怖分子。
1998年秋袭击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克林顿政府里的高级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评估本·拉登所带来的威胁。这只是一个新的、美国人已经忍受了几十年的普通恐怖分子威胁的恶意翻版？还是一个全新的、美国人还没有经历过的更为严重的恐怖事件？
直到大使馆爆炸事件发生后，本·拉登才对50多个美国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海外）的死亡负责。一位为理查德·克拉克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告诉我们，这种威胁只会导致几百人的死亡，而不会导致几千人的死亡。即使承认这种威胁的官员或许在理性上也不会花费巨额成本或冒着巨大风险对这种想法采取实际行动。
因此，相信本·拉登及其关系网会造成这种威胁的政府专家需要一种方法：为他们的观点寻求更为广泛的支持，或至少应该关注一下那些引起争论的方面。“总统每日简报”以及其他类似材料，为高官广为宣传每天的报道——这些报道基本上是没有更多分析或上下文的“新的”情报报道——因此并不能为这些专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国家情报评估部门常常会有这种作用，而且有时会为这种理由引发争论。但无论是1998年还是以后的时间，它并没有发挥对基地组织提出的威胁进行评估的功能。1998年夏末秋初，美国政府也十分担心在另外两个正在发生军事冲突地区的军队部署。巴尔干半岛战争发生后，美国政府最终于1995…1996年进行了军事干预。完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下的在波斯尼亚驻扎维和部队的部署后，美国官员开始考虑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以保护科索沃地区的穆斯林平民免遭屠戮。1998年10月发出空袭威胁，1999年3月北约发动了对塞尔维亚的全面轰炸。
另外，克林顿还面临发动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从1996年起，联合国核查人员就频频遭到萨达姆·侯赛因的阻挠。美国威胁说，如果不重新开始核查，伊拉克将受到攻击。克林顿政府最终于1998年12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大规模空袭，即“沙漠之狐”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形成了一种背景：克林顿政府为应付阿富汗恐怖分子的威胁而不得不考虑开辟另一条战路的问题。
一场后续战役？
克拉克希望1998年秋天的导弹行动可以成为不断打击本·拉登行动的开始。正如他后来承认的，克拉克为本·拉登而“着迷”，大使馆遭袭事件又进一步给了克拉克追求他的信念的空间。恐怖主义成为总统关注的重要事务，克拉克的地位也因此不断得到提高。和其他众多部门的委员会不同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必通过代表委员会进行汇报。虽然这种汇报关系在1998年5月份的总统指示（这一指示是在司法部长雷诺发表声明以后出台的，雷诺只是发表声明的人士之一）中被强行规定，但这个指示包含一个例外，那就是允许反恐安全小组直接向各部门首脑汇报——如果伯杰这样决定的话。实际上，反恐安全小组甚至从来没有向部门首脑委员会汇报过，而只是向所谓的伯杰小组汇报。该小组只包括那些清楚了解大部分与反恐活动（主要是反对本·拉登）有关的敏感事件以及胡拜尔塔袭击调查结果的负责人。
第四部分：对基地组织首轮袭击的回应危机（3）
克拉克为这一核心内阁草拟了“政治—军事Delenda计划”。拉丁文“delenda”，意思是“必须毁掉的”东西，容易让人想起罗马著名的消灭对手迦太基的誓约。克拉克文件的总体目标是“立即消除”“来自本·拉登关系集团的”“对美国的所有重要威胁”。这份文件要求外交上拒绝给本·拉登提供避难所；要求采取秘密行动破坏本·拉登的活动，但应以抓捕本·拉登及其同僚并让他们接受审讯为前提；设法掐断本·拉登的金钱供应；准备好持续的军事行动。这份文件的地位一直很模糊。文件一直未被负责人们采用，参加那个小组的人 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或能很少地回忆起文件的内容。然而，这个文件确实指导了克拉克的工作。
克拉克计划里面的军事成分是计划最明显的组成部分。他设想，任何时候如果时机成熟，都可以持续打击本·拉登在阿富汗或其他地方的基地。在承认个体目标或许没有太大的价值的同时，克拉克提醒伯杰不要再次期望很多恐怖分子领导人一起出现在眼前的情况。但克拉克不同意的是，不断的打击或许并不能让塔利班交出本·拉登，而且8月份的这种行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种一次性的事件。事实会表明美国政府要想粉碎本·拉登的关系集团，需要进行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
克拉克小组的成员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不断进行打击的长处所折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告诉我们本·拉登的训练营地很原始，用“绳梯”建成；谢尔顿将军把它们称为“儿童攀缘游戏立体构架”营地。不要以为用如此昂贵的导弹打击他们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克林顿总统和伯杰也十分关注《经济学家》的看法——这次行动没有打中本·拉登，反而因此大大提高了本·拉登的声望，而且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新分子。美国1998年发动了对伊拉克的进攻，1999年又发动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而每次战争都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强烈批评。国家安全顾问代表詹姆斯·斯坦博格补充说，对阿富汗的袭击行动“收效甚微，却给喜欢扔炸弹的美国极大的后坐力。”
1998年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官员们开始考虑以后可能的后续行动。根据克拉克的说法，克林顿总统倾向于尽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8月27日，负责政策问题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特·斯洛克姆（Walter Slocombe）给国防部长科恩提建议说，可攻击性目标并不是很明朗。他写道，上一星期的经验“仅仅确定了为军事行动制定清楚的准则的重要性”，这是有效的而且也得到了证实。但是斯洛克姆担心，草率地打击这些可行性目标并不是有效的策略。
在负责低烈度冲突和特种作战的助理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里，一些低级别国防部官员努力迎合斯洛克姆的异议。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和克拉克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提倡个别行动，而是提倡在国防部规定的方法和国家策略中寻求变化，这就暗示着应该采取一种覆盖整个美国军事能力范围的大规模行动。这就要求国防部在制定反恐策略方面应该成为领导机关，“领导一场全国性战役来捡起国际恐怖分子扔在我们脚边的拳击手套”。这些人表示“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哲学或我们的方法”，尽管恐怖分子在不断壮大。他们制定了一份更积极且更具有攻击性的长达8页的战略计划。他们警告说，未来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那时“我们将毫无选择，不幸的是也不会有什么计划”。助理国防部长艾伦·霍姆斯把文件带给了斯洛科姆的主要代表简·洛代尔（Jan Lodal），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文件的各部门首脑回忆时说霍姆斯告诉他洛代尔觉得太具有挑衅性。霍姆斯回想不起来当时说过的话，洛代尔也忘记了文件的细节或者根本就忘记了这份文件的存在。
第四部分：对基地组织首轮袭击的回应外交行动（1）
8月份导弹行动之后，用外交手段逼迫塔利班好像并不比军事行动更具有前景。美国政府已经通过官方警告塔利班和苏丹，如果美国在任何时候发生了任何形式的由本·拉登关系集团策划的恐怖袭击，只要两国继续为本·拉登提供庇护，那么他们就应该对这些袭击直接负责。
有一段时间，八月行动好像震动了塔利班，因为看起来他们好像正在思考放弃本·拉登 。8月22日，隐遁的奥马尔告诉一个正在工作的政府部门官员，以前的军事行动起了反作用，而且补充说，他会代表本·拉登在阿富汗与美国政府之间展开公开对话。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在伊斯兰堡会见威廉·米拉姆（Milam）时，塔利班代表说驱逐一名正在寻求庇护的人有悖于他们的文化，但他们询问：如果本·拉登被交给沙特阿拉伯会怎么样？
然而，1998年9月，当沙特使者图尔基王子问奥马尔他是否还信守驱逐本·拉登的承诺时，塔利班领导人的回答是“不”。于是双方发生了争吵，奥马尔严厉谴责了沙特阿拉伯政府。那时利雅得暂时中断了与塔利班的外交关系（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国家。）。王储阿布杜拉9月末访问华盛顿时，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他的说法解释了美国政府独立得到的报告。
沙特阿拉伯做出的其他努力主要体现在情报共享和允许美国特务审讯沙特监管所关押的罪犯。这种合作关系在1997年和1998年遭到了破坏。几名官员专门告诉我们，美国政府不能直接接近基地组织重要的金融官员马达尼·塔伊卜，因为此人在1997年被沙特政府扣留了。虽然美国官方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沙特政府却只提供了有限的信息。1998年9月会见王储阿布杜拉时，副总统戈尔在感谢沙特对美国的帮助的同时，重新提出了要直接接触塔伊卜的请求。但美国政府一直都没有得到这种接触的机会。
一个受NSC工作人员领导的负责恐怖分子财政的工作组1998年11月请中情局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