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美文-书梦重温丛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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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村札记》的感受。一位同学这样问我：这些文章写得好吗？我一时无言。
历史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的悲剧性会被人们渐渐的淡忘吗？《瓮中杂俎》是个
提醒。未了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由“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资助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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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天涯》
我一知半解地晓得作为学者的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说一
知半解是因为我对费先生研究的领域几乎无深入的了解。后来由于要写报告
文学之类的文章，注意了一下费孝通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文章。我没有把费孝
通作为一个文章家看，但是在读了他90 年代以来在《读书》发表的几篇文章，
我才发现他同样是个有书生本色和诗人气质的文章家。
这几年费孝通的母校也是我现在工作的学校苏州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了费孝通的《逝者如斯》、《芳草天涯》等几本书，读后颇有感慨。《芳草
天涯》1994 年12 月苏州大学出版社初版，是作者外访杂文选集，收《留英
记》、《初访美国》、《重访英伦》、《美国人的性格》、《访美略影》、
《访澳杂记》、《英伦杂感》、《访日漫笔》和《英伦曲》等9 篇并《后记》。
《留英记》写于1962 年，曾在《文史资料选集》刊出，因所写内容是发生在
1936～1938 年的事，所以作者把它置于卷首，以下诸篇则依写作时间编定次
序。费先生说这些文章是杂文，也可以，按今天对杂文的理解，这些文章在
文体上可能不是“杂文”这一体式所能命名的，因此我还是称它为散文。费
孝通外访散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人“世界观”怎样变化的标本。写作的
时间跨度正好是半个世纪，从本世纪30 年代到80 年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开始不久到冷战结束前不久，正是世界新旧秩序交错的时期。在校阅文集时，
费孝通试图“站在第三者立场”上估价这些文章的价值：“我校阅时，站在
第三者立场上看到了：一个清朝末年出生，小城镇里长大，在当时的教育体
制中循级而进，‘正途出身’，在国内和国外大学里学过所谓社会学和社会
人类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工作
的人，当他初次访问美国时他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看那个和他本国不
相同的世界的。我们固然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通过他笔下写出的他所见到的
当时的美国，但也许更有意思的是却在字行之外可以看到他本身站在什么立
场和怀着什么心情看这个在他还是初次接触的世界。他的立场，他的心情又
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中国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于是又可以更进一
个层次，看到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心情，以及形成他们的
立场和心情的历史条件了。”（《旧著重刊前言》，《逝者
如斯》，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 年2 月第一版）我们可以举1962 年写的《留
英记》和1947 年写的《重访英伦》作一比较，看作者的“心情”、“立场”
以及“历史条件”。《留英记》追记1936～1938 年初次出国的经历，而在当
时未作留学生活的记录，正是这个时间差的存在，我们看到了特定的历史条
件对知识分子“立场”和“心情”的影响，而由心态的变化又可以发现中国
现代化进程的一度受挫。21 年后费孝通重读1962 年的《留英记》，感觉“虽
则受了当时心情的影响，笔调有点抬不起头的气息，但还是平铺直叙，不离
实事，反映当时一些留学生的生活。”作《留英记》时作者为“摘帽右派”，
“不离实事”已经不容易，但他在重新思考英国社会时少了寻求与世界文明
沟通的欲望，少了文化关怀与人生体验，那样一种轻灵的笔调，那样一种在
新的文化环境里的兴奋被压抑住了。而《重访英伦》是那样动情地表达了对
劫后的英伦的关切与忧心，正是一段堪称美文的文字：“我是爱慕英国的。
两年的英伦寄居，结下这私心的关切。在战云还没有密盖到这岛国的上空时，
徘徊在汉姆斯坦高地的树林里，夜草如茵，落叶飘过高头，轻风送来隔岗孩
子们的笑声，有的是宁静。一个成熟了的文化给人的决不是慌张和热情，而
是萧疏和体贴。我爱这初秋的风光，树上挂着果子，地上敷着秋收。可是英
国的成熟却令人感到仓促了一些，使人想起古罗马的晚景，在蔚蓝的地中海
上，竟成了一座蜃楼。”文化关怀成为费孝通访外散文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在《芳草天涯》中，他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思考，对文化隔膜感的坦陈，对
美国文化精神形成原因的揭示等等都给人深刻而独到的启示。
我在写完这篇文章后，看到一幅费孝通吃螃蟹的照片，觉得非常有趣。
我想，费先生也是性情中人。否则，光有思想也不一定写出好文章。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我下雨天在一家书店一下子买了将近30 本“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丛书
中的散文集。由钟敬文先生主编并序的这套散文丛书的出版动机是比较纯正
的，这很不容易。因为称为“经典”，所以也有遗珠之憾。在装帧上也有可
以推敲之处，整个丛书中的各本，都是一样的封面设计，似乎单调些。就我
个人而言，我比较推崇上海书店影印的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有
一致的封套，但仍用初版时的封面。对一般的读者当然不必这样，而且如果
这样的话书价肯定又要高多了。不管怎样，这套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当中的
一些集子，我已经写过书话，就不再作整体的评价了，倒想说说买这套丛书
的经历。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喜欢雨天到书店买书。大凡文人几乎
都有自己的癖好，我也算是有自己癖好的文人吧。以前，书店少的时候，我
（不仅是我）感伤，由书业的萧条感慨文化、学术的衰败；有时进出市中心
的新华书店，看到门面不断变换，原来熟悉的书架上摆满了音像出版物，我
虽体味到社会的发展和书店的无奈，但在嘈杂的市声中我还是仿佛地感到
“书”的笔划已经散架。现在，书店多起来了，且有雅有俗；虽然多数书店
都“通俗”些，但“大众”总是大众，也与今天文人和学术的地位相称，能
有这么个地方淘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岂不快哉！书店的商业化倾向在高雅的
气氛中愉快地发展着。当然，能有坚持学术理想的读书人办书店更好。北京有
读书人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出差到北京，问起买书的去处，朋友说某
书店某书店好，我想去，因为种种缘故到底没有去成，以至上了飞机后，总
还觉得有什么事件没办好。去书店的人未必都是买书，就像逛商场，看的人
多买的人少。每天大概都有人到书店随便翻翻，所以有些书就像图书馆开架
阅览室的书，有污迹，而且起了层。有这么多人翻过，想必是受欢迎的书，
为什么不买回去呢？我甚至想，偷书未必就是把书带出去，在书店成夭看书
何尝不是另一种偷？碰到我喜欢的但污染了的书，即便减价优惠也不会买，
这样的书何以开卷又何以卒读？所以我觉得书店应当是最清洁的地方。
雨天的书店没有晴天的嘈杂，除非来书店躲雨，很少有人在那儿无故乱
翻书。雨打窗户如枯荷听雨，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静下心来挑书。爱书
的人未必都在雨天到书店挑书，但是不爱书的人肯定不会在雨天到书店来。
书店的清静颇让人愉快。读书人大概都习惯于寂寞的。虽然常去书店，但这
文人的身份有时还让人怀疑，昨天大雨，去学校附近一家书店买书。已是傍
晚，又有雨，书店冷冷清清，正合我意。我反复挑选了我所需要的集子，挑
完后放在柜台上，高高一堆。付款时，女员工热情地和我搭讪说：“你是苏
北人？”是的，我普通话讲得不好；又问：“你在苏州打工？”我一下子觉
得难以回答，说自己是学者什么的，有些炫耀；不说，读了这么多年书，又
有些委屈，委屈了自己也委屈了书；再想，做学者教授专家不也是打工？一
边笑笑一边清高地想，打工的哪需要在雨天跑到书店来买这么多书。看来，
这位女员工并不认同或者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观点：雨天来买书的人是真正的
读书人。站在书店门口，我感到初入深秋的冷意和一个人在书店买书的孤单。
雨愈来愈大，零落在马路上的梧桐树叶被种种车轮辗过，随即被雨水冲去上
面的污迹，车轮又滚过来了。秋天，就这样随着雨水在马路边淌走了。
《人生扫描》
在谈到60 年代前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时，我的老师说，你们
没有遭遇过大的运动磨难。老师的意思不是在说幸运与不幸运，而是强调运
动、磨难会考验人，会使人成熟。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我们未亲历的
运动、磨难无论它作为什么样的“历史”在我们的成长、成熟的过程中，已
经和我们的心灵遭遇，恰恰是在对我们的“父辈”或更长的“辈”以及和他
们相关历史的审视、批判、体验中，我们拥有了“升华”过的精神沧桑。我
常常把这种沧桑感既看成成熟，又视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作为
一种成熟的现象，在学界，愈来愈多的年轻人活跃在“治史”的行列中。李
辉就在其中“沧桑看云”，我是非常认同这种姿态的。我最初读到的李辉的
著作，是他和陈思和先生合著的研究巴金的书。显然，他受过严格的科研训
练，并且逐渐积累了较深厚的现代文学史知识，现在看来，没有这样的学养
也就没有后来的从容自如。读到《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恩
怨沧桑》时，我发现李辉在阐释学理与叙述事件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点。在文体上，这些书当然可以称为“传记”或“报告文学”，《收获》上
的“沧桑看云”专栏和《读书》上的一些文章都可以称为“散文”；但我觉
得文体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辉拓展了现当代文学史的领域，他对历史
场景、对历史人物心灵的还原，使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更加鲜活更富有生气
和魅力，对这一意义我们似乎还重视得不够。如同文学史可以以“图志”出
之一样，文学史当然也存在于“叙事”的样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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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辉新近出版的《人生扫描》，我的这一印象更为强化。李辉已经逐
渐把他的长处发挥到最佳状态。他当下的状态甚至对他自己的写作提出了挑
战，我甚至觉得，转换方式已经成为李辉不可回避的问题。最佳状态实际上
意味着一种方式的终结。我不知李辉本人同意否？集中关于巴金、萧乾、沈
从文、刘尊棋等人的文字更多的显示了李辉的书生本色，他以“文化后生”
特有的亲近、理解、仰慕，甚至是崇拜，“扫描”着“文化老人”，这类文
章与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文化的精魂、血脉，在李
辉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和魅力，他没有直接表露，但我觉得在他的心中、
在字里行间，都存在着对文化之至美正在逐渐消失的悲哀。而另一类文章则
让人觉得李辉无疑是一个灵魂的探险者。在对一个风云激荡的时空的还原
中，李辉试图叩开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门，从而解开“人”与“历史”之
“结”，解开“人”与“历史”之“谜”。写周扬的《摇荡的秋千》以及新
近发表在《收获》上的关于郭沫若、关于“三家村”的文章都体现了李辉以
自己的心灵遭遇历史的努力。李辉更有力地扫描人和历史的复杂性、矛盾性，
以对个案的解剖揭示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已经成为李辉的坚定
的目标。李辉在还原历史时融入了自己。他的融入有时会使他对人物心灵的
体验式的分析变成人物心灵的独白（这种感觉在阅读中常会产生，是正读还
是误读？）。这更加突出了那些文章作为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特征，同时也拓
展了他阐释历史的时空。正是在这一毫不局促、逼仄的时空中凸现了他作为
一个历史叙事人的精神印记。你甚至可以说，李辉的优势和局限都因此而生。
在读李辉的那些文章时，我常常会感到他走进历史隧道中低徊的身影。人们
可能会批评他过于融入了自己。但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主体
介入，历史能否在人们的心灵中激活？这样的融入使历史“二重性”中的“主
体性”得到了张扬，后来者不仅会读到李辉笔下的“历史”，而且会看到有
这样一代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阐释历史的。
1994 年初夏在陶都宜兴，我曾经和我所尊重的蓝翎老师畅谈了几乎一
夜。也就是在这一夜，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对历史负责”，甚至一下
子觉得了自己在历史面前的浅薄。这一感觉我没有对蓝翎老师说。当时拙著
《中国当代散文史》正在出版之中，我写到了蓝翎老师的杂文。后来我曾经
想把拙著寄蓝翎老师请指教，但想到那一夜的谈话，我终于没有寄出。在谈
到历史事件和过程时，我说，某人成为某一历史事件中的某一“环节”其实
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某人”或许还有“别人”。蓝翎老师说，这个“偶
然性”一旦落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也就承担了历史的不幸。我当时又想到了
“沧桑”二字。在谈话中我们都说到了李辉。蓝翎老师对他这位同事倍加赞
赏。我不把这看成情意，而视为两代人面对历史时的相知。当我写这篇文章
时，我想到了那一夜的谈话。
《无梦楼随笔》
即使不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而只是就散文史而言，张中晓和他的《无梦
楼随笔》是20 世纪中国文学需要珍惜的一个“异数”。如果说这个世纪缺少
什么的话，我想其中之一便是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