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0-犁与刀-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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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而德川家康“屈辱地忍耐、屈辱地等待”这一不合传统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才真正体会了解，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屈辱地活着，为了培养复兴的幼苗。所以很多年轻寡妇为了遗孤而卖春，日本人也对她们谅解和尊重。
从“素侠居”和“云雪楼”再说起。
我在日本时，去过两处日本社会研究者聚会研讨的私人场所。一处叫“素侠居”，一处叫“云雪楼”，我原本以为“素侠”和台湾“白衣”一样，是表示没有官职的文人，云雪楼则是因为眺望得到云和雪。后来才知道，他们认为研究社会问题的读书人应具有“一片素心，三分侠气”，才取名“素侠居”；而写评论社会问题文章的人应该“节义傲青云，文品高白雪”，才取名“云雪楼”。这原本都是中国人的东西，却被日本人用了，我半惭愧半骄傲地说：“中国文化都被日本学去了。”主人竟这样回答我：“一家的宝物过了3代应该属于国家，一国的文化过了3个世纪就应该属于全世界。你赞成吗？”
我请一位研究中日历史的学者，以良知论述日本有没有做过南京大屠杀。他说：“以中国人认定的屠杀定义（我不知道屠杀还有什么其他定义！作者原注）是有的，但我们估计错了。”我奇怪，他为什么说估计错了。他说：“日本对华战争时，曾研究历史上少数民族，蒙古人、满清人是怎样征服多数的汉人，发现他们以汉人来分化汉人，再以惨烈战争（就是屠杀，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来瓦解汉人的反抗。所以日本在明治31年（1898年）起就秘密命令10万个日本家庭照顾10万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使他们能对日本产生好感并在思想上倾向日本。而南京入城的战争也非常惨烈（他故意避开屠杀的字眼），但没有估算到留日学生的思想全集中在建立新中国，而人民的思想观念也与宋朝大大不同，所以说我们估算错了。”我听了又气又怪，问他：“你怎么会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他说：“军事战争是一点机密不能透露，历史反省是一点资料都不能隐瞒。”这两句话至今仍令我沉思。
“自己人”的标准是什么？
我请教一位研究日本人民受原子弹遗害而痛斥美国残忍无道的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他说：“我承认很多中国军民在战争中死得惨烈，不过中国人还可以抵抗或逃亡，而原子弹让日本人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逃亡。”这段歪理谬论，我真为之气结！我曾听说在日本的华裔或华侨有台湾帮、福建帮、东北帮，在日本，我发现东北人明显地比台湾人吃得开，就请教一位社会研究者，他说：“东北人比较会和日本人交往，所以关系自然发展快，台湾人不太懂得和日本人交往。”
我很惊讶，因为日本人在台湾50年，在东北才14年。他一点资料都不隐瞒地分析这段历史原因，说：“《马关条约》时，日本希望台澎为日本领土，对于台湾人民则采取保留态度，所以条约第五款规定两年内未移出之台民‘酌宜’视为日本臣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才准台湾人民改日本姓名，1944年才简化手续鼓励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对台湾人民教育，则直到统治48年后，才实施6年义务教育。至于政治人才之培养更是缺乏，51年的统治期间，台湾人只有4个人升到郡首（区长）。总督府1943年有1444名高等官，台湾人只不过30人左右。而满洲在1932年建立时，日本便全力使她像个国家，元首、国务总理及内阁均为当地人，而为完成汉、满、蒙、日、鲜五族共和，大量移入日本人、朝鲜人，在教育上也下了很大工夫。所以东北人有14年与日本高层交往的经验，而台湾人只有50年被日本统治的经验。”听了这段话，我很为一些对日本人感恩的本省同胞感到委屈。
日本有很多外籍劳工，中国内地人、南朝鲜人、巴西人……他们受的待遇很不公平，这原本是“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的原则。但有一种人很特殊，他们在血统上完全是日本人，是在大战后移民到巴西的日本人，没有想到在巴西愈来愈难混，他们的子女又回到经济强大的祖国打工。这些人会讲日语，外表和日本人一模一样，但日本人却不把他们当同胞，他们和其他外籍劳工一样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我问日本人何以如此，他们说：“在法律上，他们并不是日本人。”我立刻反问为什么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南朝鲜人甚至琉球人也没有受到公平的尊重，有个日本人回答说：“我们日本人对‘自己人’的标准很严，必须血统上、法律上、能力上都是日本人。”希望想到日本发展的人好好体会这段话。
波斯湾战争期间，我正好在日本。有一天在云雪楼和几个日本人看完电视新闻后，大家一起聊天时，他们不断聊些“白种人愈来愈团结”、“世界舞台愈来愈看不见黄种人”、“白种人结合，黄种人寂寞，黑种人挨饿”……等世局妙论。
《犁与刀》 第四部分“爱你的敌人！”（3）
他们最后在检讨黄种人（亚洲人）一些较有实力国家时，作了这么一个结论：“大陆人会整人，却整不到别人；日本人会赚，却赚不到好感；台湾人会买，却买不到尊重；南朝鲜人会叫，却叫不到回响。”这场看似轻松的讨论，幽默的结论，接下来竟发展成他们认真检讨日本人为取得国际认同和好感应做哪些实际工作。
我虽然已很习惯看日文资料，但言谈还需要翻译，对日本的了解也有限，绝不是日本通。只是希望人们能冷静地认清，日本对台湾政治的影响仅次于美国，而对台湾社会民生的影响还高于美国。不论我们恨她也好，爱她也好，日本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国家。是敌？是友？充分地了解她绝对有必要。
这是一篇早期登载在新加坡《联合报》上面的文章。其中肯而理性的文笔下潜伏着一颗热血沸腾的赤子之心，所提出的问题也是足以让我们感到宝贵和震惊的。①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日本海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一味仇视日本，反而以日本为师，从百日维新到留日学生高潮，从日本学成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欧美的青年一起，高擎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影响深远。
我们熟悉的，政治上有邹容、陈天华、孙文、黄兴、秋瑾等，文学上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更有许多军事、机械制造、医药、化学等方面的人才，一个个名字掷地有声，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些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那些孙文，没有那些鲁迅，我们的民族将在暗无天日中走更长的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东京帝国大学，还有藤野先生所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些都是东渡的赤子孜孜不倦汲取营养的场所。
前面说到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有许多外部因素，甚至与其扩张政策密不可分，但一味把日本的经济腾飞完全归因于美国的扶植和战前的掠夺，这是片面的，也是我们自欺的表现。实际上，战后得到美国扶植的国家很多，比如菲律宾，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和政策的失误，就没有做出日本一样的成绩。至少在目前看来，日本取得了成功。它成功的原因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然有一种长期战略的贯彻实施。近代中国传统的惯性和对世界变化的迟钝反应，使日本战略的成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和现实。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感情因素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稳扎稳打，在世界经济中制衡对手，取得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要以向日本学习为耻。这个邻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物质上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精神上他们有惊人的坚忍和执著……
某朋友讲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曾经在友人的书房中把玩过一把日本武士刀，据说是别人作为“古董”送的，更据说是由名铸剑师铸造的“真正的武士刀”，价值如何了不得云云。他对这把刀的价值不是很感兴趣，但藏在黑实的、朴实无华的刀鞘里面的，的确是一把冷森森的、寒气逼人的好刀。在刀身右侧刻着四个汉字——“忠勇刚毅”。
有时想，这把刀的前主人不知是谁，如果是日本军人，不知是否用来杀过人，甚至是中国人？猜想一把用汉字铭刻着中国古代圣贤圣训的日本军刀，是否用来杀过中国人，这本身就很有悲哀色彩的历史讽刺意味。中国长久以来作为日本的老师，近代却被自己的忠实学生逼得喘不过气来，是否该反思一下，向这个昔日的学生虚心学习一下强大之道呢？其实放下架子、虚心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强者的心态。自高自大、顽固封闭、靠“老资格”吃饭，反而是要不得的，是会害死人的。
所以，首先要学习日本人敢于超越老师的学习精神。日本人原来也很落后，很弱小。汽车也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的汽车工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还是非常落后，生产的汽车质量也很不稳定。根据当时丰田汽车公司的“太子”丰田英二回忆，当时他被丰田家族派到世界汽车之都底特律“朝圣”，起初被福特汽车公司的规模和气势震得“目瞪口呆”（见丰田英二的回忆录），大有“乡下人入城”的感觉。但一轮学习下来，临走时已经够胆量发出如下言语：“他们（福特）也没有什么神奇妙法，如果我们想做，也是可以做到的。”日本人当时到唐朝学习时，不知是否有同样的心态？不要小看这样的对手，这样的对手是值得尊重与重视的。同样可以作为中国人的好学榜样的，是一位被称为“霹雳小子”的、脾气火暴、放荡不羁的修车仔，名叫本田宗一郎。这家伙胜在好学，钻研汽车机械技术通宵达旦，总是满身混杂着机油味和汗味。而且不怕别人笑，已过而立之年，还挤在技术学院的教室外旁听，听课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要自己制造“合格的”活塞环，连讲课的教授听了都觉得好笑。但就是这个不怕人笑的好学的乡下小子，以“本田”这个名字，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汽车工业的格局。
其次，需要学习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某人并不是什么车迷，甚至对机械类的东西有天生的排斥，却发现国产某品牌的小汽车和进口日本的同一款汽车开起来感觉差别很大，其实是相同的发动机，相同的零部件，相同的设备和流程，但质量却相差了一个档次，实际相差的就是工人的制造工艺水平，相差的只是细节，点点滴滴的细节。据反映，另一款广告打得很响的国产轿车也有类似通病，方向盘旁边的一只水杯托都安装得不好，消费者花了数十万元钱买来的车，出现这样的问题，岂能使人对国货增加信心呢？实际上，把水杯托认真装好点既不多花力气，又不增加公司成本，却偏偏在这些细节上就做不到。我们往往有最出色的“战略家”、“策划家”，讲“宏观”，讲“大局”，讲“大势”，“侃”起来头头是道，就是缺乏从小处做起，把细节完善和执行得滴水不漏的重视细节的认真态度。
久居日本，并且对中国国民性提出振聋发聩声音的中国文豪鲁迅，临终前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② 1932年，轮训在北京辅仁大学的讲演中谈到中日两国国民性时这样说：“日本人太认真，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到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丰子恺也曾经由衷地说道：“日本学生的勤学苦干的精神，真是可以使人佩服的。”
斥日本非“妾”即“贼”的戴季陶也在《日本论》中这样说：“我确信日本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无论对于甚么事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整个民族打成一片。保守的人，他能够顽固到用性命去维持他所要保守的目的。革命的人，他真能够把生命财产一切丢开，努力作前进的斗争。”胡适是一个猛烈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也不由得这样赞叹日本国民所取得的成就：“日本国民在过去60年中的伟大成绩，不仅是日本民族的伟大光荣，无疑地也是人类史上的一幢灵迹。任何人读日本国维新60年的光荣历史，无不感觉惊叹兴奋的。”
美国人赖肖尔在《当代日本人》一书里这样写道：“一个世纪以前，日本人表现出伟大的社会纪律性，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和孤立状态到中央集权统治和国际交流的根本性转变；现在，他们以同样伟大的社会纪律性，经受了悲惨的战争和军事占领。——起初，他们（盟军统治者——编者注）在日本为革命大开方便之门，差不多希望爆发一场革命，但革命从未发生过。虽然日本的局势出现过动荡，但法律和秩序从未崩溃。不管什么时候，当较为激进的人企图发动暴动时，大部分日本人都会退避三舍。政府官员继续尽量好地履行具体的责任，教师继续执教，学生继续读书。每个人都想方设法适应新的环境。虽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如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日本社会依然秩序井然地延续着。”而《日本沉没》一书的作者，就不无自豪地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经历一次地震和战争的灾难，特别是大灾大难，日本的面目就为之焕然一新，从而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注释：
①原载《联合报》，作者：黎建南，《编译参考》转载，1992年6月。
②见鲁迅著《集外集拾遗》中《今春的两种感想》。
《犁与刀》 第四部分中国的潜力有多大？（1）
3。 中国的潜力有多大？
